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死之后他要进太庙，庙里头有一个神主，一个木牌位来祭祀他，这里头要给他一个称号，叫做庙号。庙号起源于商朝，在中国的大部分历史里历代封建帝王都是有庙号的。庙号最初非常严格，按照“祖有功而宗有德”的标准，开国君主一般是祖，继嗣君主有治国才能者为宗。
一般来讲，只有在某个皇帝在位时，国家完成开天辟地的首创事业，他的庙号才能被称为祖，其他的就只是宗（为了尊敬，一个王朝的祖先都被称为祖，这种情况除外）。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清朝的顺治皇帝，他的庙号为世祖，因为他在位期间清朝完成了从入关到基本统一全国的事业。康熙的庙号是圣祖，在所有朝代中，中期的皇帝能被称为祖的，似乎只此一人。
南北朝这些开国的君主庙号称为祖能做一番开天辟地的事业，要有不拘泥于当时常人的思想才能与之相配。在那个时代，人们都比较相信算命、风水、占星之类的事情。这些君主对待这些事情是报着一种只相信好的不相信坏的这样的态度。我们先来看看这些君主在思想上是怎么超出他们同时代的人的。
《世说新语》的作者刘义庆是南朝刘宋武帝刘裕的侄子，小时候就出类拔萃，这样的人在当时算是受过最高等的教育了。刘义庆在做尚书左仆射（类似于副总理）时，遇到了太白金星走到左执法星的天文现象。按照观星术，这种星象预示高官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不论刘宋文帝怎么安慰他，刘义庆还是坚持要外放到地方做官来避过这个所谓的灾祸。可见当时人的思想受禁锢到什么程度。甲子年的九月，贺驎部因为闹饥荒，领着自己的三万多部下来拓跋珪的地盘新市打秋风。北魏太祖拓跋珪当然不会咽下这口气，马上就要带兵反击。太史令晁崇反对，说今年不吉利。拓跋珪问为什么，晁崇说：“商纣王是甲子年亡的，兵家忌讳这一年打仗。”拓跋珪反驳道：“周武王不也是这一年胜的吗？！”南陈高祖陈霸先有一次出征讨伐一个地方的叛乱，手下的人说叛乱的那个人属相克陈霸先的属相，让陈霸先不要去了。陈霸先听了说：“等我灭了他，我把他的出生年月改了！”——帝王就应该有这种不受当前思想禁锢的魄力，所有的东西都是为达到我的目的服务的！当然也有思想太过不受约束做出的一些匪夷所思的事情。比如：北齐高祖高欢想干掉自己的头儿杜洛周自己当堂把子，事情没成功，杜洛周就派人追杀高欢集团的人。在逃跑的路上，高欢嫌儿子高澄拖后腿，就要把儿子扔了。这和当年刘邦逃命把自己的儿子刘盈从车上踹下来是相同的事情。
南北朝的这些开国皇帝还和刘邦有个相同的地方，那就是不像普通人那样关注自己家的那一亩三分地的家产和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小日子，他们想的是更大气的发财方式。周太祖宇文泰，少有大度，不事家人生业，轻财好施，以交结贤士大夫为务。南宋高祖刘裕不事家产，不事廉隅小节。陈霸先也在当时出名的不事生产。穷小子高欢轻财重士，为豪侠所宗。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呢。高欢从洛阳回来回答了这个问题：“……为政若此，事可知也。财物岂可常守邪？！”原来他们都是看清了当时就要社会动乱的政治形势，知道中产阶级马上就会破产的，所以做出了常人看来败家的事情，但是他们换回来的是有才干的左膀右臂。到最后，这些人当然可以像刘邦那样问那些嘲笑过他们的人说：“看看谁置办的家产多？！”
古书上说：“圣人同此心，圣人同此理”。南北朝的皇帝也经常做出和前朝皇帝相同的事情来。北魏太祖拓跋珪有太子拓跋嗣时年纪已经大了，他害怕将来太子幼年继位，出现太后专政的局面，就把拓跋嗣的生母杀了。拓跋珪给拓跋嗣解释说，这是学汉武帝当年的做法。历史之所以会重复，是因为他们会面临相同的问题，解决问题的做法相同也就很自然了。高欢消除了尔朱氏的势力，在北魏朝廷成为最有权势的人。宇文泰到都城去和高相见了。高欢见了宇文泰一面就认为宇文泰不是一般人，对宇文泰的评价是：“此小儿眼目异。”就把宇文泰留在了都城。后来宇文泰想办法让高欢同意他离开都城，走了一天后高欢就反悔了，派人去追，没有追上。这和当年曹操认为刘备是唯一可以与他争雄的人而把刘备留在身边的故事如出一辙。这些人都有识人的眼光和非一般的远见，所以做出了类似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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