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期其他的情况

1912年外蒙古宣布独立，受沙皇俄国保护。外蒙古再度向北京政府提出回归的意愿是因为俄国的革命焰火，1919年11月17日，外蒙古正式上书“中华民国”大总统徐世昌，蒙古全境重归祖国，意味着中国版图在辛亥革命后达到最大值。

1911-1927这十六年是百年中国唯一的一次黄金时代，与晚清新政和袁世凯时期打下的基础有关。银行业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银行本位制得以实施，“袁大头”使得币制统一有了好开端，现代化的金融体系初现端倪。此间中国工业平均增长率高达百分之十五，位于世界各国的领先地位，中国民族工业的基础正是在这一时期基本奠定。

五四运动也给学生群体带来了其他的变化。蔡元培已经意识到学生运动的失控和负面效应，那些单纯的学生尝到了权力的滋味，为胜利而陶醉，自我约束力则越来越松懈；学生运动的动机和背景变得越来越复杂。街头政治成为流行，无政府主义得到扩张，热情越来越多替代理性，民主的方式、法治的框架都已经被抛到脑后。

对于五四运动的理解，官方说法是从中国社会从现代转入近代，而最现实的一个转折就是加速了北洋内部的裂变，使得北洋政府本来纷纭的矛盾尖锐化、公开化，继而变为互相指责的不可控局面，尤其是加速了皖系和直系的分裂，导致了亲日的段祺瑞势力的没落，北洋政府对于局面的控制变得奔溃。

巴黎和会后中国知识界对欧美思想文化转向不信任，有意识地抵制西方

巴黎和会上美国对于中国的“背叛”，让中国知识分子开始由崇拜美国转向否定美国，中国知识分子寻找着新的偶像，而俄国革命和俄国的做法，恰到好处填补了这个空白。

中国现代史的走向收到两个国家的钳制：日本和俄国。对于十月革命后新成立的苏维埃共和国，北京政府持观望和等待的态度，也正是由于此苏维埃政权对北京抱有浓重的敌意，在梳理好中国各政治势力关系后，苏维埃决意利用中国复杂的矛盾，着手培养敌对势力，甚至以输出革命的方式，来反抗和反对北京政府。

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后，苏俄政府第一次对华宣言放弃在华侵略之权利及庚子赔款，恢复正式邦交，此举让中国人激动万分，整个舆论界在对待苏俄的问题上，已迅速由盲目的反对态度转向惊奇的疑信态度了。随着社会主义思想传播的日益广泛和深入，中国的知识分子以及广告民众不由自主地“左倾”，希望走上俄国革命的新道路。

1920年的直皖战争及其影响

此时的徐世昌更倾向于沿用晚清旧制，重新恢复地方自治，中国的疆土很难用统一的政策来驱使；而段祺瑞还是主张加强中央集权。

地方上湖南省首先“自治”，公民直选产生了第一届省议会。1919年12月冯国璋的离世加剧了北洋政府各派别的分裂。吴佩孚率先发难北上，曹锟、张作霖等遥相呼应，声讨徐树铮背后的皖系段祺瑞，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七天时间皖系迅速溃败，段祺瑞下野。

这场战争对于中国历史的走向影响很大，此之前军阀对于政治的干涉只是权谋操纵，直皖战争后武力走向前台，变成明目张胆的干涉，共和政治进一步虚假，中央政权更加孱弱。

这个时候的中国，以温和而理性的方式探索出路的人越来越少，更多知识分子正变得绝望而激进。如陈独秀将《新青年》变成一本宣传社会主义的刊物，彻底左派，对梁启超等人观点进行激烈论战。

梁启超认为，在欧美最迫切的是改善劳动者的地位，而中国最迫切的问题是如何使多数之人民变成劳动者。中国老百姓首先关注的是“有业无业”，而不是“有产无产”，因此中国最大的问题在于鼓励发展生产，以中国社会发展的程序以及中国贫困落后的现实，没有必要也不可能一步走向社会主义，而是要先开始原始积累，经理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梁启超并未反对社会主义，只是主张循序渐进，坚持改良主义更适合中国国情。在他看来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是“无枪阶级”和“有枪阶级”及广大人民群众和军阀之间的矛盾。

随着直系控制时局，清洗运动开始，徐世昌依然坐在大总统位置上是因为曹锟（吴佩孚）和张作霖找不到比徐更合适人选，靳云鹏这个内阁总理基本成了傀儡，以吴佩孚为代表的第二代军阀登堂入室，正式控制中国的政局。以段祺瑞为代表的第一代军阀多为前清留任，有比较好的家庭和知识背景；而第二代军阀则大多出身寒门，有浓烈的尚武精神，相信枪杆子的力量，也更懂得利用民众和水喝的情绪，高举爱国主义大旗，喜欢扮演民族主义者的角色。

1921年10月严复去世。过去才是孕育未来的最好载体，应该得到充分的尊重，尽管很多人将这称之为保守；国人似乎更热衷民主，只是分不清宪政民主和暴民民主；如果改良可以救国，为什么要革命？如果清室立志改良，为什么要代之以民国？民主在西方是个政治概念，在中国则成了社会概念。政治上的民主无从落实，社会上的民主放浪走形。乱世之中，民主成了无秩序、无操守的个人生活行为的借口。严复带着这样的困惑离世，他的墓碑上镌着四个大字：惟适之安。

1922-1923 黎元洪复职到曹锟当选

此时的北京政府由于五四运动与各国关系紧张，导致财政危机爆发。新上任的梁士诒内阁赦免了曹汝霖、陆宗舆，向日本示好以重新借债，引发吴佩孚的不满导致梁士诒离任，吴的这种态度又引起了张作霖的排斥，1922年直奉战争爆发，张作霖由于部队训练及经验不足，加上缺乏南方的有力支持，奉系战败。

北京政府完全由直系控制。后张作霖宣布独立，不受中央拘束，东北三省实行联省自治。

1921年孙中山重新回到广州，意图再发动战争推翻北京政府。在不足总统发选举规定人数的前提下，孙中山当选中华民国大总统，独揽政务、军务、内阁任免，“乾纲独断”。直奉战争张作霖私下与孙中山达成一致，合攻吴佩孚，却遭到陈炯明的暗中阻挠。

直奉战争的胜利让吴佩孚如日中天，执政思路是：“法统重光”，迎回张勋复辟时下台的黎元洪总统（在他们看来不算主动辞职）补齐任期，以此赶走徐世昌，恢复到第一届国会，这样南方孙中山也就没有了借口，可以此统一南方，取消南北政府，另组合法政府。

1922年6月2日徐世昌辞职， 后陈炯明发动针对孙中山的政变，驱逐孙，南北总统下台。

6月11日黎元洪复职，政府大权却被曹锟和吴佩孚捏在手里，在曹锟眼里黎元洪的复职纯粹是为了填充徐世昌下台的空挡，为自己当选总统铺路；而黎元洪任期也应该是累计完成黎继任袁世凯担任总统的任期，只有一年。

1923年5月爆发土匪袭击豪华列车“蓝色特快”，将中外人质挟往临城事件，让黎元洪政府在西方势力出现了信任危机；国内方面夏天爆发的向政府讨薪事件中，直系将领冯玉祥也是直接鼓动者。

1923年6月黎元洪辞职。共和，宪法，这些珍贵的字眼就这样在派系斗争中洗尽了全部光泽。

10月曹锟通过贿选，当选第五任中华民国总统。孙中山以大元帅名义下令讨伐曹锟，声讨曹锟贿选窃位。10月10日，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正式《中华民国宪法》通过。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