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王静波
我的妈妈肖青奇，在泗里河是一个有点名气的人。
那天我去泗里河医院给四叔拜年。几个老年阿姨看完病在医院闲聊，其中一个看了我一眼，又看了我一眼。她还用胳膊肘捅旁边的人，另外两个也看过来。我的样子有什么奇怪呢？我讲着泗里河话，与其他泗里河人不会有任何区别的。
“你是青奇姐的女吗？”终于一个阿姨开口问。
“是啊！”我遇见妈妈的熟人了。不过，好像也不太熟。
“青奇姐是哪一个呢？”
“哎呀，那个爱看电影的，做裁缝的，他们出去好多年了”。
“哦，是青奇姐啊，那记得，你长得和你妈妈像呢！我们是杨家村的，你妈妈好吧？”
我妈妈离开泗里河整整四十年了，这些别的村的乡亲还记得青奇姐，记得青奇姐爱看电影。爱看电影，几乎是我妈妈的个性标签，不仅泗里河村，恐怕整个泗里河乡都记得呢。
我妈妈，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泗里河女人。她的不寻常处，首先是爱上了我的爸爸。
我爸爸59年考上湖南大学中文系，后来院系调整转到湖南师大中文系。大学毕业分配到澧县教书，工作没几年就犯了莫须有的错误，回家种田了。手不能拿，肩不能扛，白面书生一个，如何能做得了农民，但又有什么办法。都说农民苦，一个做不好农活，但又不得不做，学中国文学、感情细腻的人，在巨大的思想包袱压迫下，爸爸该是一种什么样的苦。每天醒来，面对的不再是诗词歌赋，不再是在讲台上的意气风发，而是一担又一担，永远挑不完的石灰，推不动也推不完的鸡公车，无穷无尽日复一日的劳苦、灰心、绝望，再加上别人指指点点同情叹惜，怎一个苦字了得。
不到二十岁的妈妈，却爱上了将近三十岁的爸爸。
也许，是因为看到爸爸苦吧，十八、九岁的年纪，本就是最单纯最善良的时候。也许，是看上爸爸帅，爸爸尽管个子不高，但长相很端正很斯文，即使只穿件背心，也掩不住那股书生气、文雅气。也许，是因为看多了落难公子时来运转的故事，让爸爸身上有了不一样的希望。或许，是家里的极力反对，让妈妈爱得更为坚决。这些妈妈不肯明说，他们吵架时，妈妈说过是自己瞎了眼。不过他们吵架说的话我也是不信的，他们吵过闹过，很快就可以好的。
有一点，可以肯定，妈妈爱上了爸爸的才华。五六十年代从农村考上大学，没有十分的才华，是不可能的，爸爸应该是泗里河第一个大学生。妈妈家有个亲戚当过国民党，很有见识，尽管成分不好，但他的话外公还是听的。这位老人与爸爸交谈后，大为赞赏，这也是外公最终同意这门婚事的重要原因。当然，王家的书香门第，嗲嗲翁妈（爷爷奶奶）的好名声也是一个原因。
我爸爸真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人。我读过将近二十年的书，遇到过好多的老师，即使是名声显赫的大教授大专家，也没有比我爸爸更博闻强记、思维敏捷的。我们这些晚辈尽管博士教授一堆，但论诗词，论历史，无人能与他对话。爸爸是一个被时代耽搁了的才子，这是我们晚辈的共识。
爸爸的才学在做农民时也并非全然无用。不管他在哪里干活，尽管力气不大，干得不如别人多，但他在集体劳动中很受欢迎，因为他会讲故事。劳动中休息时刻，他是人群的核心，大家都围着他，听他绘声绘色讲着各种故事。他学的就是中国文学，还曾经创作小说，又过目不忘，他肚子里定有海量的故事与趣闻。他的存在让一起劳动的人觉得很开心很有意思。田间地头，成了爸爸文化教学的另一个讲台。妈妈每次回娘家也很有面子，因为，每次外公家亲戚相聚，爸爸也是说话的中心，各种故事不仅吸引了外公家的各个亲戚，甚至把外公家的邻居们都吸引过来了，总是一大屋子人听他讲。
