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母亲》中写的那些东西，应该是我懵懂少年时的记忆。因为我十九岁那年去了新疆。而此前，我在初中有过一学期的「半农半读」经历，在农民家里食宿；另外还有两年的中专住校生活。
十九岁以前的这些记忆，是不可磨灭的！虽然，现在只能以碎片化的形式呈现出来……
我印象中最深的，是母亲对娘家人的情重义深！即使是远房亲戚，只要和娘家有过交集，她都来者不拒，盛情相待。你比如，三娘舅袁榆堂，你比如，边雅仙等等。这当中，最为突出的当数有血缘关系的四姨妈袁三多，以及大姨妈一家人。
四姨妈因丈夫去世外加丧子，患上一种臆病，有很长一段时间，就住在我家养病。四姨妈一犯病，便会丧失意识，甚至小便失禁。可是，母亲对她从没有过半句怨言。大姨妈邵袁氏因地主成份，被责令全家离开上海。邵袁氏当然只能就范，她的儿子邵寿鹏把这一变故告诉了我的母亲，希望自己的三个孩子不要受到牵连！母亲当即表示：可以暂时住到我们家避避风头。尽管那时候，我们在中和里八号有两间房子，但加起来只有二十七、八个平方。一下子住进来三个孩子，拥挤之状是可想而知的。所幸的是，当时还没有实行户口制，也不存在定粮供应问题。就这样，邵寿鹏的三个孩子，邵国芳、邵国英和卲囯渠他们姐弟躲过一劫，没有离开上海。风头一过，邵寿鹏不仅把三个孩子接了回去，也把他的母亲邵袁氏接到了上海……
邵寿鹏是个孝子，他其实比我母亲只小了十二岁而已。他每年都会选择节假日，带着拌手礼来看望我母亲，我也因此见过他几次。邵寿鹏长得人高马大，戴着一副镜片很厚的近视眼镜，总是憨憨地笑着。按辈分，我喊他鹏哥哥，而母亲则喊他「阿鹏」。
大姨妈邵袁氏后来被阿鹏接回上海养老，但是，除了母亲，我们家的其他人，一直没有去看过她。「文革」期间，我从新疆回来，只听说囯芳在南京路太平洋百货工作，国英和囯渠的情况相当模糊，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也和老三届的年轻人一样，去了外地插队落户。
鹏哥哥一直保持着每年的春节，过来看看我母亲，再以后母亲告诉我：阿鹏走了！就没有了任何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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