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陶上的鱼

——读《寻找法律的印记：从独角神兽到“六法全书”》（一）

“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苏轼把阅读法律的书籍当作是辅佐帝王成为尧舜圣主的首因，可见阅读法律书籍的重要性。但自古以来，与法律相关的书籍均是以其晦涩难懂让人望而却步，尤其是法制史和法律思想史一类的书，更是枯燥无味得让人不知其所云。2004年，广州人余定宇采用了一种“以大众喜闻乐见的游记体裁来讲述艰深枯涩的法律史”的笔法写作的《寻找法律的印记：从古埃及到美利坚》问世，引起法律圈的轩然大波。华东政法大学教授，中国外国法制史研究会会长何勤华称其“开创了论述中外法律史的一种新的模式，一种新的风格，从而给读者以耳目一新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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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们还未从尼罗河的传说和巴比伦的旧事中走出来时，2010年，余定宇先生新作《寻找法律的印记：从独角神兽到“六法全书”》问世，同样的体裁，同样的笔法，他就像一个称职而渊博的导游，一边带着我们一路游览中国法律发展的历程，一边如数家珍的给我们介绍其中蕴含思想的博大精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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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与广大的读者们一起，从一种法律的视角，来观察中国历史五千年之兴衰，以探求我们民族未来发展之法诫”。作者用意之深邃，用心之良苦，可见一斑。现在就让我们跟随余先生一起，来一次中华法律思想的发展之旅。

1953年，沉睡于秦岭北麓的白鹿原上的史前遗址——半坡村原始氏族村落遗迹，像一只贪睡的巨兽突然苏醒，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国内外为之震惊。这座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母系氏族公社聚落遗址，向人们展示了六千年前华夏文明的伟大。单鱼纹盆上的鱼儿栩栩如生，其画工相较六千年后的今天的书画大家作品毫不逊色。但其中蕴含的“纯民的天性”和“‘万类霜天竞自由’的心灵舞动”让人感佩良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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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华夏文明的开端，无不包含着对自由的渴望，而对行为的规范即是对他人自由的保障，此乃法律所倡导的一贯精神。余先生带我们游览的第一站便是黄河岸边的山西大地。汾河岸边的洪洞县乃独角神兽獬豸的诞生之地，这里也是上古圣人尧舜的故乡，相传代表着公平正义的著名大法官皋陶在这里和獬豸一起匡扶正义、公正断案。在唐尧故园，依稀可见娥皇女英嬉戏的身影，尧舜禅让也似乎发生在眼前。舜继位之后，推行法治，从而皋陶和独角神兽登上历史舞台。这是中国法治的开端，理应为每一个华夏子孙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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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距离洪洞县向西直线距离约一百五十公里处的壶口，因黄河而闻名。而吕梁山下那个三过家门而不入的身影，也成为人们传颂的精神。浊浪排空，惊涛拍岸，掩盖不了大禹内心的呐喊——“让大河自由的流淌”。余先生从中让我们领悟到了“权利”和“自由”，这真是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所追寻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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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来到洛阳时，九朝古都的牡丹已经盛开。公元前1113年，周公姬旦出生于此。在牧野之战后建立“郁郁乎文哉”的西周，奠定了许多极其富有中国特色的法律制度，是“我们中华法系”的古老萌芽。余先生告诉我们，周公可能是世界史上，第一个往“法律”里加入和明确的“道德”要求的人，第一个把“政治”与“法治”紧密连接的人。这与我们倡导的现代法治似乎有着很多内在联系。周公遗训——“求天地之正中”无疑是一种法律理念。周公庙中，石榴树下，周公毅然推行了法律改革。三字经中有云：“我周公,作周礼。著六官,存治体”。周礼是中国法制史上第一部完整意义上的法律体系，虽然它仍旧摆脱不了东方式“宗教法”的属性，但在西周以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它对国家治理的基本法度的规范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周公提出的“明德慎罚”与现代刑法所倡导的罪刑法定原则、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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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新郑，春秋时期“郑韩故城”。公元前536年，郑国执行官子产在这里铸造“铸刑鼎”，中国法律正式迈入“成文法”时代。它比古罗马《十二铜表法》早了八十八年！余先生用文字带着我们绕着“郑韩故城”走了一圈，在东门内的集市上，我们看到了当年“刑鼎”放置的位置。这里是当年最繁华的市中心广场，我们依稀可见车马喧闹、人来人往。这里“与16、17世纪欧洲的威尼斯、弗洛伦萨、阿姆斯特丹一样，是一个市民热心于批评国事”的地方，这里活跃着另外一个身影，他就是义务“普法”者邓析。你经常可以看到他在这里针讽时弊，为老百姓解读“刑鼎”上的法律，他是一个真正的律师，他接受经济报酬然后提供各种法律服务。邓析是全世界律师行业的开山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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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开函谷壮关中，万古惊尘向此空”。我们辗转来到函谷关，老子在这里著有大名鼎鼎的《道德经》，“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余先生跟我们说，老子的“道法自然”的理念蕴含着“自然法”的思想内涵。我们现在无法探究出老子当时的真正意图，但我们明明白白的可以看出，正是这些思想，一直影响着我们中华民族生存繁衍的前行方向。学术问题在此不作深究，但他留给我们的思想，是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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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函谷关，余先生带着我们到达黄河之旅的最后一站——山东曲阜。这片黄河出海的山东大地，被视为中华儒家文化之根基所在。春秋战国时期，真可谓是法学学术繁荣的黄金时代，就是在齐鲁之地，孔子提出了“无讼”和“复礼”的主张，墨子提出了“兼爱非攻”、“法天、法仪”的观点，孟子更是高举“民本”、“民权”的旗帜，道家老庄各有思想。在法学界，魏国李悝著成《法经》，商君著成《商君书》，鼓吹“君主专制”和“严刑峻法”。余先生认为在这是因为墨家和道家的法学思想违背了统治者的意志，法家思想也最终没有被统治者所接受，最终，由汉代以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一直统治着华夏大地，其影响深而久远，从古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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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给这一阶段做个总结，那我们很难忽略其中的地缘因素，作为母亲河的黄河，是我们华夏文明的发源地。黄河两岸的所发生的一切，从仰韶文化到春秋战国的峥嵘岁月里，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用勤劳的双手造就了璀璨的华夏文明，智者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用智慧的头脑制定了丰富的社会规则。从而使中原文化历来被认为是中华文化的母体和主干，中原地区有着特殊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精神，这些因素奠定了中原文化在华夏文明中的历史地位。她有着“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的豪迈，有着“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的温柔，更有着“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的宽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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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作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判断, 十八届四中全会确立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总目标,形成了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等重要原则。这些也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历史规律和宝贵经验。重温中国法律历史，总结中国法律思想，无疑是其中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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