是金子总会闪光，公社知道了爸爸的存在，抽调他去写作各种材料，成了半个公家人。后来又请他做民办老师，爸爸不仅成了泗里河金牌语文老师，也显示出很强的组织能力，他创办了泗里河农业高中，泗里河林业高中。恢复高考后，泗里河不少青年考上大学、大专、中专，他们大多是爸爸的学生。应该说爸爸对泗里河70年代的教育事业功不可没，他的才华仍然发挥出作用。
妈妈为什么如此看重才华呢？妈妈只读了初小，小学离家太远，有七八里路，要翻几座山，山上还不时有老虫（老虎）和野猪出没。很多女孩都不去读书，读完初小算读得多的了。外婆去世之后，外公就叫她停学了。有段时间，妈妈曾在桃江县城住，帮大姨妈带大表姐。在那里，妈妈认识了县剧团团长的爱人，那人觉得妈妈声音清脆，爱唱歌，身材匀称，脸相端正，活泼开朗，说她可以向剧团推荐，让妈妈去学唱戏。妈妈兴冲冲回家，告诉外公要去学唱戏，被我外公一顿好骂，学什么不好，去当低贱的戏子，绝不同意，也不再让妈妈去县城，让妈妈跟着他学裁缝。我外公是家乡方圆几十里顶顶有名的立豪裁缝。那时的裁缝没有固定的裁缝铺，哪家请就去哪家做，外公常年在外忙不赢，我妈妈就开始了跟着外公四处做裁缝的生涯，也成了小有名气的女裁缝。妈妈是筑金坝人，筑金坝离泗里河六七里路，她就是在泗里河做裁缝时认识了落魄回家务农的我的爸爸。
不能继续上学，又不能去学唱戏的妈妈，对文化，对外面的世界无限向往，遇到了满腹诗书、温文尔雅、见过世面的爸爸，她就离文化、文学、艺术近了，她的人生理想就实现了一大半，哪里还会在其他的农人、工人、手艺人中挑对象呢。
妈妈结婚时，不到二十岁。想来婚后是很幸福的，可以整天听爸爸讲故事了。但浪漫的日子不长，很快她就生了我，浪漫戛然而止。
等我懂点事，就有人告诉我，我妈妈最初是不让我叫妈妈的，要我叫她阿姨。这个阿姨妈妈到第二年又生了妹妹，生两个女儿之后，她就有了生儿子的压力，也不觉得做妈妈难为情了，我终于可以叫妈妈，成了一个正常的有妈妈的孩子。三年后，我弟弟出生，我们家的人到齐了。
有了三个孩子，爸爸也早终止了农民生涯，外出教书了。一个满脑子戏文、歌曲的裁缝师傅，吃尽了苦头，也使我们三姐弟的童年与其他人大不相同。
一个问题是，妈妈很难保证我们能按时吃饭。
妈妈做裁缝，生意好，做的又特别的仔细讲究，慢工出细活，每一件，不管料子高不高档，她都要完美无缺，所以她做得就特别慢。衣服做好了，拿到衣服的顾客都是非常满意，感恩道谢的。但妈妈是很少能按约定时间做完的。客人来催，我妈妈就承诺新的日子，客人再来，我妈妈还是交不了衣服，又承诺新的日期。别人再来，可能还是没有新衣服拿。别人就有意见，我看着都着急，不好意思。我妈妈就只能是陪着笑，一次次地宽展时间。妈妈也想快一点，又不能昧了良心砸了招牌，就只能加班加点干。我妈妈带着三个孩子，养着两头猪，喂着好多只鸡，要种菜，要做饭，要做家务，农忙时还要到队上出工，又要被人催着做衣服，这样的压力与劳累，在农村妇女中是很少有的。
这样劳累，妈妈很难按时做饭，即使按时开始做，也不能按时做完，因为她对于做家务实在太外行。妈妈不让我和妹妹做饭，因为我们有更重要的任务：打猪草。我们每天要打两次猪草，早上先打一篓才能去上学，放学回家再打一篓。打猪草得外出，不能边打猪草边做衣服，但在家做饭就有可能兼做点衣服。只是她同时干两件事，基本上，我们就不能按时吃饭。我们打完猪草回来，她有时火都没烧燃。我们常常饿着肚子去上学，等她做好送到学校，往往已经上完了两节课。尽管我们家不是穷得没饭吃，但我们经常饥肠辘辘。
