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讲老师：啄木鸟的卓
我们开始今天晚上的上课。之前我们用好多节课讲了两汉文学。
秦汉只不过是秦朝和汉朝的文学比较，因为这一朝代比较短，基本上都是汉为主。
汉朝我们讲了很多了。主要汉文学成就在赋上面。很多诗人或者说文人比较优秀的作品主要都是在赋，其他就是散文。
今天主要讲魏晋南北朝文学！
一，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发展概况
魏晋南北朝时期跨度长达400年，从东汉末年的混乱到隋文帝灭陈统一，历经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
这个时期的历史特点分类多于统一，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导致文学发展也不平衡。
《三国演义》等文学作品都反映了这个时期的混乱和分裂。
在这一背景下，文学日益改变了它作为宣扬儒家政教工具的性质，而越来越多地被用来表现作家个人的思想感情和审美追求。随着社会思想的变化，文学逐渐成为了一种独立的学科，带来了文学的繁荣。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作品日见丰富，使得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人物品评在这一时期非常盛行，在汉末，已经流行着乡党评议的风气。魏文帝曹丕实行九品中正制以后，人物品评的风气更加兴盛。人物审美的兴盛对文艺审美起了催化的作用，有的文学审美范畴来自人物审美，如“风骨”、“骨气”、“风神”等。这些审美概念不仅影响了文艺批评，也促进了文学风格的多样化。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上层人士普遍热心于文学创作，文学社团的空前活跃促进了文学的兴盛。先后出现了以曹氏父子为中心的“邺下集团”，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竹林七贤”，以及包括陆机、左思在内的“二十四友”等。这些文学集团的出现造成了新的文学现象的产生，促进了文学风格的多样化。
从思想文化的角度来看，魏晋南北朝文学出现的这些“新变”，与佛教在中土的传播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佛教的兴盛和道教的风行，使汉代定于一尊的儒学相对衰微，带来了社会思想和学术文化的相对自由及多元化。这种思想的解放和文化的交融，有力地促进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艺术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文学不仅在体裁和形式上展现了新的时代特点，而且在思想和审美上也呈现出多样化和创新的特点，奠定了中国文学后续发展的重要基础
二，三国鼎立时期的建安风骨
三国鼎立时期的历史背景和政治斗争相当激烈。
在曹操和袁绍的关系中，袁绍成为讨伐董卓的联盟主，而曹操则没有太多关系。
在讨伐董卓后，出现了郭氏之乱等混乱局面。
在这个时期，各路诸侯都处于混战状态，但曹操在魏国得到了发展，并实行了一系列政策。
三国鼎立后，虽然边境上仍有战争，整体上还是趋于平稳。这个时期出现了建安风骨或建安文学，主要是指曹操和曹丕、曹植等人的文学成就。
建安风骨这一风格的特点主要包括：
1.人生短暂与壮志难酬的悲凉幽怨：建安风骨的作品中常常流露出对人生短暂和壮志未酬的感慨，这种情感与那个时代的社会动乱和个人理想追求紧密相关。
2.意境宏大与笔调朗畅：作品在表达上具有宏大的意境和流畅的笔调，展现了作者对世界的深刻感悟和艺术表达的精湛技巧。
3.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个性特征：建安风骨的作品不仅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动乱和民生的疾苦，还表达了统一天下的理想和壮志，同时体现了作者强烈的个性和浓郁的悲剧色彩。
4.雄健深沉、慷慨悲凉的艺术风格：这种风格以其雄健深沉、慷慨悲凉的特质，在文学史上被尊为“建安风骨”或“汉魏风骨”，成为后世文学创作的典范。
5.继承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建安时期的文坛巨匠如“三曹”（曹操、曹丕、曹植）和“七子”（孔融、陈琳、王粲等）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普遍采用五言形式，以风骨遒劲而著称，并具有慷慨悲凉的阳刚之气。
6.与河洛文化的密切关系：建安风骨的形成与河洛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一风格的作家长期生活在河洛大地，其俊爽刚健的风格深受河洛文化的影响。
建安风骨不仅是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现象，也反映了那个时代人们的精神面貌和社会现实，成为后世研究和学习的宝贵财富
三，竹林七贤与西晋灭亡的背景
竹林七贤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一群文人，他们在魏晋时期以狂捐的姿态对抗政治黑暗。
263年，魏国灭掉了蜀国，205年，司马炎代位自立建立了西晋，280年，西晋灭亡，进入了南北分裂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南方东晋偏安一隅，不想打统一全国，而北方少数民族开始起兵，攻陷了洛阳和闽地，导致西晋灭亡。司马睿在建业时，东晋在南方，属于南朝，但后来就分裂了。
”城门失火”的故事；在1000多年的魏晋时期，时局动荡，战争不断，出现了历史上著名的文人群体“竹林七贤”。
他们不拘礼法、我行我素；逍遥山林，终身不仕；谈玄醉酒、长歌当哭！
他们集中了知识分子安身立命的所有选择，从一开始到最后的聚散离合都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他们处在历史著名的“曹马之争”的背景下。
曹马之争指的是魏晋晚期曹氏家族与司马家族的斗争。
曹马关系从建安六年，也是是公元201年开始建立，这一年，曹操47岁，司马懿23岁。
这年，曹操刚打完“官渡之战”，意义风发、志得意满、广揽人才，想征召当时的青年才俊司马懿出来做官。
