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不称汤武论

陶扬鸿

孔子叹美尧舜，不称汤武，诸儒未之注也。至苏轼作《武王论》而始发之，孔子之于先王，尧舜曰巍巍，禹曰无间，文王曰至德，而于武王则曰尽美未尽善。夷齐谏武王伐纣，谓其以暴易暴，至耻不食周粟，而孔子称之，其罪武王欤？而谓武王弑君，非圣人，则又过矣。孔子虽不称汤武，亦未非汤武，且于《易》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固是之也，岂非之哉？孟子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贼仁害义，已为天下所弃，非复君也，汤武以至仁伐至不仁，除暴安民，岂可以弑君论哉！桀纣之暴，毒极于民，汤武以至仁伐之；太甲之荒，不尊祖典，伊尹以大义废之，为非常之变，而行天下之大权，违经合道，夫岂庸人拘守绳墨者所能知哉！若以汤武放诛桀纣为弑，则伊尹之废太甲，亦当指为逆矣。而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则可，无伊尹之志则篡也。”亦曰有汤武之志则可，无汤武之志则弑也。伊尹之废，欲安宗庙也，所存者社稷；汤武之伐，欲安天下也，所存者生民。未有一毫自利之心，若为自利，则与张角、黄巢、董卓、桓温何异哉？所为者公，虽汤武之放诛不为逆；所为者私，虽燕侩之禅让亦为乱。拘守于经，则汤武似逆，而安天下者，汤武也；虚慕其表，则姬侩为高，而乱燕国者，姬侩也。是非在心不在迹，在实不在名亦明矣。苏氏以武王为弑君，如韩非以尧舜失势，而舜禹篡位，庄周以尧舜之禅让流为春秋之篡逆，汤武之征诛流为战国之争战，而罪二帝三王为乱天下，徒毁先王，非通人之论也。

至于曰：“使文王在，必不伐纣；纣不见伐，必以考终，或死于乱；殷人立君，以事周命，为二王后以祀殷，君臣之道，岂不两全也哉？武王观兵于孟津而归，纣若不改过，则殷人改立君，武王之待殷，亦若是而已矣。”亦迂而不通也。夫天下，天下人之天下，非一姓之天下也，天无恒命，民无常主，以尧舜之圣，而不能传其子，禹之汤功，亦恶能传子孙万代而不绝哉？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虞、芮之人决狱之周不之殷，天下之弃殷归周亦已久矣，惟势未集也。纣之暴，憔悴生民亦已至矣，武王愤独夫之虐，悯生民之苦，而躬行天罚，天之命移于周，民之心不安于殷也。汤之伐桀也，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武王之伐纣也，曰：“商罪贯盈，天命诛之。予弗顺天，厥罪惟均。”皆应乎天也。文王不伐纣，时未至也，武王伐纣，时已至矣。一姓之存亡，私也；万民之生死，公也。以武王之仁，忍视纣之暴而不伐，民之苦而不救乎？而待纣之死，或殷之改立君，何及哉！虽为征诛，不如尧舜之揖让，而势不得不然也。武王之代殷，似以天下私己，不及尧舜之美，而定天下之乱；季札之辞吴，实以国家让人，可比夷齐之高，适速吴国之亡。武王知权，虽违经而合道；季札徒为高，虽为廉而不救其国。而以苏氏之论，与武王乎？与季札乎？

而孔子不称汤武，孟子则数称汤武，何也？夫天下之伦有五，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是也。君臣至重，国之安危系之，君不君，臣不臣，则国不国也；父子至亲，家之祸福由之，父不父，子不子，则家不家也。家以成国，国以安家。民之秉彝，不可泯也。当桀纣之暴，诛杀大臣，残虐生民，无所不及，臣莫能谏，龙逢碎首，比干剖心，箕子佯狂，文王叹鄂侯之死而囚囿里。汤武秉天命以伐桀纣，欲安天下之民，而无君臣之分，何其难也。桀纣虽无道，不可以为君，而固南面数十载之天子，一旦放诛，行未有之权，犯天下之忌，心之恻隐怵惕有所不忍不敢，而以“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商罪贯盈，天命诛之。予弗顺天，厥罪惟均”，既为天命，欲安民生，岂复顾君臣之道哉？且“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君因民立。君臣之道固重，而君已不君，则臣亦何臣，万民之生死为大，则一时君臣之义为小。违经行权，权大于经也，若不大于经，而行权，是乱臣贼子之行也。放桀于南巢，而汤曰：“予恐来世以台为口实。”武王胜殷，而封武庚以须殷祀。非若后世之以天位为意，而绝前代之祀也。

汤武之伐桀纣，虽势不得不然，而为大变，行大权，非常道，不可为典要，非君有桀纣之暴，己有汤武之仁，何可为放诛之变哉！夷齐饿死，于此大变未通，哀君命之不全，以武王之不及尧舜汤文，耻食周栗，且武成之书，流血漂杵，而为之歌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实以虞夏之帝道望武王也。孔子于汤武有憾焉，故曰武尽美，未尽善。汤武逆取顺守，幸非羿、浞。而其流弊，则乱臣贼子假其义以弑君，乱亡相循。春秋之际，弑君三十六，孔子有所惧也，故美尧舜而不称汤武。孟子之时，暴君迭出，残害民命，则称汤武以警时君，不可恃君之尊而肆无忌惮，无道之极，君命可革。

于此可观道之降也。尧舜之禅让降为汤武之征诛，而汤之伐桀，犹曰惭德，放之而不杀；武王之伐纣，直数其恶而不讳，悬纣之首，未免过矣。故夷齐有“易暴”之歌”，商洛生“简迪”之怨，至周公平之。尧舜之禅让，美行也，而王莽、曹丕假之以行篡逆；汤武之征诛，义举也，而张角、黄巢假之以肆杀戮。非尧舜所能逆料也，而禅让非尧舜之仅德；汤亦恐后世以为口实，而征诛为汤武不得已之举。徒以禅让法尧舜，则非为燕侩之乱，则为莽、卓之逆；徒以革命法汤武，则非为角、巢之贼，则为李自成之乱。法先王之道，法其心，不法其迹也。

武王犹行王道，以天命民生伐桀纣，桓文之尊周，假仁义以行征伐。王之降为伯也。秦之灭六国，专以诈力为尚，而代周之后，复倒行逆施，焚书坑儒，灭先王之道。武王之胜殷，以鹿台之财散民，秦之代周也，积民之力以筑阿房。道之降也，至于秦极。汉法周道而不尽，则犹伯者之道也；魏晋宋齐梁陈，则又伯之不如。隋如秦，唐如汉，而唐又未尽于汉。五代犹战国，宋明犹汉唐，元清犹暴秦元魏，岂复三代之王道哉！禹之后，孰继尧舜之轨？周公以后，谁追汤武之踪？

呜呼！道之降，因乎世之变也。尧舜之上无桀纣，故可为禅让；汤武之上有桀纣，则不得不行征诛。汤首为革命，而曰惭德，武王有汤为法，则悬纣之首而无惭。三代之王，政教合一，君兼师职；后世之王，政教分离，师由士任。封建之变为郡县，犹禅让之变为征诛；寓兵于农变为兵农分离，犹政教合一变为政教分离。汉唐之不如三代唐虞，亦如程朱之不如周孔尧舜也。变极则反，民国革帝制，而君王不世袭，似反唐虞之道，而今社会之杂，人民之众，又不可以唐虞之道治之也。非明于天人之分，通于古今之变，孰能为圣王之道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