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名士的洒脱、不拘礼节、率性不羁的性情是我们后世人对魏晋名士最敬仰的地方。先说说竹林七贤中的这几个人物:
阮籍邻居是个美妇，开了个酒肆，每每大醉都会倒眠在妇人身旁。其夫初疑阮籍有所不轨，但观察多日，见其并无他意。后人评此事，多讲阮籍坐怀不乱。而宗白华先生说，晋人风神潇洒，不滞于物。这句话更多的道出了魏晋名士对美的超脱感，他看到的只是来自生命本身的美。
阮籍的嫂子回娘家，籍与之告别，有人讥讽，阮籍冷笑:“儒家之礼岂是为我们这些人设置的？！”这是对传统礼教的反叛和颠覆，对率真诚挚情怀的向往与追逐。《晋书.阮籍传》:“籍容貌瓌杰，志气宏放，傲然独得，任性不羁，而喜怒不形于色。或闭户视书，累月不出;或登临山水，经日忘归。博览群籍，尤好《庄》《老》。嗜酒能啸，善弹琴。当其得意，忽忘形骸。”
司马家族对他尤为欣赏。司马昭曾经这样赞美阮籍:“阮嗣宗至慎，每与之言，言皆玄远，未尝藏否人物。” 就因为如此，即使阮籍放浪形骸，经常做出一些违背儒家礼法的事，也能被司马昭所容忍。比如在其局上，昭居中，幕僚大臣分坐左右，一个个都神姿严正，只有阮籍劈着腿，啸歌酣饮，旁若无人。所谓“晋文王功德盛大，坐席严敬，拟与王者;唯阮籍在坐，箕踞啸歌，酣放自若”。
还有，阮籍母亲去世，在司马昭照样吃肉，一样饮酒。一位大臣认为阮籍违背礼教，应流放以正风气。而司马昭却认为这正是阮籍丧母致精神委顿才如此，是符合礼法的，反而指责这位大臣不安慰阮籍为之分忧。可见司马昭是多么喜欢阮籍。
面对欣赏他的司马昭，阮籍的态度是:在政治上不以司马家为对手，但也不主动参与司马家的事，与之保持着一种微妙的若即若离的关系。他的这种处世方式，也深深影响了后代士人:内心世界，保留自己的田地，在权力面前做到独善其身。从这个意义上说，阮籍成为精神逃亡者的隐秘宗师。能有一个人如此欣赏自己，实在是难得。
阮籍爱酒，在“竹林七贤”应该排在首位。清醒时，放旷不羁;喝醉时，整日昏昏。
东晋名士王忱，最慕阮籍风格。他曾说:“阮籍心中垒块，故须酒浇之。”阮籍一度有很高的心气。他曾登广武楚汉古战场，发出千年一叹:“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阮籍胸中的垒块，郁积的不仅仅是魏晋间的一些事，更有个人抱负在时光中渐渐自我消磨而生出的兀自悲叹，以及人生中多少事身不由己的扼腕叹息。由此可见，魏晋名士的放荡不羁，也有着对世界的失望与厌恶。
阮籍的侄子阮咸是竹林七贤中的另一位，他的酒量在竹林七贤中排第三，他是知名的音乐家。琵琶是从西域古国龟兹传入中原的，阮咸将其改造，创造出一种新的弹拨乐器，这个乐器被称为“阮咸”，简称“阮”。有关他的故事不多，却足够惊人。
按照魏晋风俗，7月7日要在庭院中晾衣服，其他人家皆有绫罗可晾，而阮咸在院子里挑着晾了个粗布裤衩，人问之，答:“未能免俗！”充满讽刺的味道。
还有，他与族人饮宴，不用一般的酒杯喝酒，而是围坐在酒瓮旁，用大瓢舀酒狂饮，时有猪群拱来也要喝酒，阮咸并不驱赶，与群猪共饮。关于魏晋名士与酒的故事，在这里达到极致。
但对酒的热爱，莫过于职业酒鬼刘伶了。刘伶纵酒放达，脱衣裸形在屋中，有人见之便予讽刺，刘伶答:“我以天地为房屋，以房屋为衣裤，你们为什么跑到我的裤子里来了？”
刘伶喝酒很凶，他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带着锄头跟在身边，说:“死便埋我。”摊上这样的老公，做老婆的算倒霉了。最后，他的老婆真急了，把他的酒器都给毁了，劝他戒酒。刘伶说自己戒不了，只有当着神像发誓才能戒！让妻子准备点酒肉祭品去。他老婆大喜，在神像前，刘伶发誓:“天生我刘伶，因酒而来，喝一斛用五斗酒烧醒！妇人之言，实不可听！”随后，刘伶又一顿大喝，醉倒在地。一个爱酒至深的人，怎会戒酒？正如李白云:“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说的就是刘伶吧，他一生没做过什么事，仅仅靠喝酒而名垂青史，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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