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史学家【欧阳玄】

第八章第一节

元代史学家欧阳玄

元代欧阳玄是湖南史学家群体中一位具有代表性的史家，其著述繁富，识见深邃，对我国古代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欧阳玄（1283—1357），字原功，号圭斋。浏阳人。祖籍江西，系宋代欧阳修的族裔。曾祖父欧阳新，始自江西宜春迁居湖南浏阳。欧阳氏世代书香，欧阳新，字仲齐，“以经学著称”。宋淳祐末年，著名理学家欧阳守道任岳麓书院山长，特聘其为讲书，并亲自“聆其讲说”，赞叹不已。祖父欧阳逢泰，字忠叟，“经术行业，师表一方”，被聘为潭州州学学录。父欧阳龙生，字成叔，晚号云庄。年十六入潭州州学，“已负俊誉，月试占高第”。时故相国江万里任潭州通判，颇为赏识，“帖为崇礼斋长”。元初，奉命“考士湘阴、浏阳”，归任浏阳文靖书院山长，后任浏阳州教授，迁道州路教授。欧阳龙生才学精敏，有识趣，“尤长于讲说义理，每讲篇出，士传诵之”，著有《经学理窟云庄讲义》及文集。

欧阳玄幼年聪颖异常，母李氏亲自课读经传，日能记诵数千言。学使命赋梅花诗，立成十首，当日晚增为百首。稍长，从南宋遗老受业，“每试庠序，必占高等”，凡经史百家，无不研习，于宋代理学源流尤为精通。曾至道州，随父读书，受到周敦颐理学的影响，“学力锐进”。后就潭州路学，著名学者虞汲授学，“每见公所为文，为之击节”。时虞汲子虞集任国子助教，“缮写成帙，亲题以寄”。于是，欧阳玄虽“踪迹未至京师，而声名已彰著于朝矣”。元延祐二年（1315），欧阳玄考中进士第一甲第三名，随授岳州路平江州同知。后调芜湖县尹，改武冈县尹。武冈县中各民族杂居，赤水、大清两洞僚民械斗。欧阳玄到任逾月，遂单骑往谕，平息争端，僚民遂安。召为国子监博士，升监丞。致和元年（1328），迁翰林院待制兼国史院编修。时当兵兴，欧阳玄领印代理院事，日值内廷，参与机要，制诏书檄皆为其手撰。次年，任艺文监少监，奉诏纂修《经世大典》，升太监、检校书籍事。

元统元年（1333），欧阳玄拜翰林院直学士，又编修《四朝实录》，遂兼国子监祭酒，并赴中都议事，升侍讲学士。元顺帝至正三年（1343），议决纂修辽、金、宋三史，命丞相脱脱为都总裁官，欧阳玄和铁木尔塔识、贺惟一、张起岩等为总裁官。至正五年（1345），三史先后修成。顺帝以欧阳玄“历仕累朝，且有修三史功”，超授爵秩。时欧阳玄已年老体衰，屡次奏请休致，未能获准，仍拜翰林学士承旨，进阶光禄大夫。至正十七年十二月十三日（1357年1月1日），欧阳玄因病在北京寓所逝世，时年七十五岁。卒后追赠大司徒、柱国，封楚国公，谥曰文。

欧阳玄“性度雍容，含弘缜密，处己俭约，为政廉平”。他历官四十余年，“在朝之日，殆四之三”，“屡主文衡”，“凡宗庙朝廷雄文大册、播告万方制诰”，多出其手。而所修大典、实录、三史，皆大制作，后有《圭斋文集》十六卷传世。

欧阳玄一生，以文名世，而以史学成就尤为突出，堪称湘学史上最为著名的史学家之一。他的史学著作主要为大典、实录、三史，均为鸿篇巨制、煌煌大著。
元朝《经世大典》，亦名《皇朝经世大典》，系欧阳玄与平章政事赵世延、翰林直学士虞集等，于元文宗至顺二年（1331）奉旨始修，次年三月完成，共八百八十卷，目录十二卷，附公牍一卷、纂修通议一卷。全书仿唐、宋《会要》体例，分为帝号、帝训、帝制、帝系、治典、赋典、礼典、政典、宪典、工典十门，六典又各分若干科目。该书记载了元朝兴起至元文宗至顺二年间，历代皇帝的承继传续及其举措治绩，历代的官制、科举制、赋役制、藩属制度、对外交往以及手工业制造等等各方面的情况，可以说，是一部元朝当代史的社会政治文献汇编，一部典章制度史著作，属于史部政书类史书。后来，明朝纂修《元史》，其各《志》及《外夷传》即多以此书为据。明《永乐大典》也收录了该书的部分篇章。惜原书已经散佚，未能保存下来。

迄今，我们所能见到的元《经世大典》内容，除了现存《永乐大典》残本中保留的部分遗文外，还有经前人辑录的：元苏天爵编《元文类》所收虞集《经世大典序录》；《广仓学宭丛书》所收《大元马政记》、《元代画塑记》、《大元毡罽工物记》、《大元官制杂记》、《元高丽纪事》；清魏源《海国图志》所收《元经世大典图》。

元《经世大典》堪为巨著，也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欧阳玄在其《进经世大典表》中，阐述了此书纂修之目的与全书的体例：“于以著当代之设施，于以备将来之考察”；“体《会要》之遗意……发掌故之旧章，仿《周礼》之六官，作皇朝之大典”，以求“百数十年之治迹，固大略之仅存”。欧阳玄为此巨册的完成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欧阳玄参与的又一重要史学著作工程，为元朝《四朝实录》的修纂。《四朝实录》即《元泰定帝实录》、《元文宗实录》、《元明宗实录》、《元宁宗实录》的合称。元顺帝元统二年（1334），欧阳玄与翰林承旨张起岩、翰林学士王结、翰林国史院编修成遵、翰林直学士谢端、集贤侍讲学士苏天爵等奉诏纂修，记载自元泰定帝也孙铁木耳在位时期（1324—1328），历元文宗图帖睦耳在位时期（1328—1331）、元明宗和世 在位不到一年（1329），直到同样在位不到一年（1332）的元宁宗懿璘质班时期，共四朝的史实。元朝在其不到一个世纪的统治中，政局动荡，皇室内部相互残杀，以致政变频仍。即此元泰定帝到宁宗时期，总共不到十年，却先后历经四帝。“四朝实录”修成年代及卷数均不详，其有关记载亦鲜。明初，此书犹存，明修《元史》，其泰定帝、文宗、明宗、宁宗四朝本纪即据此《实录》。后亡佚。

