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至，宜把酒言诗。
1959年，意大利诗人夸西莫多（Salvatore Quasimodo）在其诺贝尔奖获奖致辞中提到：
诗歌离不开北欧神话的供养，这还只是一种传承||诗歌既与和谐相关，亦与不和谐相亲||诗歌的听众也许是具体的一个人，亦或一千人||社会有反诗歌倾向，但诗歌绝不会忽视无处不在的人性||诗歌的道德视野、审美情趣和关注点与绘画、雕塑、音乐相类||学者和评论家也许有理由对诗人表示不屑，但他们未必了解诗人的初衷||诗歌是孤独的产物，如同诗人这100年间感同身受的非人待遇及其困惑||在因政治影响分崩离析的社会里，诗人的“狂想曲”直指人心，但总似不合时宜
帕斯捷尔纳克——1958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日瓦戈医生》作者——有一次来到诗人曼德尔施塔姆的新家，走的时候说：“瞧，房子总算有了，可以写诗了。” 这话老曼不爱听，他写下《公寓静如一张纸》作为回应，其中一句是：“（公寓）不是赫利孔山的灵感之泉……而是古老的恐怖激流。”
曼德尔施塔姆夫人认为诗歌和小说的创作方式不同，“曼德尔施塔姆：‘我不是谁的同代人’” 一文中则将其归纳为（文字按西区觉得舒服的方式做了调整）：
诗歌需要发声，但在创作时，嘴唇的翕动是一种即将发出声音的状态，而一旦从翕动变成声音，这就意味着这首诗的创作在突出嘴唇的音节中已经完成，即通过“嘴唇写作”完成。这也许诗人与小说家的不同，即：诗人通过嘴唇的翕动创作，他们可以无视外在条件的约束，使写作成为极简主义的注脚。小说家不可能通过嘴唇来创作一部长达几十万字的长篇，他们需要更多东西，至少需要笔、稿纸和安静的房间，甚至某种长期的准备或储备，这些都是对小说创作的约束。
然而，上述“戏说”既贬损了诗歌，也贬损了小说。
夸西莫多在获奖致辞中还提到，他不是想给诗歌树立某种范式，只是有感而发；曼德尔施塔姆则继承了法国浪漫主义传统和知识分子的使命感，认为诗人应该是社会真善美的代言人。夸西莫多强调的是诗歌，曼徳施塔姆强调的是诗人。但显而易见的是，我们不能仅从上面的信息碎片去了解何为诗歌、何为诗人以及诗歌与诗人的关系，乃至于诗歌于人类的意义。
显然，弄清何为诗歌及其之于我等的意义，远比确定诗人的优劣更重要。姓和名作用如果不能成为我们进一步前行的向导，何益之有？这除了“爱”就是、就更多的是小众的爱屋及乌或公众因误导而指鹿为马，因为很多人并不具有必要的阅读经验却居井底而小天下。
直接给出诗歌的定义是一种做法，但不如从某个宏大的概念出发去比较其与诗歌的关系，这既可以合理地规避技术环节的讨论和争论，又有助于我们居高临下，去更为深入地了解诗歌的属性。毫无疑问，哲学可以作为该等宏大对象之争议最少的“人选”。
阿兰·巴迪欧（Alain Badiou）认为，有关哲学和诗歌的关系，最初的论述来自于希腊伟人柏拉图。墨尔本大学讲师Justin Clemens是巴迪欧研究者，他对巴氏《The Age of the Poets》的解读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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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是将哲学和诗歌对立起来的始作俑者，他认为哲学——与数学相通——因其确定性是有利于“理想国”的思想，而诗歌很难说是某种思想。诗歌难免新奇和多义，不具有“思想”这一概念本身所要求的稳定性。诗歌须由哲学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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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兰·巴迪欧虽是柏拉图的拥趸，但基于其幼时的多元化教育和自身爱好——曾经的毛粉和坚定的左派——巴迪欧堪称“艺术家”，“既写小说也写诗”，他并不认为柏拉图的看法依然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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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始终具有不妥协性（intransigence）；因为难以“驯服”，柏拉图排斥诗歌，不愿让她走进“理想国”。但时过境迁，当尼采、维特根斯坦像艺术家的时候，当奥地利和英国的哲学家像科学家的时候，马克思诉诸于科学与政治，在阿兰·巴迪欧看来这都是哲学的退步，在这样的情形下，诗歌悄无声息地“取代”哲学，成为时代“思想”的化身，亦即：
For Badiou, this situation — in which philosophy "sutured" itself to one or another of these phenomena — is a disaster. The age of poets is an epoch in which philosophy illicitly gave way on its own project in the name of one or another master. Hence Badiou states: "In a situation in which philosophy is sutured either onto science or onto politics, certain poets, or rather certain poems, come to occupy the place where ordinarily the properly philosophical strategies of thought are declared."
