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奶奶生于民国二十一年。一辈子没念过什么书，写得最好的几个字是她和我爷爷的名字。
她是一个难得可以时刻保持大脑清醒的人，这种清醒是我一直嗤之以鼻的“极端理智”。
清醒到什么程度，在肝脏已经感染流脓，说不出话吃不下饭，临终前的十几分钟，见到急急匆匆赶回家的我大哥，仍能回应他的问候。
她也是我见过最聪明的女人。这种聪明，给她带来的评价，褒贬不一。
我家与大伯家是有些历史遗留的不和的。这种崎岖，在几十年之后，因为两家的来往甚少，开始淡化。但那个伏笔就一直埋在那里。
有次，偏偏有件要请大伯才能办成的事，在我奶奶的安排下，事情做成了。
为难的是，事成之后怎么答谢。那是个两家都贫困的时期，而该给的钱已经给了，剩下的，是怎么完成这次事后的精神补贴。
我独自去找她，当时她正躺在树荫的摇椅上歇凉。我试探性的问，“事办好了，大伯功不可没，我该怎么谢他？”
奶奶云淡风轻地说，你和你姐姐当时已经道过谢了，差不多了。
大概是意识到当时两家尚宽的间隙，她说完，便起身去院子里碗橱里拿了一包烟，递给我，说：你去拿给你大伯，你是小孩子，他不会拒绝的。
我转身要去的时候，她又叫住我，叫我把烟拿给她。撕开外面的包装，抽了一根收在掌心，把剩下的拿给我。
“你告诉他，这包已经拆封了，你家里没人抽烟，叫他务必收下。”
而后果然如她所说，大伯没有推就，收下了烟。
这是种中国女人独有的小聪明，也是没点岁数，就学不完整的圆滑。
更让我记忆犹新的，是她转述给我的一件陈年旧事。
那是九十年代的她们生活的农村，她的某个儿子，跟村头某个大户人家念过书的闺女，关系不正常的密切来往。一传十十传百，被揭发了。
而她的那个媳妇，也是个性子很烈的女人。在得知情况后，叫上一群朋友，找到那个女孩子上班的厂房，当着诸多人的面，将她秀气的脸推向正在运作的缝纫机，一时，残阳在她的脸上开满了。
受了气的大户人家自然心里不舒服，几乎叫上了全家人马，连他家刚上小学的孙子都背着铁锹，一路杀到了我奶奶的那个儿子家门口。
大户人家当家的那个，气势汹汹地在门口喊，要我奶奶开门，放人出来，他们要杀了她。
当时家里的男人都出门劳作了，只剩我奶奶和她那个媳妇。她媳妇见状，吓得腿都软了。
我奶奶二话没说，转身从家里厨房拿了两把最大的刀，站在楼顶，对外面的几十号人马喊到，“你们还有脸来？”
然后是跟门外的人一番对峙。他们都被这阵势吓住了。
“我儿子是个有妇之夫，你家的是个红花闺女，三从四德不要了，老祖宗的东西都忘了？”
外头当家的那个一时无言，他女人破口大骂道，“一个巴掌拍不响，你家的也不是个好东西。”
然后我奶奶说出了那句至今震惊到我的话。
“几个男人不偷人？”
这是比亦舒说的那句，“这年头，哪有不二臣？”还要露骨的天问。
我奶奶没多废话，下楼打开了铁门。举着两把刀对外面的人说，当年我们这群人抛头颅，现在对着你们这些蠢货洒热血！你敢进来，我就敢开门。
来一个杀一个，来一双杀一双。看你的命值钱，还是我的老命值钱。
最后的结果是，对方全军悻悻而逃。
传说中的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大概就是这样子了吧。
她亦都有谦虚的时候。
有年县委为村里金婚的老夫妻拍摄一组照片，她推脱说不去。众人问原因，她说，老了，不好看。
这大概我唯一一次机会去见识她的谦虚。后来便没有机会了。
我奶奶一辈子都在与人为敌，与自己眼里“夺走”自己儿子的媳妇为敌，与污蔑自己后辈的旁人为敌，也与轮回的世俗为敌。从她的角度来看，似乎没有败绩。直到遇到最后一个劲敌——死亡，这次她输了。谁碰上死亡，都得输。
一如《宿敌》的结局，当美国媒体打电话给贝蒂，说琼在家里过世的消息，问她有什么看法的时候，她说：“你不应该说死人的坏话，只能说好的。琼·克劳馥死了。很好。”
最后葬礼举办得空前的风光，这应了她老人家的遗愿。传闻她十几年前就“钦定”了为自己哭丧的人——在别的村找到这个职业的人，哭一遍给自己听，觉得好，便说以后要请她来。
我在很长一段时间是不理解她的。后来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一步一步踏进她那些通俗的哲学里。也没有顿悟过，只是被挫败一次，就明白一个她讲过的道理。而离开是最容易让人心软的一件事。但凡你意识到再也见不到一个人，你反而会宽容。
她时常调侃说，自己尚要看到正值壮年的杀猪的最后下场，然而命书到了翻篇结案的时候，还是妥协。
山雨欲来风满楼，那就让一切随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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