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6月7日，袁世凯死后第二天，副总统黎元洪就职中华民国总统一职。
总理是淮军后代，北洋三杰之一的段祺瑞（另外两人是王世珍，冯国璋），总理段祺瑞发自内心看不起黎元洪，毕竟资格比黎老许多；但护国军以拥黎为旗帜，北洋内又各怀鬼胎。黎元洪的上台也得到了国外势力的支持，被戏称为三无（无智无能无为）的黎元洪能够得到认可在于他的德，即温良恭俭让的性情，保守党梁启超认为其代表中国一种稳健的政治力量；激进派革命党人认为黎或许是他们期待的政治领袖。
黎元洪布告写“元洪于本月七日就大总统任”，就任两字是是旧约法的说法，而新约法应该是副总统黎元洪代行。
南方政府向北京政府提出的条件：一是恢复旧约法；二是召集国会；三是惩治袁世凯复辟帝制的祸首。段祺瑞等北洋系不同意，黎元洪说服了他们。
关于新旧《约法》，黎忽视了一个问题：袁时代的新约法是总统制，旧约法却是内阁制，这个制度上的差异也为后来府院之争埋下伏笔。辛亥革命后孙文当选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主张总统制，三年军政，六年训政，然后进入宪政；而南北和谈后临时大总统由袁世凯担任，革命党人改为内阁制，虽然内阁上面有总统，但内阁直接向议会负责。大总统政令由内阁总理副署才有效，政治运转以内阁总理为枢纽。在《临时约法》下，中国实际上已变成各省联邦，各省以完全自治的姿态出现，因为各省都是以独立形式脱离清政府，民国成立后也不听命中央及上缴费用。
《临时约法》的复杂背景使得民国之初的政治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同心同德共渡难关的架构，袁世凯修订了一个《中华民国约法》，废弃《临时约法》，还解散了国会，改为总统制。留给黎段政府面临的问题，一是没权威性，各省自治不服，二是没有钱。
府院之争源于数千年专制制度所产生的文化和传统，也是的政治的运作不知不觉向着阴谋和争权夺利的方向靠拢。黎段对于《临时约法》的疏漏和生硬产生矛盾，而约法下胜利天平显然倾向段祺瑞。本来共和国的初衷是国会，总统，内阁三足鼎立的平衡，这种脆弱的平衡很快转化为拉帮结派的冲突，非理性对抗；对于激烈的总统总理与国会之间的争斗，更多的人愿意坐山观虎斗，围观起哄。这种幸灾乐祸的阿Q心理，延续着中国数千年一如既往的老传统。它图的不是解决问题，而是在看热闹中获得快感。
1916年中华民国5年阅兵大会，尽管艰难，中华民国无论是在经济，财政，教育，军事上都走在百废待兴的道路上。
1917年美国和日本邀请黎元洪加入协约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
早在1914年袁世凯就考虑过参战，为了收回德国占领的青岛和胶东半岛，但日本反对；而这个时候态度的转变是由于一战进入阵地战和消耗战，需要大量劳动力，因此看中中国的劳动力输出。黎元洪始终犹豫，担心贸然加入会被别国利用，产生负面效应；其次是担心北洋军队接口扩充军力壮大自己的力量。
3月14日国务院公布与德国绝交令；但对德宣战却遇到了内部和外部的诸多麻烦，为了让中国参战，段祺瑞可能与别国签订了一些“卖国条约”，黎元洪得知后于5月下达总统令免去段总理及陆军总长职；段非常气愤，表示根据《临时约法》，总统无权撤销总理职务，不承认免职令。
同月张勋召集十三省督军会议（袁世凯死后就成立，是为了确保军人在共和政府的地位），把民国的混乱归结于共和体制的没有权威，提议恢复帝制，确保中国的传统和权威，武力干涉，解散国会，驱逐黎元洪。安徽省首先宣布段祺瑞被免职非法，脱离中央政府领导，黎元洪的不作为被视为软弱，奉鲁闽豫浙陕直宣布独立，军人们对政治的强行干预意味着袁世凯强调的“军人不得干预政治”土崩瓦解。
