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杂记06｜由《尧典》和《皋陶谟》简述史料之真伪

读史杂记06｜由《尧典》和《皋陶谟》简述史料之真伪

在《中国通史简编》中，范文澜先生曾将“古帝中最受推崇”的大禹视为“部落联盟的最后一位大酋长”。通过综合种种文献典籍提供的证据来看，大禹-如果确有其人的话-似乎正处于这样一个十分微妙的位置：当他的一只脚还踩着禅让“大同之世”的时候，另一只脚已经处心积虑地想着迈向世袭“小康时代”了。也就是说，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里，大禹是为数不多的可以称为划时代的英雄人物之一。

然而，一旦我们用“划时代”这种带有强烈情感倾向的词汇去描绘大禹的时候，其实也很容易将读者引入另一种形式的危险境地。比如 ，我们是否会由于过度关注大禹前后两种时代的差异，从而有意无意地用概念割裂了本来具有高度传承性的历史进程？我们是否因为对“划时代”这个概念不言自明地理解，从而赋予了某些东西本来不具有或者与其真实模样并不相称的分量？

换句话说，当我们通过文献去接近历史的时候，我们到底在多大程度上靠近真相？我们是否在构建历史呢？由于一个历史人物的“复活”往往极大地依赖于材料的多少和真伪，因此很自然地，我们需要对提供证据的材料抱有一种审慎的态度。

仅就大禹而言，与其时代密切相关的《尧典》和《皋陶谟》仿佛像是愚公家门口“方七百里，高万仞”的太行、王屋二山，是任何想要学习上古史的人都无法逾越的两篇文章。

然而，当我们去阅读这两篇文章的时候，却不得不对它们的真实性表示怀疑。当然，从政治哲学的意义上看，《尧典》和《皋陶谟》一直是中国经学初兴之际的两大鸿篇巨制，说是政治思想与制度设计的龙凤双壁也不为过。但如果从历史角度审视，由于文章整体设计太过系统、细节描绘太过详细，反而适得其反地暴露出自己的虚假。如果不算冒犯的话，这正如列宁同志所开的玩笑那样：“他本来要到这个房间，结果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

概括地说，《尧典》中所描绘的的禅让制度以及选贤与能的君臣协作模式，《皋陶谟》中所论述的君主为政之德以及政府的天赋职能，完全不是他们那个时代所能够出现的思想，其中带有很明显的儒家托古改制的雕琢痕迹。这两篇文章是伪作，如今已经没有太多的争论，问题是这两个“赝品”作于什么时候呢？

如果只从文本长度上分析，首先就应该放在老子和孔子之后，因为就我们所看到的《道德经》和《论语》的样式，老、孔时代的文章都十分简短，更像是一种语录，某种情况下视为今天的微博也不为过，几乎不大可能产生类似《尧典》和《皋陶谟》这样的“鸿篇巨制”。换而言之，两篇文章最早也只会是战国的作品。

孔子之后，长篇的政治散文确实蓬勃发展起来，比如《墨子》、《孟子》以及《庄子》，每篇文章字数都比较长，而且尧舜禹等古帝也频繁出入于诸子的书中，似乎暗示着，这正是众多古帝复活的黄金时代。但考虑到《尧典》、《皋陶谟》浓厚的儒家色彩，我们似乎应该将更多的（当然并非全部）目光锁定在儒家范围之内。

孔子死后，最著名的一位大儒便是孟子 （前372-前289）。一般认为孟子活动于战国中期，而这个时候正是诸子游士传食往来于诸侯，推销自己政治学说最为密集的时代。

众所周知，战国时代最为显著的两大特色，其一表现为接连不断的大规模战争，其二则是包括诸子在内的士阶层的强势崛起，正是“百川沸腾，山冢崒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的动荡时候。（《诗经.十月之交》）不过，大规模战争带来的是“高岸为谷”，亡国败家的贵族不计其数，我们暂且不论。我们只说“深谷为陵”大量士人崛起的这个部分。

仅从文献反应的思想上看，这种士人地位的普遍崛起是从墨子的号召开始的。《墨子》的第一篇名叫《亲士》。在文章里，出身低微的墨子用革命性的语调对封闭的“世卿世禄制”展开了猛烈轰击。他说：“虽有贤君，不爱无功之臣；虽有慈父，不爱无益之子。是故不胜其任而处其位，非此位之人也；不胜其爵而处其禄，非此禄之主也。”紧接着，他又说到：“江河之水，非一水之源也；千镒之裘，非一狐之白也。夫恶有同方取不取同而己者乎？”总而言之，国家的生死存亡富强破败直接与人才挂钩，而人才是不能搞唯地位、唯成分、唯阶级论的，原则上只要有能力都应该得到任用，反之，没有能力的人，就应该把他们的屁股所占据的位置空出来。

