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登基为帝后，任用贤臣，虚心纳谏，上下悅服，国家大治。
但依然有一些官吏贪赃枉法、收受贿赂，唐太宗对此很是忧虑，就暗中派遣亲信去试着贿赂他们。果真有官员接受了一匹绢，唐太宗很是生气，想要杀掉他以儆效尤。
时任民部尚书的裴矩据理力争，置唐太宗的圣盛怒于不顾，毫不客气地当面批评唐太宗：采用钓鱼执法，陷百姓于法网之中，这种做法是不对的，它不符合儒家“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古训。
唐太宗最终欣然纳谏，并召集五品以上官员，大赞裴炬遇事不阿附依从，能够据理力争。并感慨说：如果每件事情都能有官员据理力争的话，还忧虑国家治理不好吗？
裴炬力谏唐太宗钓鱼执法一事儿，司马迁是怎么看待的呢？《资治通鉴》给出了答案：
臣光曰：
古人有言：君明臣直。
裴矩佞于隋而忠于唐，非其性之有变也；君恶闻其过，则忠化为佞，君乐闻直言，则佞化为忠。
是知君者表也，臣者景也，表动则景随矣。
译文如下：
臣司马光说：
古人说过：君主贤明，则臣下正直。
裴矩在隋朝是位佞臣，在唐朝却是忠臣，不是他的品性有变化。君主讨厌听到自身的过错，那么大臣的忠诚就变成谄侫；君主喜欢听到直言，那么谄侫又变成忠诚。
由此可知君主如同测时的仪表，大臣好像日影，仪表移动那么日影跟随移动。
在司马光看来：君主贤明，则大臣正直。
为什么会这样呢？司马光分析到：贤明的君主往往乐于听到群臣的直言，昏庸的君主往往厌恶听到自己的过错。“上有所好，下必行焉”，有什么样的君主，自然就会有什么样的大臣。君主昏庸，则大臣谄侫；君主贤明，则大臣正直。
以裴炬为例，隋朝末期，隋炀帝杨广好大喜功，沉湎酒色，喜听夸耀之词，恶闻劝谏之音。谄谀之人青云直上，劝谏之人脑袋搬家。群臣莫不战战兢兢、以求自保，哪里还敢直言进谏呢？甚至于各地起义风起云涌，隋王朝岌岌可危了，也没人敢上报实情。好不容易有个宫女说了实话，隋炀帝却认为她妖言惑众，砍了她的脑袋。在这种政治生态中，裴炬也就保命为上，处处顺遂杨广，成了一个谄侫之臣。
到了唐朝，情形完全不一样了。唐太宗李世民乃一代雄主，奋发有为，乐于纳谏，且待下宽仁。裴炬因而也就敢于在朝堂上公开指责君主，据理力争，毫不退让。因为他知道，即使逆了龙鳞，也不会丢了脑袋，反到会让君主更为倚重推崇。
裴炬在隋朝为谄侫之臣，在唐朝为忠直之臣，并不是他品性上有什么变化，而是因为所侍奉的君主不同啊！
由此，司马光感叹：君主如同测时的仪表，大臣好像日影，仪表移动，那么日影跟随移动。
总而言之，在司马光看来，君明臣直，君昏臣佞。为人君者，不可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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