欧阳玄的史学成就，最为重要的是“元三史”的修纂。“元三史”即辽、金、宋三史，其修纂始议于元朝建立之前。元世祖忽必烈中统二年（1261）、至元元年（1264）即有修辽、金二史之议，但迁延未就。及至至元十六年（1279）宋亡，元朝建立以后，又议加修宋史。因对于体例的主张不同，“六十余年，岁月因循”，长期未能成书。元顺帝至正三年（1343）四月，决定宋、辽、金“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各为一史，乃命丞相脱脱为都总裁官，欧阳玄和中书平章政事铁木尔塔识、贺惟一，张起岩、翰林侍讲学士揭傒斯、集贤侍讲学士吕思诚等为总裁官，正式开始纂修。二年以后，三史次第告成。

《辽史》由兵部尚书廉惠山海牙、翰林直学士王沂、秘书著作郎徐昺、翰林监修官陈绎曾等四人分撰，于至正三年（1343）四月始修，次年二月完成。全书采纪传体，共一百一十六卷，凡《本纪》三十卷，《志》三十二卷，《表》八卷，《列传》四十五卷，《国语解》一卷。全书取材，以辽耶律俨《皇朝实录》、金陈大任《辽史》为基础，参考《资治通鉴》、南宋叶隆礼《契丹国志》及各史《契丹传》，兼采辽人的行状、家传、墓志、碑刻等及公私著述，加以修订编排，完成全书。至正五年，《辽史》与《金史》同时刊刻问世。
这部《辽史》，记载了辽神策元年（916）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创建契丹国，到保大五年（1125）天祚帝被金军俘虏，辽朝灭亡，共二百一十年的历史，其中还记载了辽以前契丹族和辽末耶律大石所建西辽的历史。

辽朝时期，“书禁甚严，凡国人著述，惟听刊行于境内，有传于邻境者，罪至死”，而“五京兵燹之后，遂至旧章散失，凘灭无遗”，因此“可备修史之资者寥寥无几”。《辽史》的修成，应该说是很不容易的。由于耶律俨《皇朝实录》和陈大任《辽史》均已失传，《辽史》保存了大量辽代史料，成为现存唯一的一部比较系统、完整地记载辽朝历史的史书。

《辽史》在我国历史学上是具有重要地位的，特别是其“以实录为凭，无所粉饰”，“较可征信”。但是由于成书匆促，史料未及融贯，体例不够整齐，其内容重复缺谬之处甚多。这些问题，后来在明清两代和民国时期史家多有考证发微，弥补了《辽史》的不足。

《金史》一百三十五卷，凡《本纪》十九卷，《志》三十九卷，《表》四卷，《列传》七十三卷。元顺帝至正三年（1343）始修，次年修成，时脱脱已罢相，以继任阿图鲁之名奏进。是书取材主要为《金实录》、刘祁《归潜志》及元好问《壬辰杂编》等。全书采纪传体，记载辽天庆五年（1115）女真族完颜部阿骨打建立金国，至金末帝承麟被害，金亡，共一百二十年的历史。

与《辽史》纂修时文献难征的情形不同，金国“制度典章，彬彬为盛。征文考献，具有所资”。又天会五年（1127）攻陷宋都汴梁（今开封）以后，宋朝之“所有国书、誓诏、册表、文状、指挥牒檄，以载于故府案牍者”，均为所获。因此，文献丰富，“遗闻不坠”。而元人于金史经营已久，“纂修之命，见诸敷遗之谋”，又与宋、辽二史取办仓卒不同。在这一基础上修纂的《金史》，在质量上自然也与辽、宋二史不同。清《钦定四库全书总目》的《金史》提要中即说：“其首尾完密，条例整齐，约而不疏，赡而不芜，在三史之中，独为最善。”又进一步评价：诸志、表“皆切中事机，意存殷鉴，卓然有良史之风”；但由于该书“只据《实录》，未暇旁考诸书”，其列传之中，颇多疏舛，或记述乖体例，或内容未能核定。

《宋史》由工部侍郎斡玉伦徒、监察御史余阙、经筵检讨危素等二十三人分撰，于元顺帝至正三年（1343）始修，至正五年（1345）修成。全书采纪传体，共四百九十六卷，凡《本纪》四十七卷，《志》一百六十二卷，《表》三十二卷，《列传》二百五十五卷。记载自北宋建隆元年（960）至南宋祥兴二年（1279）三百一十九年的宋朝历史。在“元三史”中，《宋史》最为庞大，即在“二十四史”中，篇幅也是最大的，卷帙几盈五百，列传达两千多人，所收的史料十分丰富。在体例上，《宋史》的纂修者尤为重视典章制度的记载与总结，其志的体量甚大，占了全书的三分之一。道学亦即理学的创立，是宋代思想文化界的一个重要事件，涌现了周敦颐、程颐、程颢、朱熹等一大批思想家，对后来中国思想史的演变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宋史》特设立《道学传》，记载了以周敦颐等为代表的二十余位思想家的生平和言行思想，堪为一部宋代理学史。

但是，作为一部卷帙浩繁的史著，《宋史》全书的修成仅用了不到三年的时间，不能不认为是“取办仓卒”而多所疏略。特别是纂修者“大旨以表章道学为宗”，以道学观点作为论人议事的是非标准，而“余事皆不甚措意”，因之常有不符合史实的记载，出现不少舛谬。清《钦定四库全书总目》的《宋史》提要即归纳为：纪、传之互异，志、传之互异，传、文前后之互异，并有一人两传、有目无文、互相矛盾的缺点。又指出其记事详于北宋，略于南宋，理宗、度宗以后尤缺；《文苑传》止详北宋，南宋仅周邦彦等数人；《循吏传》则南宋更无一人。

