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晚餐时和妻子聊天,说到一些问题的真假,我脱口而出:那都是假的,都是为了宣传。妻子急了,问我:你又要愤青了是吗?
我笑了。
很久以前我就说过:事情的真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样的真相才能帮助你达成目标。这就像写论文,目标是论题,选择的真相是论据,用什么方法来完成你的目标,这就是论证的方法。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发生很多事情,而且每一件事情都有多面性。有些事情,有些事情的某一个面,可以证明一号观点,而同一件事情的另一面,或许又可以证明二号观点。观点不同,对事情的看法也不同,这是再浅显不过的道理。别人想宣传什么样的观点,就用什么样的材料。
其实,上午我是想把这个问题分做两篇短文来写的,其一,选择决定命运,其二:宣传决定成败。但是下午我在研究资料的时候发现,我用来证明第一个问题的材料有疏漏,根本无法使那个命题成立,但那个资料却可以更有力的证明第二个命题。
资料是关于左宗棠和洪秀全的故事。
民族英雄左宗棠和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有着一段极为相似的生活。
左宗棠是举人,三次考进士不第,最后死了那条心,回家研究经世实用之学,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他是靠教私塾维持生活的,直到四十岁左右,到张亮基手下去当幕僚,然后才平步青云,最后做到了军机大臣。
再来看洪秀全,洪秀全从16岁开始参加科举考试,考了15年,四次,但最终只是个童生。童生,在现在来说就相当于初中毕业,仅仅完成了义务教育。秀才相当于高中毕业,举人是本科学历。再往上就是进士,进士相当于硕士。左宗棠是举人,相当于是本科学历。也就是说,左宗棠三次落第是没有考上进士(硕士)。
参加科举的本质是要进入仕途,左宗棠虽然是举人,但是也没有进入仕途,这和洪秀全是一样的。当然,从学历上来说,洪秀全是没有办法跟左宗棠比的。
学历差了很远,但是洪秀全和左宗棠做了一样的事情:到私塾教书,当老师。
教书这一段,在写左宗棠的书里是这样说的:他原本在湖南务农,后受朋友之托,才进入私塾教书。说得好像很为难,好像左宗棠很不愿意。
而在写洪秀全的书中是这样描述的:洪秀全读了几年私塾,仗着认识几个字,做得几首歪诗,从16岁开始就在家乡混饭吃,当了私塾老师。
同样是落第的读书人,对左宗棠的描述就那么的冠冕堂皇,而对洪秀全的描写却明显的是瞧不起。前者是饱含同情,显出无奈;后者这是一脸的蔑视。
这就是区别。
是事情本身就有区别吗?不是。在同一个时代,同样都是读书人,而且家庭身世差不多。左宗棠出生在落魄的书香门第,过着底层百姓的生活。洪秀全家属于中农,日子也好不到哪里去。左宗棠开始教书的时候也就二十多岁,洪秀全十六岁,两人的思想能有多大的诧异呢?
但是情况差不多的人,做同样的事,后人为什么有不同的态度呢?
究其原因,就是宣传的需要。
左宗棠是民族英雄,对他的描述当然要恭敬一些,要饱含同情。
洪秀全不好评价,褒贬不一,最多是个有争议的历史人物,从作者的描述来看,他应该是反对洪秀全的,因此对洪秀全的描述就饱含贬义,觉得他教书是在混日子。
每一个人都有一种思想倾向。他的思想倾向就决定了他要说什么样的话,做什么样的事,同时,他也会宣传自己的思想。
写书的人就更加不用说了,他一定会有一个主张,没有主张那个书就没有办法写。
在我看来,书大概可以分为三种:其一是写客观历史,纯粹记事的,这种书给我们留下了各种历史材料,各种档案、笔记都是这种类型。其二是属于思辨型的,就是提出一个问题,但是没有给出答案,在辩论的过程当中。其三是最多的,宣传型,这种书往往会提出一种理论,然后论证它,最后得出一个结论。写这种书的作者,目的就是为了让你接受他的观点,提出观点让你接受,就是在推广。刚才说的褒扬左宗棠,就是在推广左宗棠。
鲁迅当年写《狂人日记》,就是在宣传新思想。
文人宣传的,往往是一种生活情趣或者一种思想;政治宣传的是政治主张;商业写作的宣传就是为了赚钱。倘若你又要赚钱,又要故作清高,那就是又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
话说回来,文人的宣传和商业化的宣传也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总归是要卖东西。文人卖的,表面上是书和文章,实际上是思想。要让别人买你的思想,首先思想要端正,再一个文章要写得漂亮,有趣,因此易中天认为:写作是一门手艺,我非常认可这句话。把手艺练好了,把文章写漂亮了,你的思想才卖得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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