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自杀率一直在世界居高不下，学生自杀本也不算什么耸人听闻的鲜见事情。然而，疫情之后，我国相继发生的好几起密集的中小学生自杀的事件依旧引发了大家的普遍关注与焦虑。
5月6日晚6点，西安一名9岁的小女孩，因为无法按时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从15楼跳下，自杀身亡。
6月4日，江苏常州一5年级小学生妙妙（化名）从教室跑出后翻越栏杆坠楼身亡。家属称，当时妙妙刚上完作文课，事发前，妙妙的作文被老师评价要“传递正能量”。
据统计，上海市教委校长会议上，列出了让人震惊的数字：从高三初三复课起，上海市跳楼自杀学生24人，其中浦东新区14人，小学生3人。
之所以最近青少年人群的自杀备受关注，是因为这些自杀案例发生时间较为密集，且自杀人群年龄越来越趋于低龄化。
究其原因，主要包括来自社会、学校和家庭三个方面的压力和影响。
首先，整个社会的教育体制虽一直倡导素质教育，但从应试教育到素质教育的转化可以说是龟速发展。“给学生减负”的口号一直未停，然而实际上，学生的学业负担是一直有增无减，课外辅导班是遍地开花，呈现繁荣昌盛之势。一个孩子如果没上几个课外辅导班简直被看作是族中异类。加之中国来自各行业的激烈竞争导致的整个社会的全民焦虑情绪。成年人容易把生活的压力和焦虑传递给孩子，孩子不懂得自我调节和消化，也是触发悲剧的重要原因。
再次，学校从小学到高中都是一味的偏重学生成绩。机械化的灌输式学习把孩子变成了僵硬的学习机器。一个一年级小学生每天的作业普遍要做到晚上十点以后，周末更是被各种兴趣班补习班所充斥。孩子能自由玩乐的时间少之又少。学校的各种排名评优是屡禁不止。学生从小就在一种充斥着激烈竞争的环境下成长，心理健康很难得到保障。
并且，家庭成员尤其父母对孩子造成了有形与无形的压力。对孩子成长最为迫切的关心就是来自家长。往往很多孩子的不断学习的动力就是源于父母的谆谆教导，“你要好好学习，以后才能考上好大学，找到好工作。”父母说的是，都是为了孩子的将来。而孩子接收到的信号是，我都是因为父母才努力学习的，是父母在逼着我不停往前跑。这中间的矛盾在于很多的父母不懂得教育孩子的方法，从而引发了各种家庭矛盾，造成各种悲剧的发生。就像现在广大网友批评的，父母家长也应该考家长资格证。当然，我们也不能一味的责怪现在的父母没有掌握科学育儿的方法。因为很多家庭生活所迫和受教育背景各方面原因，要想达到所有父母都能科学育儿，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实际上，大多数父母也都是第一次当父母。
当然，突如其来的疫情对这些悲剧的发生都产生了或多或少的影响。一方面，疫情以来，人民群众生活遭受了巨大的变化。经济停滞，企业小商贩频频倒闭，失业率大幅上升，很多人的基本生活都难以得到保障，更不用说顾忌到孩子的心理健康发展。
另一方面，孩子在疫情期间停学上网课，学生的学习质量和效率直接引发了各种学习问题。都说一个疫情以后，孩子之间的差距愈发明显了。而学生差距的拉大成了导致各种自杀案例频频发生的导火线。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社会认同原理。在《影响力》这本书中，有“影响力教父”之称的罗伯特•西奥迪尼提出，“社会认同原理认为，在判断某件事是否正确的时候，我们会根据别人的意见行事。尤其是这件事我们判断起来没有把握，但如果看到别人这么做，我们通常认为这么做是正确的。”
罗伯特 •西奥迪尼在书中也提到了“维特效应”。“维特效应”指德国大文豪歌德发表了一部名叫《少年维特之烦恼》的小说，该小说讲的是一个青年失恋而自杀的故事。小说发表后，造成极大的轰动，不但使歌德名声在欧洲大噪，而且在整个欧洲引发了模仿维特自杀的风潮，“维特效应”因此得名。“维特效应”其实就是一种自杀模仿现象。
比较典型的例子是，2003年4月1日，张国荣自杀事件发生后，媒体的报道连篇累牍、大肆渲染。结果从当天深夜到第二天凌晨9小时内，全香港有6名男女跳楼自杀，其中5人不治，当月香港共有131宗自杀身亡个案，较3月份增加32%。有几名死者留下遗书，清楚写明其自杀与张国荣轻生有关。
社会上很多自杀事件都是一种模仿跟风。尤其对于小学生的自杀现象的频繁发生，“维特效应”的影响不可小觑。发达的网络技术，大量的传播媒介，高速的信息传播让孩子们获得了更多的关于自杀的新闻资讯。在孩子缺乏正确的自我认知能力，并且盲目追求社会认同感的时候，他们就容易做出自杀的选择。
因此，孩子的健康成长不仅要求整个教育制度的改革能营造一个轻松自由的学习环境，也同样需要我们的家长能不断反思，主动学习科学育儿的知识，提高与孩子理性沟通的能力，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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