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李敖有本书《北京法源寺》已经很久了，真正读这本书，是源于和标同学前阵子的推荐。
读到100页左右的时候，感觉很吃惊，挺震撼，环环相扣，沉着冷静，不像是那个快意恩仇的李熬呀。
李敖对北京是有着特殊情义的。其父亲以公费毕业于北大，因此李敖认为他的文化人格传承自北大，并深以为傲。青年时代的李敖是个“愤青”，因为国民党将其下狱，因而他将情感寄托于回不去的祖国大陆和中国共产党。写这本书时，李敖已是人到中年，多了积淀，厚重和对祖国大陆的包容，以及身在隔离的台湾而独有的视角和观察。
看过一些李敖主持的电视节目，旁征博引，嬉笑怒骂，感觉是和纵情诗酒，仗剑江湖的古龙是一个气质。中间写谭嗣同的一些章节确有这种张力和想象力。不过在前100页，我差点以为是李敖的风格变了。
书中写了几个大人物，一个翻天覆地的大时代。康有为，佘法师，普净，梁启超，谭嗣同，大刀王五，康熙，慈禧，袁世凯，戊戌政变，太平天国。甚至黄兴，蔡锷，史迪威等。
将这个纷繁复杂的大时代置于一座千年古刹（1372年）——北京法源寺之下，本身就充满着哲学意味。
而李敖无疑对哲学和评论都是下过苦工的。对儒释道都有深刻独到的见解，尤其是佛教。
写康有为的部分非常精彩，而写谭嗣同的部分格外生动。不过，或许李敖是把谭嗣同作为自己的化身或代言人来写，细节处着墨甚多，充满着对谭嗣同英勇就义的哲学思辨。李敖本人也曾为反对蒋氏父子以及国民党的专政而被先后下狱两次长达6年之久，对监狱更是有着切身的不可磨灭的记忆。
李敖称，《北京法源寺》这个名字是1973年在狱中想到的多部小说名字之一，从开始到完成，前后12年，于1990年12月31日完稿。
之所以写这么久，李敖的解释是，好是最好的敌人。在他看来，不下笔则已，下笔则力求最好。
应该说这是一部充满阳刚正派，见解深刻的好书。李敖著作等身，而这是其唯一的一部小说，无愧于李敖的大名。但是也要庆幸，只此一部，见好就收，让观众意犹未尽。
有读者提出和我读这本书时一样的期待和疑问，如果将这本书拍成电影会怎样？
这部作品有着深刻的李敖烙印，李敖长于评论的性格，也让这本书显得说教过多，像在“掉书袋”。书中对慈禧和曾国藩的不满，对义和团的批判，对维新还是革命做了深入剖析，这都无可厚非，见仁见智。
但是以考据见长的李敖，在这部历史小说中，为了故事效果，对一些历史事实进行创造，或者将错就错，是本人不能苟同的。古龙的小说较少涉及历史，金庸的武侠大量涉及历史。但是，金庸的伟大在于他几乎不会去改变历史事实本身，而是凭借他对一些特定人物的理解，对人物性格进行再创造，让人物更加生动立体，而他本身已说明那是武侠（演义）小说，不是历史小说。
在我个人看来，正是像谭嗣同主动等着被捕前后过于细致的心理活动描写，以及后面普净当面对康有为的指摘，史迪威对康有为的评价，其实是以对话的形式，呈现李敖的个人评述。书中对谭嗣同慷慨就义的描摹，让人有种错觉，是谭在事发后觉得对不起兄弟而表现的江湖义气，而不是为了国家大义。这样既不符合史实，也不符合常理的情节设置，是有些写过头了，而产生过犹不及的效果。
以法源寺为场景，以戊戌政变为故事线索，展现一段大历史，刻画了几个大人物，本身的构思很好。但是，即便天才，仍需磨炼，想一战成名而永垂不朽，绝非易事，李敖也不例外。
李敖在写此书之前，已经有深厚的学识积累，和不同寻常的阅历。但毕竟是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小说，前后风格并不统一，一阵冷静沉着，一阵嬉笑怒骂，一阵慷慨正气。或许有人认为这是刻画人物的需要，而我认为这是其过于自信，又过于强调要做到最好，而生了“执念”的结果。
书中有两个观点特别好，摘录于此：
1、 养心莫善于寡欲——介绍养心殿名称的由来
2、 昔日的维新派，成了当时的守旧派，以康有为和恭亲王为例。一代维新救国领袖为了名利支持复辟，晚年守旧保皇也是可叹。
李敖曾代表新党增加台湾2000年总统选举，当时声名显赫的大作家终于以0.13%的得票率惨败，说明人民有些时候还是清醒的，毕竟骂人也好，评论也好，那和执政还是有很大不同的。
时势造英雄。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个人显得何其渺小。历史常常带着嘲讽的眼神看着世人，那些自以为可以改变时势的人啊，是多么可笑。康有为何尝不是罕见的大才，自以为可以经天纬地，却只能以被自己视为“小技”的书法为成就。被李敖骂了一辈子的蒋氏父子，何尝不是百年一遇的大才，最终只落得偏安一隅。
冬峰同学2017-11-02写于漳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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