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为止，已有的考古成果证明，山西自远古时代就是华夏民族重要发祥地之一。尧都平阳（临汾）、舜都蒲坂（永济）、禹都安邑（夏县），这些今日山西境内的市县至今还留有诸多历史文化遗址和美丽传说，以待后人挖掘和发扬光大。
山西是中华民族在夏商周时期的重要活动区域。
这可以视为山西历史文明的起点时期，也是此文从历史角度观察山西前途命运的时间起点。站在这个历史起点，穿越历史沧桑直达当下，抓住重要历史事件和时间节点，我们也许可以大概捋出一个山西前途命运的演化轮廓。
这个轮廓，也许没有历史学家、文物考古专家对细节的斟酌探讨，却能让我们从整体上对山西的兴衰有较为理性的认识，这便算是此文的重要贡献了吧。
从夏商周始至春秋时期诸侯长期争霸结束，这段时期，公元前458年～453年，韩赵魏三家，灭杀智伯，瓜分了历经周成王分封唐叔虞、晋文公重耳改革图强、晋楚城濮之战（晋国胜）后一度在黄河流域称雄的晋国，直接把历史推进至战国时代。
此后，无论是秦汉时代属于“天下之中”（三河地区即河东、河南、河内为“天下之中”）河东郡的晋西南，魏晋南北朝时期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北方少数民族进军中原引发的“城头变幻大王旗”混乱局面，还是隋唐大统一时期晋阳城仅次于长安、洛阳的政治地位，山西借助介于北方少数民族入侵者和中原政权之间的地理位置、黄土高台俯冲周边及中原政权的冷兵器时代军事地利，始终处于中华民族发展大势的核心地带。
也就是说，自公元前2070年夏王朝开始，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至唐朝灭亡、公元980年宋太宗火烧水灌晋阳城，长达三千多年的悠悠岁月中，“天下形势必有取于山西”的判断或者观点，其主要依据在于“地利”——山西毗邻易于人类繁衍生息的黄河流域，介于北方少数民族入侵中原政权的必经之路，及可以俯冲周边包括中原政权的无与伦比军事优势。
简而言之，宋以前，山西的重要战略地位主要来自于“地利”。假若“地利”不变，甚至被加强了，山西是不可能走向衰落的。可惜，历史不容假设，世界在人类不断渗透和改造下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比如，黄河流域的人们有一天掌握了“打井”技术，就开始改变以往择水源地而居的古老生活法则，走向四面八方，开枝散叶，弱化了黄河流域文明“水”的吸附力。
比如，中原政权都城的地理位置发生变化，不再地处长安、洛阳，而是迁移至南京、杭州、北京等地。
比如，北方民族入侵的威胁不存在了，南方沿海地区的海上入侵成为重点。
……
总之，一旦原先促成“地利”的外部条件被颠覆，传统的优势逐步被削弱，如果短期内无法寻得新竞争优势，衰落颓势将很难挽回。山西，在宋以后的前途命运，似乎就落入了这一衰落颓势通道中，始终无法逃脱，直至今日。
也许有人不同意此种说法，会依据明清晋商之昌盛、民国阎锡山时期山西在全国的独树一帜等提出异议。不过，无妨，这本就是一种讨论，多些声音和说法才能慢慢拨开迷雾、形成共识。何况，对明清、民国时期的山西，冯潞在其著作《山西密码》、行龙在其文章《山西何以失去曾经的重要地位》中都有说法的，有兴趣的可以去品味一番。
沿着上面的思路，北宋统一天下后，定都开封，而非之前的洛阳；1127年靖康之变宋徽宗、宋钦宗被金国所俘后，赵构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继位，后迁都临安（今杭州），史称南宋。北宋、南宋时期汉政权中心不断南迁，使得山西不断远离“天下割据中心”的古老地理优势。
此后，元灭宋后定都大都（今北京），明灭元、清灭明后也最终都定都北京，直至1911年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结束了延续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制度，把中华民族带入民国时代。