辽、金、宋三史尽管存在诸多不足，但由于其体例之整齐、史料之丰富、保存之完整，仍然不失为三部重要的史学著作，从而得到后世的重视。因此，明代刊刻正史，将《辽史》、《宋史》、《金史》三史及明代修纂的《元史》，与宋代所定之“十七史”合为“二十一史”。后来又称为我国历史著作“二十四史”的“元三史”。“三史作为元朝统一政权对辽、宋、金时期多民族历史进程的总结，作为宋元理学思潮影响之下的历史著作，作为‘二十四史’的组成部分，它在历史编纂方法和史学思想上都有着一定的成就和特色”。

其初，诏修三史，命欧阳玄为总裁官。时其南归，“使者迫促，力疾就道”。至京后，朝廷问修史之要。欧阳玄答曰：“是犹作室，在于聚材、择匠。聚材则先当购书，择匠则必遴选史官。”于是，遣使购书，增设史官。三史书成，例皆奏进，其奏进表均由欧阳玄所拟，其中《进辽史表》系代右丞相、都总裁官脱脱拟，《进金史表》、《进宋史表》系代右丞相、都总裁官阿鲁图拟。可知其在三史总裁官中，欧阳玄地位较高，作用也是比较特殊的。元顺帝曾说：“斯人历事累朝，制作甚多。朕素知之。今修三史，尤任劳勋。”当时，时为史官的著名学者危素，也撰文记述了欧阳玄在纂修三史中的重要作用。

欧阳玄在三史纂修中的重要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发凡举例，确定三史体例。首先，欧阳玄亲自拟立了三史凡例。据《辽史》所附，其《三史凡例》文字甚为简略，主要确定各纪、志、表、传之“书法”。其帝纪，准《史记》、《西汉书》、《新唐书》；各国称号等事，准《南史》、《北史》。志、表，“各史所载，取其重者”。列传，为后妃、宗室、外戚、群臣、杂传。

辽、金、宋三朝，为元之前朝，故多有关系，或友好交往，或兵戎相见；而辽、金、宋三朝，为同一时期并存的三个国家政权，相互之间关系错综复杂。如何处理他们与本朝的关系，如何处理三国之间的关系，这都是不可回避的问题。对此，元朝廷在经过长期争论以后，确定“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的原则。《三史凡例》则规定：“三国所书事，有与本朝相关涉者，当禀。”即须禀告总裁官，以决定取舍。对于“金、宋死节之臣，皆合立传，不须避忌。其余该载不尽，从总裁官与修史官临文详议”。“不须避忌”，“该载不尽”，这实际上就是采取尊重历史的态度，如实记载，既不曲加回护，也不任意贬斥。对于疑难史事，《凡例》规定“疑事传疑，信事传信，准《春秋》”。由于此《凡例》过于简略，不便操作，欧阳玄又制定“便宜数十条，俾论撰者有所据依”。

二是亲自参加撰稿，“论、赞、表、奏，皆所属笔”。依三史体例，《本纪》、《列传》各于篇末缀赞，是为对于本朝之总结，或对于各传主的评价。而各《志》，则于篇首置论，阐述其起始原委。三史又各有《表》，《辽史》有世系、皇子、公主、皇族、外戚、游幸、部族、属国八表八卷，《金史》有宗室、交聘二表四卷，《宋史》有宰辅、宗室世系二表三十二卷，共计十二表四十四卷。如此浩繁的篇章，欧阳玄在短短三年之中，全部予以完成，其艰辛不易，可想而知。

欧阳玄在这散置于三史各篇的“论、赞、表”中，以其渊博深邃的学识，总揽全局、洞彻入微的眼光，以及超迈时流的文笔，表现出杰出的史学才华。

《本纪》为一史之纲，是贯穿全史的线索，必得简练而清晰。而《本纪》之赞语，则是对于各朝的综述与评价。欧阳玄撰写的这一类赞语，概括一朝要事，评说其利弊得失，颇中肯綮。如《辽史·太宗本纪·赞》云：

太宗甫定多方，远近向化。建国号，备典章，至于厘庶政，阅名实，录囚徒，教耕织，配鳏寡。求直言之士，得郎君海思即擢宣徽。嘉唐张敬达忠于其君，卒以礼葬。辍游豫而納三克之请，悯士卒而下休养之令。亲征晋国，重贵面缚。斯可谓威德兼弘、英略间见矣。入汴之后，有“三失”之训。《传》称郑伯之善处胜，《书》进《秦誓》之能悔过，太宗盖兼有之，其卓矣乎！

辽太宗耶律德光为辽朝的创立者，其南征北战，扩充疆土，武功赫赫。赞语则肯定其文治之德，揭示了辽朝兴起的内在原由。

太宗以后，世宗、穆宗先后继位，但才具平庸，治行无道，以致身遭不测。欧阳玄在《世宗本纪·赞》中即指出：

世宗，中才之主也……既乏持重，宜乖周防，盖有致祸之道矣……变起沉湎，岂不可哀也哉！

其《穆宗本纪·赞》中论穆宗：非不明也，而荒耽于酒，畋猎无厌……赏罚无章，朝政不视，而嗜杀不已。变起肘腋，宜哉！

辽圣宗在辽朝诸帝中在位时间最长，其武功显赫、文治彬彬，营造了辽朝的全盛时期。欧阳玄在《圣宗本纪·赞》中说：

圣宗幼冲嗣位，政出慈闱。及宋人二道来攻，亲御甲胄，一举而复燕、云，破信、彬，再举而躏河、朔，不亦伟欤！既而侈心一启，佳兵不祥，东有茶、陀之败，西有甘州之丧，此狃于常胜之过也。然其践祚四十九年，理冤滞，举才行，察贪残，抑奢僭，录死事之子孙，振诸部之贫乏，责迎合不忠之罪，却高丽女乐之归。辽之诸帝，在位长久，令名无穷，其唯圣宗乎！应该说，其赞述尚称得体，评价颇为允当。

《列传》为人物传记，包括后妃、宗室、文武大臣、循吏、文学、藩部、外国等等。欧阳玄所撰各篇赞语，即是对于各《列传》人物生平大事、藩国史地情况的纪述与评价。金国的完颜宗翰、宗望，为金之开国功臣，战功显赫。欧阳玄所撰赞语，作了高度评价。《金史》列传第十二《宗翰宗望传》载：

赞曰：宗翰内能谋国，外能谋敌，决策制胜，有古名将之风。临潢既捷，诸将皆有怠忽之心，而请伐不已。越千里以袭辽主，诸将皆有畏顾之心，而请期不已。观其欲置江淮，专事陕服，当时无有能识其意者。甫释干戈，敛衽归朝，以定熙宗之位，孰可掩哉。

