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解放了中国企业，它们获得了自由，坦然直面国际市场竞争；同样在改革年代，中国的大学与自由和竞争却渐行渐远。中国的大学和整个教育系统依旧在政府的严格控制之下。在这里，中国市场化改革最严重的缺陷暴露无遗。只有在这里，我们才能找到中国经济问题的症结。
中国大学的理想与现实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后毛泽东时代的教育改革始于1977年高考的恢复，在时间上甚至早于1978年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当时邓小平号召党应当成为中国科学家和学者的“后勤部队”，让他们独自自由地进行科学研究。邓小平和其他中国领导人断定，只有中国成为一个用于进行科学探索和科技创新的国家，“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才有希望。令人惋惜的是，邓小平的誓言并没有打破中国政府对大学和科研机构的控制。中国大学更像一个意识形态无孔不入的行政官僚机构，而不是一个学府。因此，当中国市场化转型催生了蓬勃发展的商品与服务市场，并让中国成为全球生产领域的领头羊时，却没有为思想创造一个活跃市场。确实，在思想的创造、传播与消费的整个过程中，从教育体系到媒体都在政府严格的意识形态监控之下。
中国大学在最近几十年的市场化改革中发生的最明显改变，其实是高等教育的商业化和扩张。在社会主义体制下，高等教育由政府全额资助，并且仅仅只有很少一部分人享受得到，当然前提是高等教育确实存在（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所有的大学都被关闭了）。在80年代末，中国政府开始招收那些因为高考成绩不理性而不得不支付学费的学生。这样，政府不再是高等教育唯一的出资者。高等教育的商业化与扩张的速度在90年代迅速提高，中国进入了“高等教育大跃进”时代。1995年，18~22岁的年轻人中只有5%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而到2007年，这个比例提高到了23%。现在，中国已经是全世界最大的博士出产国。然而，钱学森在2009年临终前提出了一个清醒异常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
从组织结构分析
教育体系证明了数量上的增长无法弥补质量上的不足。“钱学森之问”在国内吸引了中国媒体的关注。从组织结构而言，中国大学的致命伤是缺乏自主性。大部分中国大学依旧依靠政府资助，并在教育部的严格控制之下。教育部负责任命国内主要大学的党委书记和校长，党委书记比校长有着更高的行政级别，也经常对学校的运作有着更大的权利。中国大学设立的学位和专业都要经过教育部的审批。通过对财政，人员和专业的直接控制，目前中国教育部对高校的控制甚至超过改革之前主管部门对国企的控制。
从大学态度与偏好分析
在严格的政府控制下，中国大学越来越善于迎合教育部，而不是提供创新性的研究与教育项目，这种情况与改革前的国企没什么本质区别。除此之外，由于财务上的困境，各大高校在敛财渠道进行竞争。结果是，高等教育可能因此进入商业化，完成了扩张，但教育改革并没有带来思想的自由市场。相反，随着政府将大量财力投入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梦想之中，教育部对中国大学享有着越来越大的控制权。这意味着中国大学一定紧跟着教育部的行政信号转，而对高等教育中新出现的挑战置若罔闻。
从工资体系分析
1995年和1998年，中国分别启动了的“211计划”和“985工程”，着力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关键学科。教育部将在生产企业中运作良好的按件计酬的工资体系引入大学。大学教授的评估与奖励都基于他们所发表的作品，一个教授每年的收入一般由职称所决定的基本工资和发表的作品决定的奖金两部分组成。不难想象，在这种激励机制下，中国的教授们成为了发文机器。积极地来看，中国成了世界范围内科研论文发表大国。但正如“钱学森之问”一针见血所指出的，这种增长也有着巨大的代价。
几乎在人类的所有探险活动中，平庸者与杰出者在成就上的差异都是巨大的。就所有科学而言，引领者学科向前发展的只是为数不多的学术巨人。给那些爱好科学，以潜心科学为人生一大乐事的学者创造衣食无虞、精神自由的环境，人类的创造力会得到最大的发挥，科学才会有更大的机会进步。以绩效为基础的奖励体系可以强制学者发表文章，但必将学术动机与物质利益合二为一，没有什么比这更能扼杀科学工作者的创造力与原创性。
缺乏自由思想市场的影响
对科学的影响
考虑到政府无处不在的干预，不难理解大学的平庸表现。正如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论述，毁掉一个行业的最佳方式是给它行政垄断。大学所面对的行政干预如此严重，以至于物理学和生物学这种受意思形态影响极为有限的科学领域中，也几乎不存在自由的思想市场。因此，中国的传统智慧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理想，将很难实现。