晚上是妈妈做功夫的好时候。特别是我们睡下，她就心无旁骛了。我们睡下，妈妈就开始唱歌，我们总是听着妈妈的歌声入睡。我们睡着了，她的歌声也不停，只是声音小了些，邻居们称之为夜半歌声。小时候觉得妈妈唱歌是因为她喜欢，因为唱得好。我们全家搬到常德西洞庭一中之后，妈妈不做裁缝了，晚上也不唱歌了。有次问她，为什么晚上不唱歌了呢？妈妈说，现在晚上不怕了啊。哦，原来妈妈的夜半歌声是为了给自己在乡村的黑夜里壮胆啊！
不过，我们与其他孩子相比，也有更快乐的地方，就是跟着妈妈看了好多电影。
妈妈是个十足的电影迷。只要有电影看，她都要带着我们去。泗里河及杨家村、万家园、朝中等周边的大队只要有电影，我们都会去。后来石门来了个钻探队，叫304，经常放电影，我们必去。妈妈看电影的名气大，只要有人知道304放电影，都会告诉我们。我们邻居中也有几个年轻人爱看电影，他们经过我家门口必然会叫上我们，真的是“同去，同去，于是一同去”了。石门304离我家有七八里路，电影是露天的，那些工人和附近的农民是肩了板凳去，我们太远，不可能肩着板凳走这么远，在那附近我们也不认识人，所以我们都是站着看电影。什么《羊城暗哨》，什么《野火春风斗古城》，什么《铁道游击队》，我们都看过了，而且不止看一遍。看电影是多么幸福的事啊！只要知道晚上看电影，我们整个下午都激动兴奋，临行前，一颗心砰砰跳，整个人要飞起来，路途遥远有什么关系，站得腿痛有什么关系。电影有时放一场，有时放两场，我妈妈就一定要等到幕布放下来再离开。
那时的冬天很冷，雨水也多，冬天的露天电影一样有巨大的吸引力。我妈妈一样带着我们去。我们经常穿着塑料雨衣或打着伞看电影。看完回家，伞和雨衣硬邦邦，收伞或脱雨衣时，经常是一地的冰碴。
晚上看电影也难吃到晚饭。因为去304看电影路途遥远，带着几个孩子走过去，要一两个小时，很难有时间做饭，有时做好了也没时间吃。只要我们小孩不反对，我们就不吃饭去看电影，妈妈承诺看完电影做好吃的。但常常是，看完电影，好不容易走到家，妈妈做饭的功夫我们早就睡着了，这一餐就只能第二天吃。
有时，电影散场时我们也会走散。有一次，人都走光了，我们没找到妈妈，我带着弟妹在黑夜里走回家，一路上弟弟都在怀疑是我们走错路了。前面的人走老远了，后面没有人，总觉得后面有狗或者鬼跟着，我们三个人一个搂着一个，互相壮胆。那时我十岁，妹妹九岁，弟弟六岁。快到家了，才遇到回头找我们的急坏了的妈妈。
爸爸不在家，他也不知道我看电影的细节，我们不会告状，因为我们也爱看电影。但瞒不住翁妈，翁妈往往事后知道，也没办法拦，就只能揪着心。我估计翁妈说过妈妈，但没有当我们的面说。妈妈和翁妈的关系极好。外婆去世的早，妈妈把翁妈当做亲妈，我们家有任何好吃的，包括每年新出的第一茬辣椒，新出的第一球玉米，我们都是摘了先给嗲嗲（爷爷）翁妈吃。他们尝过鲜后，我们才会吃。翁妈总是和颜悦色，恐怕即使说过妈妈，话也不会太重。翁妈有没有向爸爸告状呢？也许有，也许没有。
我们看电影看到什么程度呢？看到会背台词，会唱电影的歌和戏文。看的最多的是花鼓戏《打铜锣.补锅》，越剧《红楼梦》《追鱼》，还有《五朵金花》《刘三姐》等，一场追一场，反复看，这些电影妈妈和我们三个孩子都会唱也会演了。
我妈妈在泗里河人缘极好。70年代，泗里河做生意的不多，堂客们除了农忙时节出工，平时的工作就是打猪草、做饭、做家务，空闲时间比较多。三三两两的聚在一起，好的时候好的不得了，恨不得穿了一条裤子，不好的时候就会吵架。泗里河堂客们吵架也是我爱看爱听的。但我妈妈从来没有和其他堂客吵过架。嗲嗲翁妈，叔叔伯伯，伯娘婶娘嫷娘对妈妈都很好。上边的邻舍，四伯娘、三伯娘、机子铺的二翁妈，看着妈妈的眼神都是甜甜软软的。妈妈作了擂茶一定会给她们送去，她们作了擂茶也一定叫了我妈妈去，说“青奇，青奇，你要歇一下，来喝碗擂茶。”下边的邻舍，冬大翁妈，二嫷娘，国珍家的满翁妈，陇上福保嫷娘，刘玉珍伯娘，还有爱云嫚嫚，都对妈妈很好，她们经常来家里坐，聊天，陪妈妈做功夫，有时甚至帮妈妈锁扣眼。