这一点和孔子的贵族君子执政很不相同，倒更符合《尧典》里“选贤与能”的功利实用倾向。（功利实用是战国很突出的特色，可参看《孟子.梁惠王》的义利之辩。）如此以来，我们可以将《尧典》的年代进一步从孔子推进至墨子时期。但遗憾的是，关于墨子的生卒年代十分模糊。（《史记》中按说本来应该为影响很大墨子立传，但今本史记关于墨子只留下20多字，很可能是后来的儒者因为墨家与儒家针锋相对的立场删掉了《史记》中关于墨子的部分）。关于墨子生卒年的一种说法是约公元前468至前376。所以《尧典》产生的上限可能止于墨子。至于下限的确定，需要我们再把目光转回孟子。

当我们回顾孟子活跃的时期，其中有两件事情非常值得注意，一是他曾经所在的思想重镇稷下学宫。稷下学宫之中聚集了当时各家的政治思想大师，数目多达千人，儒家当然也包括在内。第二件事更加重要，即在公元前318年，燕国出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真实禅让事件，即著名的燕王哙让位子之。这次诡异的禅让事件像是一颗炸弹，引发了很大的政治后果，因为随后燕国被齐国入侵，几乎亡了国，齐国紧接着又被五国联军入侵，遭到重创。但最为关键的问题在于，这次禅让事件为什么偏偏会在这时候发生？它跟《尧典》中浓墨重彩的尧舜禹禅让有没有关系？抑或只是燕王哙的一次心血来潮？就算是燕王哙心血来潮，它这心潮是被什么鼓动的？

我想，作为事件的策划者和收益者，子之大概脱不开关系。或许他为了实现自己的篡位目的，曾组织了一大批儒生鼓风造势，大力宣扬尧舜禹禅让的故事。我们是否可以猜测，《尧典》正是这个时候为子之造势的一篇作品呢？

从上面的论述中，我们已经知道《尧典》是墨子之后的作品，而又是那样“巧合”的在公元前318年出现了真实的禅让事件，这不能不让人怀疑两者之间的关系。考虑到思想造势往往需要一定的时间，因此，大概在前376年到前318年之间（即墨子死之年到燕王哙事件发生之年）出现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讨论禅让的风潮，这个风潮的核心地带是在燕齐之地。

至于《皋陶谟》大概也是这期间的作品，因为其中大量出现的“五辰”“五典”“五礼”“五章”“五服”“五行”“五用”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邹衍的阴阳五行和五德终始学说，而邹言又十分巧合的是齐国人。

据《史记.封禅书》所言，“邹衍之徒论说终始五德之运”正是在“齐威、宣王时” ，更加巧合的是，他们还是在燕国论述的。《史记》记载到：邹子重于齐，适梁，梁惠王郊迎，执宾主之礼。适赵，平原君侧行拂席，如燕，昭王拥慧先驱，请列弟子之座而受业，筑碣石宫，身亲往师之。

这种种的巧合叠加在一处，我们似乎可以猜测，《尧典》和《皋陶谟》很可能是在齐宣王时代，由子之和邹言所共同炮制的一组作品，并造成了很大影响，最终导致了公元前318年燕王哙让子之禅让事件的发生。

当然，这次禅让事件以及邹言学说的余波自此之后一直绵延不绝，并且造就了大批著名的燕齐方士群体。到了秦始皇时代，这些方士以徐福、候生、卢生为代表，又帮着秦始皇浩浩荡荡去海外寻找三仙山和不死神药去了，而这个事件的失败又直接导致了后来的嬴政坑“方士”事件，当然如何再往后，董仲舒和汉武帝以及两汉的谶纬学也是重灾区……或许，这真是一种奇特的历史蝴蝶效应吧。

PS：孔子死后到孟子之间有一段非常重要的空白期，宋朝的道统是对这段空白期的一次重要挖掘，奠定了影响极大的先秦道统：孔子-曾子-子思-孟子以及《论语》-《大学》-《中庸》-《孟子》道统四书。但孔孟之间的这段重要空白期到底怎样，还有待于最近陆续出土的许多战国竹简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