1917年7月张勋复辟
共和五年的碌碌无为让张勋坚信中国还是需要皇帝的，数千年的皇帝情结岂能是说去掉就去掉的，他反对别人称帝，觉得天下能当皇帝的只有爱新觉罗。6月黎元洪解散国会，本来是想让张勋进京来调和政府和军人们的矛盾关系，而张勋却拥立溥仪恢复帝制，还邀请康有为也到达北京主事。
7月1日张勋复辟，黎元洪逃进日本使馆。后以冯国璋为首的各省督军对复辟表示反对，杨度认为当年和袁世凯一起努力的是“君主立宪”，张勋和康有为完全是倒退，反而让国民看不清君主专制和君主立宪，只要有君主就反对。7月3日段祺瑞正式通电出师讨伐张勋，“再造共和”。7月8日张勋辞职。张勋的行为应该是得到过部分地方督军的默许，不然他不可能胆大妄为到孤身入京，张勋缺少政治智慧，做事过于急切和热烈。
8月6日冯国璋就任代理大总统，直系和皖系没有明显裂变，梁启超担任新一轮内阁的财政总长，拟向美国和日本争取财政支持，收回各省军权。8月14日对德宣战，中国政府对协约国的最大贡献就是向欧洲派出了近20万劳工。
孙文的护法运动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文成立的中华革命党具有极端个人崇拜主义，导致失去了很多致力于宪政的国民党人的支持（黄兴，陈炯明等），尽管黎段政府孙中山废除了中华革命党，但身边只有陈其美、蒋介石等一干武夫；后又成立了中华民国临时军政府，采用党政军合一的大元帅制，非常国会选举孙文为军政府大元帅，树立其个人的绝对权威。临时军政府主张迎黎元洪复职，恢复国会，罢免段祺瑞，撤免湖南督军；与北方冯国璋南北对峙开始。
护法战争伊始，南方护法军很快收复长沙，段祺瑞改组湖南和四川为目的的统一行动宣告失败，国内面临社会内乱事件，国外美日借款无法到位，段祺瑞提出辞职，段内阁三个月就解散。
此段时间的民众及思想
北京政府的政治基础是北洋系，但北洋系已分崩离析。派系争相涌现，中国数千年政治斗争一直有这样的传统，以人划线，因线而异，把一场大戏丛生的窝里斗表现得淋漓尽致，严重破坏了宪政脆弱的基础。
如果说中华民国成立之初，除了一些新式知识分子还对西方政体及民主宪政抱有信心之外，经过1917年变故后大部分中国人对于政局的发展以及中国的走向，已转为半信半疑态度；甚至有一些持有混沌态度，政局的纷乱和争斗，让那些看惯了死板宫廷戏的观众们感到无所适从，也在慢慢摧毁中国人的意志和信心。普通民众在司空见惯中越来越麻木不仁玩世不恭，也越来越沉沦；而作为社会精英的知识分子，也变得越来越失望，越来越失去耐心，他们失去了精神支柱，也找不到了宪政的意义所在。
这时期的中国学术思想界，沉默而清净，只有梁启超依旧踌躇满志，怎么站在民族和国家的利益上而不是局限于自己的利益进行不休无知的争斗，而梁在政治立场的多变有一个最基本的信念，那就是改革：中国要革命，祖宗之法必须改，中华的崛起必须建立在学习西方的基础上，也必须建立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
陈独秀的基本思想：共和制度之所以不能真正地巩固，根本原因在于缺少一场对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的彻底批判，大多数国民的头脑仍被专制和愚昧束缚着，缺乏民主和科学的觉悟。
1917年11月7日俄国十月革命爆发，苏维埃政权退出协约国，退出一战。列宁的成功又给中国知识分子一个全新的答案：社会主义。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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