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壳如红缯，膜如紫绡，瓤肉莹白如冰雪，浆液甘酸如醴酪。”
白居易对荔枝活色生香的描绘，曾使年幼的我们边背边吞口水。但是荔枝产于南国，一旦离开本枝，一日而色变，二日而香变，三日而味变，四五日外，色香味尽去矣。所以杨贵妃爱吃荔枝，只能千里快递，劳民伤财，至今骂声犹在流传“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宫中美人一破颜，惊尘溅血流千载”。那么如此珍贵的古代“车厘子”，苏轼是如何能做到荔枝自由的呢？
其实，这首诗还有另外一个名字——惠州一绝，是苏轼被贬广东惠州期间而作。惠州背靠罗浮山，南临大亚湾，风光秀丽，四时如春。不仅如此，还有多种多样的热带水果，枇杷、杨梅、荔枝…于是我们从这首诗里看到了一个吃货的快乐，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但事实只是如此吗？是，也不是。
作为贬谪地，九百年多前的惠州尚是一片蛮荒之地，自然风光虽有胜景，但生存环境却异常恶劣。这里不仅民智未化、物质匮乏，更是让人闻之色变的瘴疠之地。
烟雨濛濛鸡犬声，有生何处不安生！
苏轼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以乐观的心态直面苦难，善于在贫瘠的生活中发现乐趣。被贬黄州时，他有鱼笋和猪肉，钱尽粮绝之际能自耕东坡，吃着粗粒糙谷也能品出“嚼虱”的乐趣；谪居海南时，他有味美价廉的海鲜，食芋饮水，著书以为乐。
贬所条件艰苦，不能沐浴，苏轼便发明了用手指按摩全身的“干浴”；岭南人贫，市井每天只杀一头羊，苏轼买不起羊肉便买羊脊骨，回去秘制炭烤，只要肯啃，总能啃出一点肉来；况且还有满山鲜甜可口的荔枝…这是他向苦难寻得的快乐。正是这些乐趣使得谪居的生活不再只是凄苦；也正是这种乐观使得人生的风雨不再只是伤痛。
面对荒蛮，他有荔枝。
面对瘴气，他有药。
瘴气是南方山林中湿热蒸郁致人疾病的毒气。
它是怎么产生的呢？一般认为热带原始森林里动植物腐烂，无人有效地处理动物死后的尸体，加上热带气温过高而产生毒气。这里又气温稳定，四时不变，因此瘴气四季不绝。根据毒气的不同有桂花瘴、菊花瘴、蚺蛇瘴、孔雀瘴、蚯蚓瘴、鸭虫瘴、黄蜂瘴等等。白居易曾形容瘴气“云烟蟒蛇气，刀剑鳄鱼鳞”。
瘴气氤氲，大量蚊虫携带病毒，感染人畜，最为致命。《后汉书》中有：“南州水土温暑，加有瘴气，致死者十必四五。”可知毒瘴的严重。因此古人被贬南蛮之地也是抱着赴死之心的，韩愈就嘱咐侄孙韩湘子：“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所以我们知道，苏轼所在的岭南绝非快乐之乡。苏轼深知疫病的严重，但地处偏远，缺医少药，怎么办呢？
苏轼想到写信给内地好友，四处求药，向好友们求白茯苓 、求地黄、求罂粟、求专门治瘴的豉等药品。不仅如此，他还亲自上山采药，甚至种药。在惠州期间他和儿子开辟了药圃，种了人参、枸杞、地黄、甘菊、薏苡等，并一一写诗咏之。
也许在外人看来很奇怪，这位异乡的老人没病储备这么多药干什么呢？
家里有药心不慌。常年宦海沉浮，苏轼一直有臂痛、痔疮的病根。又跋涉万里，来到这荒蛮烟瘴之地，必得自我保全了才好。况且把药送予邻里百姓，解人病痛，也是苏轼的一大心愿。
“病者得之，吾为之体轻。”
如果生病的人吃了药好了，我也会感到轻松舒服，就像自己痊愈了一样。即使贬谪天涯，一己难保，苏轼的民胞物与，爱民如己的精神始终没变。
苏轼就是这样，积极应对着他的苦难。
这已是苏轼的二次被贬（上次是乌台诗案），一路遭到五改诏令，一次比一次打击严重，从一个知定州（神京扼要重镇）的封疆大吏，被贬到了荒蛮的惠州，且已没有了签署公事的资格，受人监视。
韩愈被贬南荒，“惊恐入心身已病”，忧心愤慨；柳宗元被贬永州，郁郁哀哀，死于贬所；白居易被贬九江，青衫长湿，哀情切切。文人被贬，江湖失路，天地为之暗淡。
天涯游宦，总免不了寄情山水。有人赏景，总是脱不开满怀的心绪，物与我皆着我之色彩，泪眼看山河，山河亦哭泣。而苏轼南投的一路，留下的则是“暴雨过云聊一快，未妨明月却当空”的豁达与通透。即使是到了别人眼中的荒远之地，苏轼所看到的依然是罗浮山下四时皆春的景色。
这不是心智单纯与盲目的乐观，这是一种彻底的随遇而安。不是安于物，不是安于境，而是安于心。正所谓，此心安处是吾乡。
那么心如何安呢？心安则须心药。
位居高位是人生，困居岭外也是人生，形式不同，质本为一。真正的心安，是超越这些形式的。
虽然不再是官，甚至说是罪犯，苏轼也没有独善其身。在岭南，他出谋划策，治瘟疫，整军纪，镇灾民，还修建了两项重大工程——惠州的东西二桥和广州的自来水工程。苏轼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对同胞踏实的责任感，使得他已然超越了所谓的“官职”之名。心安于做事，而不在官名。
除了儒家，苏轼也深受佛家思想的影响。佛家讲忍辱，难忍能忍，难行能行；讲精进，勇往直前，百折不挠；讲禅定，心摄一境，不动不摇；讲智慧，清明朗澈，自照照人。
而苏轼将这些因素吸收转化，融会贯通，铸成一副安已惠人、乐善不倦、泽被万代的心药。
有了心药，精神不再焦虑，心灵自有安顿。
我们把这副药，称为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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