宋朝是个很奇怪的朝代，读林语堂《苏东坡传》的时候，只看到苏轼被朝廷贬来贬去。想来苏轼二十岁离开家乡，和父亲、弟弟一起去考试，文章写得那么好，主考官欧阳修认为他是所有考生当中最优秀的，可是不敢给他第一名，给了他第二名。殿试过后，仁宗皇帝说这是稀世奇才，将来的太平宰相。
本以为学而优则仕，但实际情况呢，苏轼出仕时，正赶上王安石变法。他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和独立人格，不完全赞同王安石的观点，站在保守派司马光一边。他因此不被变法派的赏识，被贬到外地做官。
数年后，变法派失败，司马光派执政。按说苏轼可以翻身立命当家作主了。可他的依然故我，又不赞同司马光全盘否定王安石的新法。于是他又不得司马光派的赏识，不曾飞黄腾达。又过了数年，司马光派失势，苏轼却被认定为司马光派，又被贬官。
就这样一个大文豪，在仕途上折戟沉沙，一直不受领导待见，完全打了仁宗皇帝的脸。传记家们经常把苏轼的人生分割成两个阶段，乌台诗案前后，前者是苏轼，后者是苏东坡。在他的一生中，曾辗转多地，杭州、密州、黄州、惠州……
然而不单单是苏轼贬官，宋朝贬官几乎是一种常态，因为宋朝皇帝不杀文人墨客，只得变着法子整你，哪儿不好过待哪去，于是文学上也产生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很多作品基本是“左迁”。
在公元1072年，也就是熙宁四年的时候，苏轼携家眷离开京城赴杭州上任。这是苏轼仕途上一个较为重要的时间节点，在这期间，他不仅政绩斐然，而且文学作品产量多，所写诗词尽带赤子般的狂放不羁。因为这时的苏轼，还不懂得何为收敛，他的诗词流露出一种自我的英雄本色。即使是要挨锤，那也是后话了。
苏轼来到杭州之后，第一件事便是游览风光。新官到任，自然少不了几番应酬。那一天是六月二十七日，那望湖楼青瓦屋面，朱色单檐双层歇山顶，整个建筑宏丽古雅。只要登楼凭栏眺望，一湖胜景皆收眼底。苏轼借着酒兴乘船游湖，他写“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
这首诗随笔挥洒，字句精炼，表面上虽不着痕迹，却已将苏轼的惊世才华昭然若揭。他写诗填词，将生命的自然之态展露无遗。望见这湖山美水，他回味为甘。然而苏轼的内心，却有更深的呼喊。他一题五首，到第五首，他才和盘托出：“未成小隐聊中隐，可得长闲胜暂闲。我本无家更安往，故乡无此好湖山。”
他说，我本是乡野狂人，想把自己放逐在山林之间。现在却当上了地方官，不过离开京城也算是得了一点清闲。我本来就没有家，无处可去，而现在，我很心安。因为，这里有美妙的湖光山色，远胜过我的家乡眉山。
我想苏轼他应该很喜欢白乐天，在他的诗词中，曾多次化用前人诗句。白居易写：“我生本无乡，心安是归处。”苏轼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白居易在《中隐》里写道：“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而这里，苏轼写“未成小隐聊中隐，可得长闲胜暂闲。”
隐，对于苏轼来说很直接。大凡才华盖世男子的蛊惑远胜于美女，一如李白、杜甫、李商隐、苏东坡，这四种男子，李白飘逸仙彩不似人间，杜甫沉郁磅礴古今绝唱，李商隐奇丽鸿博深情至上，而苏轼则刚柔并济熔铸兼美。像苏轼这类男子，要隐去，做个小透明，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世上成千上万的人寂寞而绝望地生活着，所谓的听天由命正是对绝望的重新认定。隐，成了一种逃离和向往。
对于苏轼，有两种逃离，一种是从日常生活的包围中逃离，另一种就是远离人群，回到一个人的日常生活。一说起逃离人们往往想到前者，一点点的浪漫，再加一点点的决绝和无畏。人们总是把希望寄托给不可知的远方的未来，而不知道真正应该把握的生活就是眼前在过的一个个平常日子。人性最大的弱点，就在喜新厌旧。为了维护一个人的日常生活，苏轼选择喝醉。
我们看到过很多诗人的醉酒，辛弃疾《西江月》写醉态：“昨夜松边醉倒，问松问醉如何。只疑松动要来扶，以手推松曰去。”光这几句，大约所有的酒鬼都要俯首称臣。同样写醉酒，我偏爱苏轼。但那时苏轼贬谪黄州，他写《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胡适说，都是平常情感，平常言语，偶然碰着个诗人，变幻出多少新奇诗句，醉过方知酒浓，爱过方知情深。由醉酒转入生命感悟，如行云流水，既然是“倚杖听江声”，自然要接“长恨此身非我有。”
那时的苏轼，再也不宿营过夜，再不念苍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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