每年八月，收获红薯的时候，收获的除了红薯，还有红薯藤，红薯藤是冬天最好的猪饲料。剁红薯藤、煮红薯藤是很艰巨的一件事。把红薯藤割了，红薯挖出来，再把红薯红薯藤运下山是爸爸的工作。剁红薯藤，男人家是做不了的，要靠堂客们。我不知道别人家是否靠自家堂客剁红薯藤，我妈妈则是每年都请婶娘、伯娘和其他朋友们来帮忙，她负责做擂茶或换茶给她们喝。堂客们自带砧板、菜刀，围着堂屋坐一圈，每个人扯着龙一样长的红薯藤，咚咚咚咚，剁将开来，刀后面的红薯藤龙越来越短，刀前面的粉碎了的红薯藤就成了座座越来越大的小山。堂客们说着笑，唱着歌，或者轮流背毛主席语录（那时好像谁都会背毛主席语录，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用泗里河话背），一屋的红薯藤就剁完了。
春插、双抢等农忙时节，妈妈也要出工，而且带着我们几个小孩一起去。插田一般是单独核算劳动量，妈妈就有点霸多。把秧挑了来，她就把秧尽可能地撒开，占住更多的田，生怕占得少了，插得太少。但她不是插田里手，我们几个孩子更不是，所以天要黑了，别人都完工回家，我们还剩一大块没插。有两家人总是会帮我们，我们不走他们也不会走。一个是刘玉珍伯娘家的哥哥姐姐，一个是陇上福保嫷娘家的哥哥姐姐，他们对我们特别好。
妈妈人缘好，可能是妈妈有手艺，功夫好，受人尊重，也可能是妈妈愿意帮人补衣服做衣服，毕竟比起靠手工缝补衣服，缝纫机来的更快些。妈妈被泗里河人喜爱，甚至是宠爱，我们几个小孩到哪家去，好像也挺受人喜欢。我对泗里河的人情有着非常美好的印象，这种印象甚至扩充到所有农村。找对象时，我一个重要的择偶标准是，要找从农村读书出来的，因为农村人很善良、很好相处。
我妈妈做妈妈也有独到的地方，除了带我们看电影外，她还特别能理解我们爱玩的心。我和妹妹每天硬性的任务就是打猪草，打完猪草就是自由玩耍。不用打猪草时，我们几乎都在二嫷娘家玩，他们家孩子多，来玩的孩子也多。跳间、跳绳、跳橡皮筋，抓石子，游戏总也做不完。而且那里的菊嗲（二嫷娘的家公，高位截瘫）开着做戏服配钥匙的铺，好多人到他柜台里聊天，唱戏，讲白话。我们坐在菊嗲那里，听着看着，如醉如痴，一天都可以不起身。他们吃饭时，我们也常一起吃，二嫷娘对我们比对她自己的孩子还好，我们还经常在她家睡。我们在二嫷娘家，我妈妈就很放心，估计她自己都想来，来听唱戏，只是她要做的事太多了。
本来，妈妈这么忙，她是可以训练我们做家务的，很多人家像我这么大的女伢，全套家务都可以做下。但妈妈一直觉得家务不用学，到时就会做，我们要做的是读书。所以，打猪草之外的家务，我们想做就做，不想做就是她做。她就比别人的妈妈更累，我们就比别人家的孩子更快活。不仅如此，我妈妈还以不要我们做家务为骄傲，宣称她从不会因为家务耽误我们的学习。她一般说到做到，但也有做不到的时候。比如一次刚对家访的老师说了绝不让家务耽误我们学习的两天后，下雨，正是贴红薯（栽红薯）的好时节，她就要我贴完红薯再去上学，结果我一整天都没去学校。不过那一天晚上我开始了人生第一次自学。看完当天应该学习的例题，就可以独立解题了，没上学也没什么损失。
离开泗里河时，我妈妈33岁。从20岁到33岁，她在泗里河渡过女人一生最美好的年华，泗里河的人生是她不能忘却的。她也给泗里河留下了种种传说，即使有些稀奇好笑，人们也是善意地充满爱意地笑她。
202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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