宗望启行平州，战胜白河，席卷而南，风行电举，兵无留难，再阅月而汴京围矣。所谓敌不能与校耶。既取信德，留兵守之，以为后距，此岂轻者耶。《管子》曰：“径于绝地，攻于恃固，独出独入，而莫之能止。”其宗望之谓乎。

宋、金之时，曾出现一批“乱臣贼子”，厚颜无耻，卖身投靠。欧阳玄所撰赞语，则义正词严，予以贬斥。其《金史》列传第十五《宗弼亨张邦昌刘豫挞懒传》载：

赞曰：君臣之位，如冠屦定分，不可顷刻易也。五季乱极，纲常斁坏。

辽之太宗，慢亵神器，倒置冠屦，援立石晋，以臣易君，宇宙以来之一大变也。金人效尤，而张邦昌、刘豫之事出焉。邦昌虽非本心，以死辞之，孰曰不可。豫乘时徼利，金人欲倚以为功，岂有是理哉。挞懒初荐刘豫，后以陕西、河南归宋，视犹傥来，初无固志以处此也。积其轻躁，终陷逆图，事败南奔，适足以实通宋之事尔，哀哉！

与辽、金、宋三朝同时并存的其他政权，“三史”均将之作为“外国”，纳入列传，从而为我们今天保存了有关于边疆史地与邻邦国家的珍贵史料。而欧阳玄的赞语，则以客观的态度作出了叙述与评价，如《金史》列传第七十二外国上《西夏》之赞语：

其地初有夏、绥、银、宥、灵、盐等州，其后遂取武威、张掖、酒泉、敦煌郡地，南界横山，东距西河。土宜三种，善水草，宜畜牧，所谓凉州畜牧甲天下者是也。土坚腴，水清洌，风气广莫，民俗强梗尚气，重然诺，敢战斗。自汉、唐以水利积谷食边兵。兴州有汉、唐二渠，甘、凉亦各有灌溉，土境虽小，能以富强……然能崇尚儒术，尊孔子以帝号，其文章辞命有可观者。立国二百余年，抗衡辽、金、宋三国，偭乡无常，视三国之势强弱以为异同焉。故近代学者记西北地理，往往皆臆度言之。

《志》为各有关典章制度的篇章，如天文、地理、礼乐、食货、百官、兵卫、刑法等。其各篇篇首的综述，即是由欧阳玄所撰写的论。凡各篇之论，叙述其源流起始，沿袭革新，以及本《志》的基本内容与宗旨。

如《宋史·舆服志》论云：“夫舆服之制，取法天地，则圣人创物之智，别尊卑，定上下，有大于斯二者乎！”“夫三代制器，所以为百世法者，以其华质适中也。”指出舆服器用之制的本质在于“别尊卑，定上下”，而其原则即是“华质适中”。又论有宋一代之“舆服之制”，“其规模制度……虽不能尽合古制，而于后代庶无愧焉”。其初，“盖存简俭之风”，徽宗时“奢荡靡极”；南宋时期，“务从省约”，“而华质适时，尚足为一代之法”。其言简意赅，使读者能得其要领。

又如《宋史·选举志》之论，首述《舜典》、《周官》之制，然后指出：“两汉而下，选举之制不同，归于得贤而已。考其大要，不过入则有贡举之科，服官则有铨选之格，任事则有考课之法。”然而各有弊端，议论纷纭，莫衷一是。至于宋代，“初从唐制，贡举虽广，而莫重于进士、制科”；“铨法虽多，而莫重于举削改官、磨勘转秩”；“考课虽密，而莫重于官给历纸，验考批书”。对宋代科举制度虽有肯定，但亦不无微词。

三是通阅全书，统一各稿。元顺帝诏命纂修三史时，曾曰：“纂修期间，予夺议论，不无公私偏正，必须交总裁官质正是非，裁决可否。”当时，史官中有悻悻露才，议论不公者。欧阳玄不以口舌相争，“俟其成稿，授笔窜正，其论自定”。

综上所述，欧阳玄在“三史”修纂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可以说是“三史”修纂实际上的主持者。曾有学者指出：“主持编修宋、辽、金三史是欧阳玄对元代史学发展和中国古代史学作出的不朽贡献，这足以使他跻身于中国古代著名史家之列而无愧。”

除了以上史学巨著，欧阳玄还有不少单篇的史学著述，如为史著所作序，如《国朝名臣事略序》、《庐陵刘氏通鉴纲目书法后序》、《忠史序》等；为一地之方志、一家一族谱牒作序，如《钤岗续志序》、《防里欧阳氏族谱序》、《安成刘氏家谱序》等；为同朝名臣公卿乃至隐处之士所作墓庙碑文，如《王清献公神道碑》、《江陵王新庙碑》、《元处士刘公梅国先生墓铭》等，计数十篇之多。以上各文，均收入其《圭斋文集》，保存至今。此外，尚有《太平经国》、《至正条格》、《纂修通议》、《唐书纂要》、《元律》等史学专著多种，可惜多已散佚，未能传至今世。

在长期的治史生涯中，欧阳玄逐渐地形成了自己的史学思想。他虽然没有史学理论专著传承下来，但我们也可以从其现存的历史著作中，或多或少地发现他提出的治史主张，探索他在长期治史生涯中形成的史学思想。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关于治史的目的。欧阳玄认为史臣之撰述历史，其宗旨就是为今提供历史的借鉴。“史臣虽迷前代之设施，大意有助时君之鉴戒”（《进辽史表》）。前朝灭亡了，但其历史必须记载下来、保存下来，其治乱兴衰、是非得失，均为今朝殷鉴、今日之师，即“国可灭，史不可灭，善吾师，恶亦吾师”（《进金史表》）。因此，治史就是为了使“时君”明了治理天下之道，“人主鉴天象之休咎，则必察乎机衡之精；鉴人事之得失，则必考乎简策之信，是以二者所掌，俱有大史之称”。而对于臣下，则是要知晓为臣之道。欧阳玄曾为杨玄翁所著《忠史》作序，即阐述了著史对于张扬臣子之道的重要性。杨玄翁慨慕先志作《忠史》，“于是上下数千年臣子大义灿然毕具……自忠之说不明，士大夫平居无涵养省察之功，莅事无鞠躬尽瘁之志，立朝无直言极谏之风，至于临难死节，能保其必然也耶？”（《忠史序》）安成李廷杰著《考古臆说》一书，欧阳玄亦欣然为之序：“取史事以言时务。皆能极事变而尽物情，非特足以垂来世之戒，推而行之有足以救时之弊。然非学博而义明，焉能援据如是之精核、论订如是之详切耶？”（《考古臆说序》）强调以史论今，不仅可以垂来世之戒，而且足以救时之弊。

