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议论文的发展，记事文也有了长足的进步。《春秋左氏传》（即《左传》）就是记事文发展的里程碑。
在《左传》产生之前，就已经有了分国记言的《国语》。这部书一面以《尚书》为范本，一面又初步体现出了记言时铺排恢张的趋势。《左传》不仅从《国语》里取用了一些素材，而且还进一步发展了它铺排恢张的特点。它长于战争的记载，能够将千头万绪的战事叙述得层次分明，描写更是栩栩如生。不过，它不能算是一部有自己的系统的书，因为它是对《春秋》进行说明的，它的顺序也是依着《春秋》的，而《春秋》的编年并不是自觉的系统，还有很多中断的地方，并不能称作一部“书”。
到了汉代，司马迁创作的《史记》才是第一部有自己的系统的史书。司马迁创造了“纪传”体制，他的书包括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五十多万字。十二是十二个月，是地支；十是天干，八是卦数，三十取自《老子》中“三十辐共一毂”的意思，表示那些“辅弼股肱之臣”“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七十表示人寿之大齐，因为列传是记载人物的。不过，这也只是用数字的哲学作为系统，并不是逻辑的顺序。《史记》“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以剪裁与组织见长。不过它最大的贡献，是对人物的描写极为传神，这是相比于《左传》的一个巨大进步，因为《左传》只是以记事为主。
汉武帝时期，盛行辞赋，整个汉代可以说是赋的时代，赋的特点是铺张、排偶、用典故。西汉时期记言、记事的文字，都还是散行的，语意简明；但是到了东汉，人们就开始在散行里夹杂了排偶，到了汉魏时期，排偶更是盛行。西汉时期的赋，虽然也用排偶，但是还比较自然；到了东汉和魏晋时期，句式越来越工整，典故也越用越多了。西汉的普通文字，句子很短，最短还有两个字的，东汉的句子就长起来了，最短四个字，到了魏时期就更长了，往往要上四下六或者上六下四的两句才能表达清楚一个意思。于是“骈文”（又叫“骈体文”）就出现了。骈文带有抒情性，而且句式整齐，对偶工丽，声调和谐悦耳，很是为人所喜爱，成了一种不废的体制。
南朝梁的昭明太子在他的《文选》里第一次提出了“文”的标准，可以说是骈文发展的指路牌。这部书里没有选经书，因为经书过尊；也没有选史书，因为史书“褒贬是非，纪别异同”，不能算文；也没有选诸子的文章，因为它们“以立意为宗，不能以文为本”；当然也没有选“辞”，因为它是子和史的支流，算不上“文”。那他选的是什么呢？
他所选的只是“事出于沈思，义归于翰藻”之作。“事”是“事类”，就是典故；“翰藻”兼指典故和譬喻。典故用得好的，譬喻用得好的，他才肯选在自己的书里。这种作品好像各种乐器，可以让耳朵愉悦；又好像各种绣衣，可以让眼睛愉悦，这才是他所认为的“文”，和经、史、子、辞的作用不同，性质也不同。后来，梁元帝又提出，用典故、有对偶、谐声调的抒情作品才能称作“文”。这种“文”大体上专指诗赋和骈体而言，但相当于应用文体的奏章等，并不包括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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