因此，"Today, however, the age of poets is over, and philosophy proper is back — philosophy such as Badiou’s own, which now knows it must listen to artists, scientists, political activists and lovers at the same time, without dictating the terms." 而且，"Perhaps it is true you can’t teach an old dog new tricks, but it turns out you can still teach an aging philosopher. And the new trick the philosopher can learn is the oldest trick in the book — the fountain of youth that is late poetry."
这似乎是说，按阿兰·巴迪欧的理解，今天，诗歌——她的本性并未发生变化——不仅提升了自己在哲学视野里的形象，而且从柏拉图定义的“哲学之敌”进化为“哲学之友”。因此，诗歌的“费解”——肯定比小说和散文费解——是其想传达的某种“思想”过于抽象或不得不抽象使然。当然，这样“定义诗歌”忽略了其“贫苦的出身”：生于洪荒和幽暗，没有纸墨笔砚兼文盲当道，为了便于传播和被传播，诗歌必须短小精悍，押韵，朗朗上口……。
再者，如果按柏拉图以降包括阿兰·巴迪欧等对诗歌的理解，我们似可以说，中国诗歌（包括古典诗歌）尽管有文字表象或描述（自然或心理）技巧上的成就，但普遍缺乏“思想性”。例如，我们可以从唐诗宋词里看到连篇累牍的爱情、同情和心情，但它们多不构成哲学意义上的“独立思想”。我们可以从“红酥手，黄縢酒，满城春色宫墙柳”里读到陆游的哀痛，美则美矣，但“抽象”地看，其仍然不过是作者对ex的怀念，这和普罗大众因失去亲人而油然而生的哀伤在本质上并无分别。我们绝不能说因为陆游能把心中的哀思写出来他就更高贵或者更有“思想”，遑论更高尚或更有意义。不，过于具象的爱恨情仇从来不是哲学关注的对象，哲学里没有琐屑的生活细节。因此，因为抽象，理论上诗歌可以超越寻常的文学作品（脱胎于神怪传说的江湖故事），接近传统意义上的哲学。
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还可以说：一，寻常的爱情诗歌——中国古典和大多数现代诗歌均属于广义的“爱情诗”（包括泛泛的抒情诗以及继承前苏联的政治讽刺诗和文革中的各种打油诗）——也许更像“歌词”，亦即最原始的诗歌，有情绪却未必有“思想”，不是“哲学家”青睐的诗歌；二，中国现代诗歌之所以未能获得欧美主流文化的认可不完全是语言问题，也不是翻译问题（北岛诗歌的英译多出自一流译者的手笔），而系“思想性”不足所致。
尽管如此，诗歌也许真就那么美好，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轻易地从贴着诗歌标签的文字中获得某种哲思中的诗意或诗意中的哲思。
后记
此文原稿大约写于2015年上半年，后遗失。是次修订前为友人修订过一次，在此致谢。另，两年前看来还读了一些书，现在，则平庸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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