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福斯特·华莱士的才华与其好友乔纳森·弗兰岑，形成某种相对的类型。他有极强的辩识度：毛线般的长句、造词花样迭出、对话绞绕故事推进、放纵骄奢的想象，夹杂些怪诞谐趣，有种不合时宜的哀伤。
这些特质一调和，产生了“化合反应”――天才风格的诞生。只可惜，抑郁症冻结了华莱士的无限可能，他在46岁就选择自杀。
然而，在他短暂创作生涯里，依旧留下了一批代表性作品：如《无尽的玩笑》《头发奇特的女孩》《所谓好玩的事，我再也不做了》《苍白的国王》等。 这都要归功于华莱士的“早熟”，起步之高、控制之强。
《系统的笤帚》，是他25岁写就的小说处女作，一出手就形成了日后怪异莫测、敏感阴郁、滑稽离奇的创作调子。先是这个书名，就令人晕乎。他显然想追求生冷的新鲜感，其手法就是不断“加冰”。在我看来，这加冰的变量就是凶猛的“陌生化”处理。这样一部人物并不海量、故事并不聚合、时间并不连续的作品，活生生地被“抻拉”成近600页的超级叙事，也算是个奇迹了。这大概源于华莱士强迫症式的“语言习性”，使他的故事在焦虑躁狂和痴呆抑郁的两极中间揺来摆去。
他说：“Fiction's about what it is to be a fucking human being.”
好的小说，它们的任务就是让不安的人感到安慰，让安逸的人感到不安。
我想，严肃小说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让读者——那些和我们所有人一样被孤独地放逐在自己的脑壳里的人——提供一种能够接近其它自我的想像通道。
作为人类的一员，忍受痛苦折磨是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无法逃脱的一项内容，所以我们欣赏艺术作品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体验痛苦，当然，那是一种可以感同身受、作为替代经验的“具有普遍性”的痛苦。
在真实世界里我们永远都是独自受苦，我们无法真正彻头彻尾地体验他人的痛苦。但是，假如我们读了一篇小说，而这篇小说让我们对书中虚构人物的痛苦产生了某种共鸣，那么，这种经验可能会坚固我们的信念：别人也会对我的痛苦产生共鸣。这种体验具有滋养和救赎的效果，我们内心深处的孤独因此而减轻。道理可能就是这么简单。
但是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电视节目、热卖的电影、还有大部分的所谓艺术——那些首要目的是为了赚钱的东西——它们让人感觉更容易接受，这背后的原因恰恰是因为：它们的制造者清楚地意识到观众更愿意接受一部提供 100% 愉悦感受的作品，而不是一部 49% 的愉悦附加 51% 痛苦的作品。
然而“严肃”的艺术作品——那些首要目的并不是想从你身上捞钱的东西——它们倾向于让你感觉不安，或者逼迫你通过付出一定的努力来感受到愉悦，这和生活本身是一致的：快乐在大部分情况下是辛苦劳作和忍受种种不便的副产品。
所以，普通读者，尤其是从小到大一直习惯于观赏那些接受起来不费吹灰之力、提供 100% 愉悦的作品的年轻读者，让他们阅读和欣赏严肃小说，他们会感觉非常吃力。这种状况很糟。问题的根源并不是当下的读者，而是因为电视和商业文化已经把人们训练至此，无需深度思考，以至于降低了对于艺术作品的预期。在这种情况下，想要让当代读者充分动用他们的想象力和智力来接受你的作品，这已经变得前所未有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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