司马懿当时看不起曹操，认为他是官宦出生，而司马懿祖祖辈辈都是高官显宦，于是装病拒绝，这一装就是六七年。
建安十三年，曹操作了丞相，又开始招兵买马，又想到了司马懿，软硬兼施，司马懿于是“俱而就职”，从此，和曹操、曹丕父子二人南征北战，成为非常器重的心腹。
后来，曹操因为司马懿有了戒备之心，但都因为他会笼络太子曹休和善于取媚曹休而作罢。（“狼顾之相”与“三马同食一槽”的梦）
曹操非常信任他，连他的后事也是司马懿操办的，办的井井有条。曹丕对司马懿非常信任，司马懿也对他投桃报李，忠心耿耿，看家护院，尽心尽力。
曹丕也是一名短命皇帝，当了7年皇帝，40岁就驾崩了，他驾崩前，找了四位大臣，分别是曹真、陈群、曹休、司马懿来辅佐继承者曹睿。
曹睿在位十三年，司马懿除了忠臣，还是名良将，他非常擅长打仗，百战百胜。
曹睿也是一名短命皇帝，进入而立之年，生命已进入倒计时，他不仅短命，更是膝下无子来继承大统，他不得不收养了两个男孩，这两个男孩是曹芳、曹询。
在弥留之际，他将当时只有八岁的宗室继承人曹芳托付给司马懿、曹爽。
但后来，曹爽飞扬跋扈、专权独断，这也是导致司马家族反叛的借口之一，曹马家族明争暗斗，内部矛盾激化。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当时的这样的历史背景，也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比如“竹林七贤”。
三，南朝时期的政权更迭与文学发展
东晋灭亡后，南朝（宋、齐、梁）的四个政权，即宋、齐、梁、城。这些政权都建在南京，属于南朝时期。
虽然这个时期社会政治局面处于分裂状态，但相对安定，各种商业、手工业、农业得到发展，文学也得到了发展。北朝则从匈奴族刘渊开始，历经北魏拓跋氏统一北方，政权更替频繁，战争不断，导致社会混乱，经济疲乏。
整个时代呈现了多元化的局面，给文人作家创作提供了广泛的发展空间，文学回归到了非功利性、自觉的时代。
四.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兴衰与特点
首先，作家创作意识更加明确，彰显灵性与个性，抒情性增加。其次，诗歌和赋的表现更为明显，诗人创作意识得到了提高。
《古诗十九首》和抒情小赋开始回归到抒情方面，启发了魏晋南北朝的抒情风气。最后，建安文学继承了汉乐府《古诗十九首》以及汉末抒情小赋的创作精神，体现了作家的意识和存在意识。
五.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题材的拓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题材的拓展，包括山水田园、神仙和人体等题材。
这些题材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黑暗和文人寻求出路的心态，也体现了他们对陶冶性情、寄托情怀的需要。山水诗以道家的外化形式，表达天地运转的道理；田园诗则与混浊黑暗的社会相对立，是一种理想化的审美境界；神仙题材则出于文人寻求出路、寻求长生不老、养生的需要。
宫廷宫体诗人在写工体诗时，主要描写女子的容貌和体态，以展示人体的美。
六，魏晋南北朝文学风格与特点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发展。在这个时期，诗人追求对称美，注重语言的自然和质朴。
开始自觉地追求自己的风格，以体现自己的思想情感。这个时期的文学风格绚丽多彩，如建安时期曹操、曹丕、曹植等诗人的作品。此外，七言古诗也形成了，如曹丕的七言诗。在这个时期，文学理论逐渐形成，如曹丕的《典论文》等。这个时期的文学发展丰富多样，对文学本质的认识加深了人们对文学的理解。
七，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自觉与繁荣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发展。在这个时期，文学开始形成自觉，作家们开始关注文学理论，形成了新的文学体系。
这个时期也出现了批判和继承的态度，既批判前人的作品，又继承前人的成果。
例如，陈子昂、李白、白居易等诗人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进行了批判，但同时也对他们的作品进行了肯定和推崇。
这种批判继承的态度为唐代文学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因此，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阶段，对后来的唐代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八，魏晋南北朝文学讲解
中国古代小说有两个系统，即文言小说系统和白话小说系统。魏晋南北朝时期，只是文言小说。这时的小说可以统称之为笔记体小说，采用文言，篇幅短小，记叙社会上流传的奇异故事，人物的逸闻轶事或其只言片语。
在故事情节的叙述、人物性格的描写等方面都已初具规模。作品的数量也已相当可观。但就作者的主观意图而言，还只是当成真实的事情来写，而缺少艺术的虚构。
它们还不是中国小说的成熟形态。中国文言小说成熟的形态是唐传奇，白话小说成熟的形态是宋元话本。
综观这段文学，是以五七言古近体诗的兴盛为标志的。
五古在魏晋南北朝进入高潮，七古和五七言近体在唐代前期臻于鼎盛。
魏晋南北朝期间，文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文学的自觉和文学创作的个性化，在这些变化中是最有意义的，正是由此引发了一系列其他的变化和发展。
这期间宫廷起着核心的作用，以宫廷为中心形成文学集团。集团内部的趋同性，使文学在这一段时间内呈现出一种群体性的风格，另一段时间又呈现为另一种风格，从而使文学发展的阶段性相当明显。
魏晋南北朝文学是典型的乱世文学。作家们既要适应战乱，又要适应改朝换代，一人前后属于两个朝代甚至三个朝代的情况很多见。
敏感的作家们在战乱中最容易感受人生的短促，生命的脆弱，命运的难卜，祸福的无常，以及个人的无能为力，从而形成文学的悲剧性基调，以及作为悲剧性基调之补偿的放达，后者往往表现为及时行乐或沉迷声色。
这种悲剧性的基调又因文人的政治处境而带上了政治的色彩。许多文人莫名其妙地卷入政治斗争而遭到杀戮，如孔融、杨修、祢衡、丁仪、丁廙、嵇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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