元明清时期，北方的入侵依然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大患所在，而元、清王朝在把北方入侵者的胜利推至巅峰时，也由于汉文化的超级同化能力而走上了衰落，再一次弱化山西宋以前的“地理优势”，尤其是明清以降，受沿海地区西方资本主义“坚船利炮”影响，以往北方的古老狼烟已散，远离政权中心且不再拥有俯冲优势的山西，其传统地理优势不再。
当然，除了这些变化，冯潞在《山西密码》中一再提到的京杭大运河，这个后天天下大势的形成，也是必须谈到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
如360百科中所言，京杭大运河全长1797千米，开掘于春秋时期，完成于隋朝，繁荣于唐宋，取直于元代，疏通于明清，从公元前486年开始凿，至公元1293年全线通航，前后持续了1779年，是世界上最长的古代运河，南起杭州，北至北京，流经天津、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和浙江，沟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五大水系，正好处于我国东部地区由北至南的方向，我的认知范畴内山西能与之挂上点关系的也就境内海河的支流水系。而据有关研究表明，唐宋以来，京杭大运河沿河地区又恰是我国最发达的地区，人才、资金、经济活跃度与富裕程度都远超其他区域。著名的胡焕庸线，囊括京津冀环渤海、长三角地区在内的现实，似乎都成为京杭大运河引发国家发展大势变化的有力证据。
山西恰好与京杭大运河大势，相距甚远，无法勾连。
这也可以解读为：当华夏民族的发展由基于先天的地利——文明发祥地，向生产力提高后人类改造自然形成的后天大势——京杭大运河转变时，受地理所限，山西恰恰没能纳入到这经历千年之久才慢慢形成的后天大势中，进而逐渐走向了没落。因为，自“禹凿龙门，通大夏”，山西远古巨湖“鸿水”流入黄河峡谷，奔流向海后，山西境内的黄河水等水系一直受高台落差影响没能全线贯通，也未通过大型水利工程建设，经黄河、海河，与京杭大运河实现贯通，繁荣商贸，促进发展。
受益于先天“地利”三千多年的山西，最终也为地理所困，不仅陆地交通网络的贯通成本高昂、困难重重，而且水路的贯通乃至对外连接黄河、海河与京杭大运河也无法形成，最终失去了天下形势由先天向后天转变带来的新机遇。
明清以降，伴随西方“坚船利炮”入侵使得北方兵戈之患南移，在错失新的天下大势后，山西以往的先天“地利”优势已荡然无存，惟留人稠地狭、四塞之地之表里山河。
人稠地狭，田不足耕，四塞之地，为“人口外迁”“外出经商”埋下了伏笔。行龙《山西何以失去曾经的重要地位》中对此有确切说法——明初，山西人口总数403万余，相当于河南、河北两省的总和。洪洞大槐树移民，正是立足于山西庞大人口基数，以补充其它金元以来遭受战争重创地区人口不足的举措。外出经商，显然是为了“田不足耕”背景下的生存问题。而，事实上，晋地多为梯田、山坡地，不仅地力无法与平原地带水浇地媲美，而且不利于机械化规模耕作，交通不便，农业生产与流通成本高于平原丘陵地区。
在这种失去三千多年“地利”的背景下，山西晋商即便走出去经商，要想繁荣起来，称雄欧亚五百年，还是需要一个“引子”的。这个“引子”，学界和官方普遍认为是明朝实行的开中制，即商人通过向边塞军队供给粮食，获得朝廷颁发的“盐引”，使得商人获得到指定盐场和地区贩卖盐的权力。恰好，山西就有盐场，开中制就顺理成章为晋商拿到了第一桶金。“明清两代大批晋商驰骋南北设号建业，不仅在全中国范围内留下了他们的深痕足迹，而且在外蒙古、俄罗斯、日本、新加坡等地建立了‘国际贸易’”。不过，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与官方捆绑过于紧密的晋商终难逃脱伴随王朝衰亡而衰败的命运。