国史为一国一朝之史，而省、府、州、县之志则为一方一地之史。欧阳玄也非常重视地方志的编纂，认为其不仅有着资治的作用，而且具有教化的功能。他曾经设问：“郡县之图志何为而作？”其答案是：“守令保图志以治分地……治之而无倦，则田野可辟，户口可增，赋役可均，风化可以日美，人材可以日盛矣。然则图志可一日而阙乎？”地方志的编纂，“非徒以广纪载、备考订而已，将以为勤政之一大助也”（《钤岗续志序》）。

欧阳玄还为不少族谱、家谱撰写了序言，对于这类关于一族一家之史著，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指出：“六朝以来，家有谱系之学，又有谱系之书”，“自唐以后，谱学久废”，因此极力提倡谱系之学。他说编纂“谱系之书”，“不知者以为一家之私事，知者则以升平之气象可观于此”（《庐陵中州刘氏族谱序》），不仅关系家族的繁衍传承，而且关乎社会风气。“族谱之作，将以重伦纪、厚风俗，使其子孙知源委之所自足矣”（《防里欧阳氏族谱序》）。

第二、关于治史的原则与方法。欧阳玄自青年时代即深受宋代理学的影响，“经史百家靡不研究，伊洛诸儒源委尤所淹贯”，“犹长于讲说义理”。因此，在其治史生涯中，一以理学为依归，“以表彰道学为宗”，“先理致而后文辞，崇道德而黜功利。书法以之而矜式，彝伦赖是以匡扶”，以理学作为评价史事、臧否人物的标准。如其评述宋史：“王安石以新学误宋，致天下骚然”；蔡京为相，宗王氏说，黜程氏学，宋遂大坏（《赵忠简公祠堂记》）。显而易见，欧阳玄的历史观是属于客观唯心主义的。然而，论史总归得有一定的原则与标准，既不宜以本朝之正统与利益而断，那么以什么来论是非、定曲直呢？欧阳玄“以表彰道学为宗”的历史观，还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

作为一位史学家，欧阳玄十分强调后人所说的“史德”，即秉笔直书，善、恶必书。因为“善吾师，恶亦吾师”。历史上的善言德行，可作为后世之师，以师法仿效；而恶言秽行，或失败的教训，也可以作为历史的借鉴。他在其《进辽史表》中，认为所撰《辽史》“论议归正，气之直则辞之昌，辽国之君臣有知，善者喜而恶者惧”。在《进宋史表》中，他提出所撰《宋史》采用了诸多旧史、杂记，但决不轻信，而是“参是非而去取，权丰约以损增”，“至若论其有弊，亦惟断以至公”。元朝著名学者揭傒斯，与他同任国史院，又共同纂修《经世大典》与辽、金、宋三史，曾提出了不少治史的见解，但在“《辽史》既进，《金史》垂成”之时去世。欧阳玄为之撰写墓志铭，记录了这一些宝贵的见解：“心术者，修史之本也。心术不正，其他虽长，不可用”；“今人徒知求作史法，不知求作史意，古人善言虽微必详，恶事虽隐必书，其意主于劝戒耳”。实际上也表明了欧阳玄自己的观点。欧阳玄并为之作铭，对其作出很高的评价：“古称良史造物忌，予敚是非擅万世。嗟公直笔廉不刿，奖善惩恶义之比。恶书不贷善书亟，寒暑昼夜剿形思。”应该说，欧阳玄所提出和推崇的这一系列观点，都是十分可贵的，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欧阳玄学识渊博，文绩卓著，又以诗文名天下。有元之世，名山大川，佛、道宫观，王公贵族墓隧之碑，均以得玄文辞为荣。“片言只字，流传人间，咸知宝重”，号称“一代宗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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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欧阳玄简介

欧阳玄（1283年－1358年2月7日），字原功，号圭斋，又号霜华山人、平心老人。原籍居庐陵，至曾祖辈迁潭州路浏阳州（今属湖南省）。中国元代官员、史学家、文学家、书法家。

欧阳玄自幼博学，延祐元年（1314年）为湖广省试第一。延祐二年（1315年），登左榜一甲进士第三名，成探花。初授承事郎，历任平江州同知、芜湖县尹、武冈县尹等职。在地方颇著治绩。后召入朝为任翰林待制兼国史编修。于两都之战及元文宗登基之初为其草拟诏檄，因而在奎章阁任艺文少监，参与纂修《经世大典》。后升艺文太监。元顺帝时改佥太常礼议院事，拜翰林直学士。曾负责编修《四朝实录》，并担任《宋史》《辽史》《金史》的总裁官。累官至翰林学士承旨。晚年多次因病乞休，最终以湖广行省右丞致仕。至正十七年（1358年），欧阳玄逝世，享年七十五岁。获赠崇仁昭德推忠守正功臣、大司徒、柱国、楚国公，谥号“文”。

欧阳玄“三任成钧，两为祭酒，六入翰林，三拜承旨”，常负责起草各种诏书，朝廷高文典册，多出自他的手笔。在史学、文学、书法等方面均有造诣。其文章、书法极负盛名。当时海内名山大川、释老之宫、王公墓隧之碑，都以得其手笔为荣。后世将其与吴澄、虞集、揭傒斯并称为“元四学士”。

人物生平：博学神童

欧阳玄生于元世祖至元二十年（1283年）五月。欧阳玄的先祖居于庐陵，至其高祖父欧阳安时，才迁居潭州的浏阳。自欧阳玄的曾祖欧阳新自父亲欧阳龙生，欧阳氏便以世代儒学而闻名。欧阳新和其子欧阳逢泰与理学大家欧阳守道、尹毂等交往甚密，而其父欧阳龙生曾任理学鼻祖周敦颐的故里道州路的教授，欧阳玄在那里侍父多年。这使得欧阳玄长期受到较好的理学熏染，故他说自己“尝诵诸儒之说，而想望其余光焉”。

