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民族本 简秋丹 2017410225
摘要：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当中，作者想体现的是在随着启蒙思想的萌芽，传统的禁欲主义已经无法摆脱物质力量对人类生存的控制力，从而导致了人类社会对于物质需求的观念发生转变，以及生活方式发生变化。本文通过对社会伦理与经济行为的关系、以及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进行了解，加上二战之后资本主义经济发生的变化推动了大众旅游思想的萌芽，得出了精神与文化推动下的理性启蒙思想萌芽与心里驱动力的关系的结论，也就是大众旅游出现的原因。
关键词：禁欲主义、觉醒、消费观、大众旅游
韦伯指出：“在任何一个宗教成分混杂的国家，只要稍稍看一下其职业情况的统计数字，几乎没有什么例外地可以发现这样一种状况：工商界领导人、资本占有者、近代企业中的高级技术工人，尤其是受过高等技术培训和商业培训的管理人员，绝大多数都是新教徒……资本主义愈加放手，这一状况亦愈加明显。”对这种现象，韦伯举了许多例子分析其中的原因，他指出，从表面看似乎是由于天主教专修来世，新教着重现在的物质享乐，但同时却又存在既苦修来世又腰缠万贯、极度的虔诚和毫不逊色的经商手腕的惊人结合。这种结合使人们可以推测出：“在以苦修来世、禁欲主义、宗教虔诚为一方，以身体力行资本主义的获取为另一方的所谓冲突中，最终将表明，双方实际上具有极其密切的关系。”因此，问题只能是“艰苦劳动精神、积极进取精神（或不管将其称为什么精神）的觉醒往往被归功于新教，不必像流行的看法那样将其理解为对生活乐趣的享受……如果旧日的新教精神和现代的资本主义文化之间有什么内在联系的话，我们无论如何也不应在所谓多少带点唯物主义色彩或至少反禁欲色彩的声色享乐中寻找，而应在其纯粹的宗教品性中去寻找”。
社会伦理要求：是一种传统思想对人们行为的禁锢
社会伦理对人们的欲望以及行为进行了约束和支配，使得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要遵照传统的伦理规范，传播享受生活是罪恶的、不正经的行为，要遵循上帝旨意工作的思想。
禁欲主义
教徒的一切行为，皆是“上帝安排的任务”，要遵照上天的安排，必须要不停歇的工作，不能够罪恶的去享受生活，放纵自己的欲望。要求人们任劳任怨的工作，将这样的状态甚至理解为“上帝的安排”是一种恩赐，遵循上天旨意是一种荣誉。更是上升到人生层面：“此生即工作”，人生来就是工作的不存在享受。
经济行为
韦伯认为作为宗教的信教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中起到了绝大的作用，使人们对传统的经济行为方式思想根深蒂固：“在资本主义发生之前和初期，人们是不接受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某个人按每英亩1马克的价钱一天收割了2.5英亩地，从而挣得2.5马克。现在，工价提高到1英亩1.25马克。本来他可以轻而易举地收割3英亩地，从而挣取3.75马克。但他并不这样做；他只收割2英亩地，这样他仍然可以挣得他已经习惯得到的2.5马克。挣得多一些并不比干的少一些来得那么诱人。他并不问：如果我尽力去做，那么我一天能挣多少钱呢？他却这样文：我要做多少活儿，才能挣到以前挣的2.5马克来打发传统的需求呢？人并非天生的希望多多的挣钱，他只是希望象他已经习惯的那样生活。”“当消费的限制与这种获利活动的自由结合在一起的时候，这样一种不可避免的实际效果也就显而易见了；禁欲主义的节俭必然要导致资本的积累。强加在财富消费上的种种限制使资本用于生产性投资成为可能，从而也就自然而然地增加了财富。
新型消费观念和财富观念的产生：大众旅游出现的背景
逐渐摒弃传统的伦理规范，形成新的消费观念和财富观念导致了人们对物质需求的增加，促使了大众旅游思想的产生。
新的消费观念的出现：
新教在传播过程中塑造了新的消费观：“人只是受托管理着上帝赐给他的财产，他必须向寓言中的仆人那样，对托付给他的每一个便士都有所交代。因此，仅仅为了个人的享受而不是为了上帝的荣耀而花费这笔财产的任何一部分是非常危险的。”
在之后的发展中逐渐改造人们的财富观：