对于中国大学而言，政府本质上控制着其投入（资金和人员）与产出（专业设立），几乎没有给大学任何自主权。最近，南方科技大学坎坷的筹办过程，包括不得已的推迟招生，向我们充分展示了这样一个充满挫折的例子。这所新成立的大学是地方创举，由深圳市政府鼎力支持。尽管不是一所私立学校，但和其他大学相比，南方科技大学独立于教育部和地方政府，有一定的自主权。这所学校与香港科技大学为榜样，致力于建设成华南地区的一流研究机构，为区域经济的发展提供急需的科学研究与技术革新。这所新的大学原计划于2010年秋季成立，但在3年多的准备之后，教育部却拒绝承认这所学校的学历，使其非常难以吸引学生。
对法律的影响
在教育之外，中国的法律和政治也深受缺乏自由的思想市场之害。许多在1978年《公报》中提到的问题现在依旧存在，当时的众多目标现在依旧等待实现。“无视严峻的民生问题的官僚态度”依旧广泛存在。在三十余年的改革之后，中国的法律体系依旧无法保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没有人能凌驾于法律之上”。
在毛泽东时代，政府对思想的垄断曾导致一个可怕的后果，邓小平在改革之前痛惜地把这个教训总结为，“反对领导人的观点就是违法犯罪”。由于人们无法表达忧虑，阐述他们的观点，异议人士迫不得已与政府产生直接冲突。在任何现代社会，最宝贵的财富都是那些拥有者批判性思维和独立思考的人，而这些人在中国却经常被贴上持不同政见者或其他标签。
从经济到教育，从法律到政治，中国社会的每个角落都缺乏充满活力的思想市场。从表面上来看，在自由思想市场缺失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在改革初期实现了卓越的增长，或许认为只有商品与服务的市场就已经足够。
对技术创新的影响
这种想法错的太远。缺乏自由的思想市场直接导致科技创新乏力，这早已成为中国企业致命的软肋。因为缺乏创新和残存的政府垄断，中国企业家们几乎没有什么创业机会。没有自由和开放的思想市场，中国就很难继续保持高速的经济增长，也无法进入全球科学和技术的领先行列。在改革初期，意识形态的枷锁被去除后，中国曾迅速缩小了科技和管理上与西方世界的巨大鸿沟。但要在未来保证稳定的高速增长，中国必须具备更积极的创新精神，以更少更清洁的能源为全球消费者们提供创新的产品。虽然中国只花了三十年的时间就从一个贫穷的社会主义国家转化为一个充满活力的全球制造业中心，但要成为新思想的全球生产中心，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经济生产越发变得知识密集型，商品市场长久健康的发展取决于一个开放的思想市场。与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一样，思想市场也是一个生产要素市场。思想市场也直接影响商品与服务市场的发展。由于市场运行基于消费者的选择，而正是思想市场塑造了消费者的需求，因此决定了经济领域中存在的是什么样的消费者，决定了他们的性格和价值观，最终决定了商品市场的性质及其运作效率。
思维定式阻碍思想市场自由化
在中国，从小学开始，马克思主义就作为科学理论和人类历史与社会进步的最终真理向学生传授。邓小平指出，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皆准的社会理论。但中国人已经形成的思维定式却根深蒂固：认为真理是完整的、永久的、权威的。但是，所有的知识都恰恰相反。思想市场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只有在与无知与偏执的无尽无限的斗争中，真理才会展现其面目。具备批判思想、愿意挑战权威，而又宽容、虚怀若谷的公众，是自由思想市场发展沃土。
思想市场自由化的逻辑与路径
张五常推测中国会转型市场经济时，主要依靠下面的判断：开放市场后产生的巨额经济收益能够降服改革可能遇到的所有阻力。基于同样的推理，中国的思想市场面临的前景更加广阔。1976年毛泽东逝世时，中国是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之一。到2010年，中国已经成为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有着全世界最多的网民、最多的手机用户和最大的汽车市场，如今的中国社会开放、信息通畅，充满动力与渴望。中国的大学也逐渐展露出进步的端倪，逐渐认识到学术自由是取得任何科学成就的前提条件。拥有全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中国经济，仍然有着巨大的增长空间。
思想市场的发展将会让知识与创新引导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国将不仅仅是全球的生产中心，也是创造力与创新的源泉。
资料来源：罗纳德·哈里·科斯, 王宁. 《变革中国》 中信出版社, 2013.
关注微信公众号：微乎财经科学，回复【变革中国】下载高清PDF全书。
微乎财经，专注共享经济与人工智能。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