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少时的我曾以为自己是一只关不住的鸟，每片羽毛上都粘满了自由的光辉。
那时电影院是我的游乐场。
太多的R级片，让我总觉得自己好像一直生活在夏天，那时候太阳总是有空出来伴随着我，阳光充足，太亮，使得眼前一阵阵发黑。我坚信自己会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一直生猛下去，就像是一只锤不死的牛。
离开学校之后的我终于开始面对这个世界，开始意识到自己终归也只是平凡众生中的其中一个。
工作不能代表你，
银行存款并不能代表你，
你开的车也不能代表你，
皮夹里的东西不能代表你，
衣服也不能代表你。
我开始担心自己死于二十岁，却要在80岁下葬。
我在电影中寻找慰藉。
那时电影院是庇护所，我在这里远离尘世的喧嚣，逃避着关于这个世界的一切。现实世界的一切逐渐变得躁动而亢奋，就像是怒火攻心里的杰森·斯坦森，拖着疲惫的身体永不停歇的一路狂奔，试图与这个世界对抗。
所以看电影有什么用？
它在躁动时抚慰我的灵魂。
它在逆境时带给我希望。
它带我领略更大的世界。
它为我实现梦想的可能。
它意味着一个更理想化的世界，一个我们未曾经历过的人生，一个光怪陆离梦想的一部分。我们在电影里与爱的人一起，去探索更大的未知世界。
选择工作。
选择生活。
选择要看的下一部电影。
在这里一直向前，直到老去。
网友评论
客观上讲，《手机》是否影射崔永元不是争论的焦点，焦点是崔永元如何解决这个矛盾。作为个人，你完全可以拿起法律武器起诉冯，或者约架打个你死我活分个你高我低，这都是自己的事，不能上升到社会事件层面。
但一贯以正义卫士自居的崔永元有些偏执得近乎失态，在网络江湖兴风作浪，不断抛出所谓“黑材料”施加威逼恐吓手段，一时间阴云密布浊浪滔天，成功吸引了全中国人民眼球，甚至压盖了美国对华发动贸易战争的风头。
崔永元不愧是中国传媒大学的教授，其运用网络传媒手段制造事件的能力，全中国也无出其右。
说实话，起初我挺喜欢崔永元这个人，但自从爆料事件发生之后，我对他的印象急转直下，他成功摧毁了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公正形象，沦为一个撒泼打滚、动则以头戗地的文化流氓。
首先，中国人向来鄙视告密文化。历朝历代统治阶级都建立了特务组织，比如唐朝的察事、明代的东厂西厂和臭名昭著的锦衣卫、清代的三织造署、民国的中统和军统等等，这些间谍特务组织的职能就是网罗罪名，通过刺探、收买、告密情报来达到排除异己目的。
按道理说，崔永元如果掌握了一干演艺圈人士的违法证据，完全可以光明正大地向国家机关实名举报，完全无需采用这种下三滥的威胁恐吓手段，今天爆一料，明天爆一料，人为地制造矛盾，在网络上引起群体事件，唯恐天下不乱。这一点，崔永元真是失算了。
其次，最让人不能接受的是，崔永元自称，在那些影视明星的工作室和助理中,竟然安插了“自己人”。请问这是一种怎样卑鄙的手段？后果是什么？是所有的演员与助理之间立刻陷入互相猜疑、互相提防的敌对状态，人与人之间失去了起码的信任，这种告密文化简直像文化大革命中学生揭发老师，儿女揭发父母，妻子揭发丈夫一样邪恶和恐怖。仅仅凭借这一点，崔永元已经输在了人格上，输在了人品上。
事件发酵，从诋毁冯小刚到攻击华谊公司，大肆揭露某些演艺人士在国外的房产，质问其巨额财产来源。这种行为是典型的“有罪推论”，就是因为你有钱，就是因为你在国外买了豪车别墅，你就一定有罪，就一定要向国家和人民坦白交代。如果崔永元真的得逞，那么中国公民的财产权体现在哪里？中国保护私人财产的法制精神体现在哪里？谁来保卫我们的私有财产？
事件继续发酵，崔永元又利用自身在网络上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公开诋毁影视企业，造成影视企业股价大跌，市值蒸发数以亿计，让无数普通投资股民损失惨重。任何一个法制国家都不可能允许这种情况发生，但崔永元就公然打着正义的幌子践踏社会公德和国家法律。
事件还没完，因为崔永元的激情煽动，广大无知网民竟然发起抵制运动，抵制一切华谊兄弟出品的电影，抵制一切华谊公司的影视演员。这是有多大的阶级仇恨呀，中国人这样热衷于抵制，跟日本摩擦就抵制日本，跟菲律宾南海之争就抵制菲律宾，新加坡参与美国对华制裁就抵制菲律宾，台湾闹台独就抵制台湾，仿佛中国人要抵制全世界的节奏。崔永元正是利用了国民的这种人性劣根，扇阴风点鬼火，一时间网络舆论鼎沸，大家什么都不要做了，不要去想方设法搞科研造芯片，不要去励精图治应对中美贸易战争，只管端着小板凳整天看崔永元像小丑一样蹦跳。
崔永元制造了2018年最喧嚣的网络盛宴，让全国人民陷入一场充满阴谋的狂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