晋商这一小撮商人群体，虽然辉煌一时，却也难改变山西错失天下大势后的颓衰，即便清末曾国荃之后的传教士李提摩太、张之洞、胡聘之等通过大力兴办近代工业（机器局、火柴局、工艺局、纺织厂等）、1902年创办了中西合璧的山西大学堂、1907年山西境内第一条铁路正太铁路通车等，的的确确在四塞之地的山西开了风气之先。
这些举措，不仅开风气之先，在长期因地理文化而封闭保守的晋人观念中撕开了一道口子，让外部世界的新鲜空气流入了山西，在实业建设方面也着实有些建树。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成功，12月29日太原起义爆发，阎锡山被推选为山西大都督，在“保境安民”策略下，秉承清末开风气之先遗留的教育、工业基础，大兴教育事业，发展军事工业，在军阀割据混战的乱世倒也的确作了些有利于地方百姓好的事情，这与其推行的“村本政治”等结合起来，使得山西在民国独树一帜。
不过，其重视军工发展的思路也为建国后山西资源型经济的形成打下了历史基础。1949年建国后，在苏联援助工业项目、国家发展需求及政策安排下，也把山西推上了资源型经济的发展轨道。
历史地看，自夏王朝至公元980年宋太宗毁晋阳城，这段长达三千多年的岁月中山西因先天地理优势始终处于中华民族发展的核心地带，未曾脱离国运大势，也落下了“天下形势必有取于山西”的美誉。北宋以来，伴随国家政治中心的不断南迁、北移，京杭大运河后天大势的兴起以及明清以降北方边患转为东南沿海西方“坚船利炮”，步入衰落通道的山西，其先天地理优势被极大地削弱，政治经济地位一落千丈，即便曾偶尔闪现明清晋商之辉煌、民国山西之靓丽，却也不可回避地一步步沦为一般性地区。建国后，在国家安排下，山西虽为执能源牛耳之重地，却又因未及时成功转型陷入“资源陷阱”泥沼，无法自拔，恶化了地方政治经济生态。历经治理，时下的山西虽然已步入“两转”爬坡过坎阶段，但资源型经济畸重的现状仍未彻底改观，前路依然任重道远。
这并非悲观主义情绪支配下的论调，而是力求理性客观的轮廓性判断，目的也并非批判，而在于寻找到这个时代的新大势，主动融入，成功转型，跳出颓势，让山西走向新生。
在当下这个全球化、信息化的万物互联时代，什么是最大的大势呢？也许会有各种见仁见智的说法，我在之前的文章《地理视角下山西发展难点及出路浅思》中也有些许粗浅观点，但却都无法离开“开放发展”这个时下的发展底色调。
山西要想尽一切办法融入到“开放”这个时代大势中去，寻找出路，切莫迟疑。这对山西提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要求，因为“开放”虽是两个字，却内涵丰富至极。
比如，山西内陆开放新高地的建设，政策层面侧重的“岸港网、铁公基”这些硬件基础设施的建设，也明确提出了要搞开发区二次改革创新，拓宽省内经济发展的地理空间并提高经济发展的便利度、降低全省营商成本。这些都是很有必要的，涉及到了经济地理空间布局、公共基础设施硬件建设，但却只是“开放”发展的一环而已，并非全部。
敢于在全国范围乃至全球开风气之先的胆识和气魄，这种理念层面的软“开放”，在四塞之地的山西显得更加重要。有了这个，以往“等、靠、要”的中庸施政策略就会向着更为积极的方向转变，提高施政效率；而所有以往阻挡施政效率提升的旧式坛坛罐罐比如用人制度、政务体制机制和政商资源配置等方面的藩篱阻碍都会在这一过程中被消融掉，为革新力量所替代。在开风气之先理念支配下，这种转变将是全方位、宽领域、深层次的，不是某一个具体举措可以媲美的。因为，敢于开风气之先，属于认识革命范畴，是孕育新思想的源泉，从认识与实践的关系看必将对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产生全面而深刻的影响。就“开放”发展而言，这要排到第一位。
有了这个，无论开发区改革创新还是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各级决策群体在地理布局、投资建设等改革创新方面的思维认知将进一步大幅提升，进而在具体执行层面表现出敢为人先的创新迭出。