欧阳玄自幼时便极为聪慧，同样出身于书香世家的母亲李氏教他《孝经》《论语》《小学》各书，他八岁即能成诵。这时，家人送他跟随乡学先生张贯之学习诗文。他一天就能诵记数千字，并很快就知道如何写文章。

据说在欧阳玄十岁时，有一位道士对张贯之说：“这个孩子神气凝远，目光射人，将来当以文章冠绝当世，是廊庙之器啊。”说完便离去，再无踪迹。朝廷派使者巡查各县寻访人才，欧阳玄作为诸生拜见使者。使者命其作梅花诗，他立刻作成十首，晚上回家时，又增加到上百首，看见的人对此都很惊讶。十四岁时，他进一步跟随以前南宋的进士学写词章，下笔成章。每次参加乡学考试总是位于高等。

成年后，他闭门读书几年，人们都见不到他一面。在此期间遍览经史百家，对伊洛学派的本末，尤其淹博贯通。

高第入仕
延祐元年（1314年），元仁宗的儒师王约等汉臣积极倡议开科取士。就在此年，欧阳玄以《天马赋》为湖广省试第一名。延祐二年（1315年），仁宗诏行科举（史称“延祐复科”）。在这次考试中，欧阳玄登左榜（汉人、南人）乙卯科（张起岩榜）一甲进士第三名（即探花）。

施惠地方
欧阳玄登第不久后，自承事郎出授为湖广行省岳州路平江州同知。延祐六年（1319年），调江浙行省太平路芜湖县尹。任芜湖县尹三年，不畏权贵，清理积案，严正执法，注重发展农业，深得百姓拥戴，有“教化大行，飞蝗不入境”之誉。

不久后，欧阳玄被调为武冈县尹。武冈县“蛮僚”杂居，当时赤水、大清洞“僚”民械斗，多所死伤。欧阳玄单骑前往劝解，喻以祸福，平理其讼，“僚”民遂安。

屡主文衡
后来，欧阳玄被召入朝，担任国子博士。泰定四年（1327年），任礼部贡举官，升国子监丞。致和元年（1328年），任翰林院待制兼国史院编修。

泰定帝死后，在大都的知枢密院事燕铁木儿拥立泰定帝的从侄图帖睦尔为帝，与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东北）的泰定帝系势力展开内战。当时欧阳玄在大都兼领印摄院事，每日在内廷值班，参预决断机务，负责撰述各类诏令书檄。后来图帖睦尔登基成为元文宗后，包括改元天历，举行郊庙、建后、立储、肆赦等大事的诏命，也都经由欧阳玄之手撰写。随后，他又向文宗逐条陈奏关于时政的数十件事，密封上奏，其中大多建议都被采用。

天历二年（1329年）三月，文宗在兴圣宫中设奎章阁学士院，下辖艺文监，挑选素有清望的官员居其位。文宗亲自署任欧阳玄为艺文少监。至顺元年（1330年），文宗命奎章阁大学士赵世延、国史院编修官虞集等仿唐宋会要体例，纂修《皇朝经世大典》。欧阳玄参与其中。随后升任艺文太监、检校书籍事。

元统元年（1333年），欧阳玄被改授为太常礼仪院佥事，拜翰林直学士，负责编修《泰定帝实录》《明宗实录》《文宗实录》和《宁宗实录》，合称“四朝实录”。不久又兼国子祭酒。后又召到中都商讨事务，升为翰林侍讲学士，再兼国子祭酒。

至元五年（1339年），欧阳玄因足部患风痹症，请求南归医治，元顺帝未允，授他为翰林学士、资善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不久，欧阳玄再度恳请辞官，顺帝仍未允，但允许他上朝时不用行朝贺礼。

至正元年（1341年），在中书右丞相脱脱的主持下，元廷开始至正新政。脱脱等对朝政大行更张，但凡有行之不便的事，都在宫中集会议政。每当此时，欧阳玄都直言无忌，如对恢复科举一事，他不顾反对意见，极力赞同。此后不久，欧阳玄南归，又被起复任翰林学士，但因病未行。

至正三年（1343年）三月，顺帝下诏修辽、金、宋三代历史，以脱脱为都总裁，欧阳玄与中书平章政事铁木儿塔识、中书右丞太平，御史中丞张起岩、侍御史吕思诚、翰林侍讲学士揭傒斯等同任总裁官。在编修三史过程中，欧阳玄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详见“主要影响-史学”部分）。

欧阳玄为官四十余年，先后六入翰林，两为祭酒，两任贡举主考官，以史学成就最为突出，同时也以诗文闻名天下，因其学识渊博，文绩卓著。

辞官逝世
至正五年（1345年），顺帝因欧阳玄历仕累朝及修三史有功，越级擢升他为翰林学士承旨。但在不久后，欧阳玄便请求致仕，未被允准。经御史台奏除，他被任命为福建廉访使，行至浙西时，便因病发而退休去职，一副“南山隐居，优游山水之间”，将以此终老的姿态。此后，顺帝又拜欧阳玄为翰林学士承旨，被他极力推辞。尽管如此，欧阳玄还是接受了裁定国律的任务，随后又恳请致仕，顺帝不得已，才特命他以湖广行省右丞之职致仕，并赐白玉束带，终身赏俸。将要成行时，顺帝又降诏挽留，重新授他为翰林学士承旨，进阶光禄大夫。

至正十一年（1351年），元朝以贾鲁为总治河防使负责治理黄河，功成后又命欧阳玄制作河平碑文以表旋此次治河的功绩。
至正十四年（1354年），河南一带起义蜂起，其势蔓延南北。欧阳玄闻讯，献上长达一千多字的招捕之策。该策被评价为“凿凿可行”，但不能被当权者所采用。

至正十七年（1357年）春，欧阳玄乞请致仕，但因当时中原局势混乱，道路阻隔，他想要取道四川回乡，顺帝不允。当时顺帝准备大赦天下，宣欧阳玄等前往内府。欧阳玄患病日久，无法步行，丞相传旨，特许他乘肩舆到延春阁下。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1358年2月7日），欧阳玄病逝于大都（今北京）崇教里的寓舍之中，享年七十五岁。顺帝闻讣讯，厚加赙赠，追赠其为崇仁昭德推忠守正功臣、大司徒、柱国，追封楚国公，谥号为“文”。