新教徒认为：个人有增加自己的资本的责任。“仅当财富诱使人无所事事，沉溺于罪恶的人生享乐之时，它在道德上方是邪恶的；仅当人为了日后的穷奢极欲，高枕无忧的生活而追逐财富时，它才是不正当的。但是，倘若财富意味着人履行其职业责任，则它不仅在道德上是正当的，而且是应该的，必须的。”
近代资本主义向现代资本主义的转变：
“正如卫斯理所说，那些伟大的宗教运动对于经济发展的意义首先在于其禁欲主义教育影响，而它们的充分的经济效果，一般地讲，只有当纯粹宗教热情过去之后，才会显现出来。这时，寻求上帝的天国狂热开始逐渐转变为冷静的经济德性；宗教的根慢慢枯死，让位于世俗的功利主义。”
大众旅游产生的原因：世界大战导致的思想变革以及宗教信仰的崩塌
“两次世界大战摧垮了新教的诸多理念，二战之后，人们放弃了新教伦理。西方文化中的价值观出现了断层现象，在西方文化中形成一股新的潜流，抵制着传统的新教伦理。”
二战之后，人们“渴求无序、狂欢状态”。“工作”“职业”“劳动”逐渐失去了新教伦理中的宗教意义。纳尔逊·格雷伯恩认为：“20世纪20年代，人们的生活注入了无节制的内容”。资本主义或者新教伦理的价值观、幸福观在二战之后再一次发生了流变：18世纪下半叶以前，占据主导地位的是贵族阶级的价值观：荣誉、传统、这首先是伴随量子物理学而产生的对传统的理性和逻辑的反抗。第二次质疑恰与西方绝对统治的完结相巧合，两次世界大战如果不是引起了，也是加速了这一完结。
则是来自马克思、弗洛伊德或1968年5月反抗运动和赫伯特·马尔摩塞对道德的批判。享乐原则一度取现实原则而代之，开始组织起傅立叶所预言的欲望革命。可以说，旅游正是对“此生即工作”的价值体系的一种抗拒，是对工业社会形成的劳动纪律、劳动制度的一种反驳：人们在旅游中所体验到的，不再是辛苦的创业生活中形成的资产阶级的幸福价值。在旅游的过程中，所谓的价值被无视了，不存在价值正是旅游的价值。
“自从禁欲主义着手重新塑造尘世并树立起它在尘世的理想起，物质产品对人类的生存就开始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控制力量，这力量不断增长，且不屈不挠。今天，宗教禁欲主义的精神虽已逃出这铁笼（有谁知道这是不是最终的结局？），但是，大获全胜的资本主义，依赖于机器的基础，已不再需要这种精神的支持了。启蒙主义——宗教禁欲主义那大笑着的继承者——脸上的玫瑰色红晕似乎也在无可挽回地褪去。天职责任的观念；在我们的生活中也象死去的宗教信仰一样，只是幽灵般地徘徊着。当竭尽天职也不再与精神和文化的最高价值发生直接联系的时候，或者，从另一方面说，当天职观念已转化为经济冲动，从而也就不再感受到了的时候，一般地讲，个人也就根本不会再试图找什么理由为之辩护了。”
“此生即工作”的价值体系提出反驳：人们在旅游中所体验到的，不再是辛苦的创业生活中形成的资产阶级的幸福价值。在旅游的过程中，所谓的价值被无视了，不存在价值正是旅游的价值。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史密斯和格雷伯恩指出：“在美国曾经很普遍的清教徒式的工作伦理是：工作是正当的、道德的和令人满足的。而这种观念对于那些“二战”以后出生的美国人来说已经不再被重视，因为现代人对生活的追求是及时行乐，工作的目的是为了挣钱，挣了钱又把它花掉。从旅游业来说，那些曾经用来买房、购车或应急的钱。现已用于旅游”。这才是二战之后大众旅游和旅游业蓬勃发展的最重要因素。
结语：
韦伯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是指个人把努力增加自己的资本并以此为目的活动视为一种尽责尽职的行动，把赚钱本身当作一种目的、一种职业责任、一种美德和能力的表现。韦伯说：“一个人对天职负有责任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社会伦理中最具代表性的东西，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根本基础。”本文通过介绍传统的社会伦理也就是禁欲主义的思想对人们产生的禁锢作用到后来新型消费观念的产生和二战爆发，人们思想的彻底转变，体现新教伦理是一种狂热的禁欲主义，而启蒙思想是一种合乎理性的思想，正是理性思想的启蒙促进大众旅游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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