认知水平进入第一方阵，干工作创意无限，一个区域的发展根基将会被不断夯实，质量越来越高，使得区域勃兴之“内因”日益强健。
但，在一个合作共享发展的大势下，这对在经济发展领域处于弱势地位的山西而言，还不够。山西的“开放”，还需要在汲取外部能量上多下功夫。
在一个国家倡导建立开放型经济体系的大环境下，积极融入全球化，这个很有必要，关键是怎样融入其中，通过体制内在海内外的平台为企业提供贴心周全的政务服务、政策信息咨询等；通过与在国际上混得风生水起的国企、民企乃至国外跨国公司合作，“借船出海”，为本地中小企业创造合作发展契机；通过健全、完善和提升地方标准体系，对接国内与国际标准体系，提高地方产品和品牌的市场美誉度、市场份额；等等，也许都是需要认真思考并有所行动的。否则，融入全球化将仅是一场黄粱美梦，不能为山西汲取外部力量的。
不仅如此，我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国际倡议，显然机遇无限，是山西融入欧亚大陆桥建设的时代机遇。就国内而言，这可以视为是京杭大运河之后又一个面向国际社会的新后天发展大势，其意义绝不容低估。因为这一倡议是在我国复杂地缘政治现状、能源海上通道不能实现绝对掌控、欧亚大陆陆地大宗商品通道低成本等政治经济多重因素下提出的，如有些专家而言是建国以来我国第一次明确提出的国际性发展方略。这一方略一旦得到落实，地球村政治经济格局将发生大变，中国也将弱化乃至摆脱复杂地缘政治、海上能源通道的强国掣肘，在与亚欧各国的紧密经济贸易关系中迎来新的更广阔天地的合作与繁荣，打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欧亚之门”。这也许是我国全球化未来最值得期待也是最为浓墨重彩的一笔，山西切莫错过。
立足于这个判断，除了省内夯实根基的各种安排，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大势，对于想要转型成功的山西而言，无论下多大功夫都不为过，也都将在未来获益。山西可以与任何一个区域、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合作共享发展，但在资源条件限制下，紧紧围绕陆地“丝绸之路”建设这条大势主线，积极参与国家的安排比如中欧班列、全国物流及高铁建设规划的落实等，认真设计好、落实好山西关于“一带一路”的相关配套规划政策，把自己的煤焦冶电整套技术装备、大型工程技术设备、地方特色品牌产品和成熟的行业产业标准等推介出去，不断强化文旅、商贸与科技创新等方面的合作发展与交流力度，积极开拓并融入到欧亚大陆通道国家市场，秉承合作共享理念，久久为功，将大有可为，前程似锦。
历史地看，以往四塞之地联通世界的山河壁垒在高速公路、高速铁路和民用航空等交通事业的快速发展中正逐渐消融，高举法治市场经济的大旗，大力倡导敢为天下先的风气，不断优化经济社会发展地理空间布局，不断健全完善对接世界的“岸港网、铁公基”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逐步提高商贸便利度，降低山西境内的营商成本，并主动融入全球化尤其是陆上“丝绸之路”欧亚大陆桥建设中，走出封闭保守观念的束缚、不断夯实区域发展根基、主动融入新发展大势，也许在未来某一日，山西就可以水到渠成，轻松跳出“资源经济陷阱”，摆脱北宋以降的千余年颓势，凤凰涅槃，浴火归来，重现荣光，为中国和世界贡献更多晋人智慧与力量了。
如此，“华夏民族发祥地之一”“五千年文明看山西”等美誉，才能焕发出勃勃生机，实至名归，而非历史长河中的前尘往事。
（完结）
封面图片来自网络。
参考：冯璐 《山西密码》、行龙《山西何以失去曾经的重要地位》、360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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