主要影响

史学
从致和元年（1328年）至至正十七年（1357年）病逝为止，欧阳玄在三十年间始终供职翰苑。他秉承著史以赞治的精神，致力于官方的撰述典籍上。他的史学业绩主要有：一，主持编修宋、辽、金三史；二、纂修《经世大典》《太平经国》《四朝实录》《至正条格》等；三、自著《唐书纂要》《至正河防记》及文集中的许多珍贵史料。可以说，元代中后期几乎所有的国家级重大典籍编撰都凝结着他的心血。

编修三史
主词条：《宋史》《辽史》《金史》
至正三年（1343年）起，欧阳玄开始担任《宋史》《辽史》《金史》的总裁官。修三史署名者先为都总裁、右丞相脱脱，后为阿尔拉·阿鲁图。但二人只是挂名，实际的编修工作都由欧阳玄、张起岩、揭傒斯等人来完成的，其中欧阳玄的作用最大。所以最后修成后的进献表都是欧阳玄代为撰写的。明人胡应麟也说：“宋、辽、金三史，皆元脱脱修，实欧阳玄辈笔也。”

脱脱曾问欧阳玄三史编撰从何入手，他回答：“编史好比造屋，关键是聚材、择匠。聚材就应当先购书，择匠就必须先选史官。”脱脱同意他的建议。欧阳玄便制定三史凡例，拟有撰写细则数十条，以为编修依据。

在三史编写过程中，有些撰稿者为显示自己的才华，存在撰写议论时不公正的现象，也有部分书稿因编写者众多而文字差异很大。对这些情况，欧阳玄不多作口舌辩争，等初稿呈上后自己详加推敲，斟酌改定。因而三史体例统一，文笔一致，对人物史事的评价较为公允。而对最能体现三史思想宗旨、历史认识和褒贬取向的论、赞、表、奏，则由他亲自撰写。因此可以认为欧阳玄是三史编修的主笔和集大成者。

三史完稿后，得到元顺帝的再三称赞。人们普遍认为三史共600卷上千万字都由欧阳玄一人改定，很不容易。辽、金、宋三史虽有不足，但瑕不掩瑜。总体而言，堪称信史。中国学者江湄在《欧阳玄与元代史学》中指出：“主持编修宋、辽、金三史是欧阳玄对元代史学发展和中国古代史学做出的不朽贡献，这足以使他跻身于中国古代著名史家之列而无愧。”

史学与政治思想
作为元朝历次重大史书修纂活动中的核心人物，欧阳玄留下了丰富而深刻的史学与政治思想。中国学者张晚林将其概括为：

其一，以儒家文化为正统，而不以一家一姓之政权为正统。欧阳玄确立了平等看待宋、辽、金三国政权的原则，使编修工作顺利进行，而且确立了以儒家文化为统来说明政权的地位的立场。他认为，政权是否具有正统地位，应以文化而非以民族血统进行判断。由此为元朝政权的合法性找到了理论依据。

其二，心正方可修史。修史并不是为了记述掌故，陈说往事，而是要垂鉴于后世，因此，对于修史者必然有道德上的要求。

其三，政治在立志而究根本。政治的根本在仁义礼乐，而不是眼前的些许功利得失。欧阳玄说：“大概国家之治，当先论其根本，不可责效于目前。”而这个根本又不在外，而是让人君通过存养之定其志，而存养并不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所以“事有古今，志无古今；事有通变，志无通变”。

其四，养民与教民。为政之重在养民，不能养民即盗贼生而兴刑法。继承了《论语》以来重教而轻刑的仁政观点。

理学
欧阳玄自幼生长在儒学或理学熏陶的环境中。中国学者张晚林从他的文章中梳理出其基本理学观点为：

其一，以“理”为本体。欧阳玄继承了理学以“理”为先天之本体的形而上观点，认为人与物皆因此而得其性。这样，尽人物之性就是尽此“理”，故性即理，且亦为善。他不但承袭了孔孟余绪，且能发扬理学之声光，严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区别，从而斥荀子、扬雄及韩愈等性恶论。更可贵的是，欧阳玄依此而把人间的伦理秩序上升到先天的宇宙秩序的高度，所谓“忠”与“恕”不过是依“理”而行而已。他认为，正因世人常不知伦理原则不过是天理的表现，反以为是人为的强制，故常戕害而不能执守，是以世道大坏。

其二，严“义”“利”之辩。欧阳玄见到近世儒学之歧异给国家社会带来的不同后果（王安石之学以“利”为鹄的，而程朱之学以“义”为依归）。他站在程朱的立场上，对于“义”有执守，认为“利”只是一时的政治举措，但“义”则关系到整个人伦的维系，而学之为学不能滑落到短期的政治举措之地，须承续人伦道统。

其三，以道统主导治统。治统，如果只是神器的转移轮替，而没有道统，即文化传统的承续鼓舞其后，则是一种赤裸裸的暴力政治，这种政治是很难有合法性的。在欧阳玄看来，元朝之所以合法，不仅是因为其以武力获得了神器，且能承接尧舜禹以来的道统。欧阳玄还认为，能担当或匡扶道统，即是最大的“仁”。

可以说，欧阳玄正是在以上的学术理念与理学思想之浸润下进行编撰史书和政论著作的。

文学
欧阳玄不仅在史学方面成就卓著，在诗文方面也享有盛誉。他历官四十余年间，除朝廷制诰多出其手外，名山大川寺观碑文，人物墓志，所撰亦多。后世将欧阳玄与吴澄、虞集、揭傒斯并称为“元四学士”。

诗
欧阳玄亦能诗。元代中期，儒学复兴，诗坛崇尚“雅正”。欧阳玄受此熏染，其诗词也透露出典雅醇正的风格。

欧阳玄的诗题材广泛，多写宦途生活，也有对农村静穆生活的向往。他的写景咏物之作多清俊淡雅，境界深远。如《漫题二绝》之一吟道：
“铃索无声玉漏稀，青续夜直月侵扉。
五更一觉梅花梦，催得江南学士归。”
其绝句亦有佳作，如《为所性侄题小景》道：
“浦口归帆落，沙头行客回。
林间酒旗出，快着一篙来。”
写归舟帆落尚未靠岸，行客酒渴喉急，紧催舟人撑篙，颇见情趣。

文
欧阳玄论文主张取法宋人欧阳修的“温柔敦厚”“舒徐和易”和苏轼的“明辩疏隽”的风格，并独师心源。他认为古人擅名当代，是由于作文必求实事而后动笔，故他摒弃世俗的夸诞之弊，据事直书。
欧阳玄的著述中，以散文数量最多。其文风干实，简明扼要，但多不离儒学名教。明人宋濂评价欧阳玄的文章说：“意雄而辞赡，如黑云四兴，雷电恍惚，而雨雹飒然交下，可怖可愕。及其云散雨止，长空万里，一碧如洗，可谓奇伟不凡者矣。非见道笃而择理精，其能致然乎？”以其现存之文而言，“黑云四兴”，“长空万里”之景，已不可概见。但作为“羽仪斯文，黼黻治具”的文字，存者尚多。如在《文正许先生神道碑》中，本为许衡撰碑，欧阳玄发端却从歌颂元世祖说起。文中所谓“建皇极，立民命，继绝学，开太平”云云，正是伊洛诸儒所标榜的“丰功伟业”。从这样的文章看来，欧阳玄之服膺道学、润色鸿业，是不遗余力的。此文之外，欧阳玄还撰有赵孟頫、虞集等人的神道碑，都是洋洋大文，“意雄而辞赡”，为一代巨制。

在欧阳玄的文章中，除碑铭、墓志、序跋之外，尤以短小作品写得清新简练，富有情趣。

科技
至正四年（1344年）初，黄河暴溢，泛滥达七年之久，“方数千里，民被其害”。至正十一年（1351年）四月，下诏中外，开黄河故道，命贾鲁以工部尚书充总治河防使，征发民工十五万，兵士二万，正式兴工堵复，七月疏成长达一百四十多公里的故道，八月堵塞决口，至十一月全部完工，使河复故道，南流合淮入海。

在此期间，欧阳玄以六十九岁高龄，亲自“从（贾）鲁访问方略及询过客，质吏牍”，查访搜集黄河堵口施工技术第一手资料，著成《至正河防记》。书中真实地记录了贾鲁治河工程的实况，系统地总结了疏浚塞结合的河工策略、决口分类和堤工与埽工技术。该记真实地记录了14世纪中国水利科技成就和水平，被认为是“人类史上第一本有系统的河工工程著作”。至今仍是了解黄河堵口经验的必读之书。

书法
欧阳玄擅书法，师法苏轼。其书结体呈扁方，浑朴刚健，瘦劲挺拔。明人陶宗仪《书史会要》称其行书、草书略似苏轼，但其中刚劲流畅之处，风度不凡，“末易以专门之学一律议之”。现存《虞雍公文序简》《送自得诗》《与季野札》《杨公墓碑铭》《赠季境诗》《陆柬之文赋跋》《振衣诗札》等书迹。

轶事典故：一代文宗

欧阳玄历官四十余年，史称其“两为祭酒，六入翰林，三拜承旨，两知贡举，及读卷官”。当时的朝廷高文典册，大多出自欧阳玄之手。元文宗在位时，曾下诏为元世祖时名儒许衡树神道碑，当世的知名之士，都公推欧阳玄为撰写许衡神道碑的第一人选。元顺帝也对欧阳玄极为宠眷。一次，欧阳玄刚刚请假南归，顺帝又起复他为翰林学士承旨，欧阳玄极力推辞。顺帝借册立皇太子之事，亲写手诏晓谕欧阳玄说：“朕有一件要事，要等您前来襄助才能完成。”欧阳玄这才力撑病体入京。

简朴作风
欧阳玄虽身为高官，平时却生活俭朴，待人谦和，同时代的诗人孙风渊赞颂他：“奎斋还是旧圭斋，不带些儿官样来。”

少林碑序
至正七年（1347年），嵩山少林寺住持淳拙把梁武帝撰写的《达摩大师碑》移刻于少林寺内，欧阳玄应邀在碑前作《重建萧梁达摩大师碑序》。自此，“莫知其所居”的达摩作为嵩山少林寺的禅门第一祖才成为定论。

主要作品
欧阳玄曾奉诏纂修《四朝实录》《经世大典》，总裁《宋史》《辽史》《金史》。此外，他还编成《太平经国》《至正条格》《经考大典》《纂修通议》《康书纂要》《元律》《至正河防记》《拯荒事略》《睽车志》等多种著作，共达一千一百余卷。可惜的是，这些书籍大多毁于战火，已经散佚。后世辑录有《圭斋文集》十六卷（凡赋一卷、诗词三卷、文十一卷，附录1卷），为清代《四库全书》收录。《元诗选》《全金元词》等共录入他的诗词百余首。

《欧阳玄全集》
2010年，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欧阳玄全集》上下册凡三十卷，参阅校对史籍三百余种，被认为是目前收集整理欧阳玄作品最为完善的一个版本。

人物争议

欧阳玄墓位于潭州浏阳（今湖南浏阳），但具体在浏阳何处，有两种说法：
一说位于浏阳市浏阳河南岸天马山。
一说位于浏阳市张坊镇官亭桥。

文史专家潘信之列举了明嘉靖《浏阳县志》、清同治《浏阳县志》上关于天马山、圭斋祠、南山书院、青云坊、欧阳玄墓、欧阳玄父亲欧阳龙生墓、《欧阳文公祠碑记》、《二贤祠碑记》等记载，指出欧阳玄遗迹集中分布在天马山一带，从而得出结论：“欧阳圭斋故里在天马山，（圭斋）祠为南山书院改建，墓葬天马山麓。”

后世纪念

墓葬
欧阳玄死后先葬于京西昌平县香山石井村，后由其孙持扶柩返籍，改葬于今湖南省浏阳市浏阳河南岸天马山。其墓遭毁，仅余一块墓碑项。附近还有圭斋祠、欧阳龙生墓等相关遗迹。

欧阳湖
欧阳玄在芜湖任职时，对芜湖名胜古迹，多加保护修葺，据传“芜湖八景”是其在任时所形成。他对每景都题有七律一首，常游“荆山寒壁”，因与家乡荆州的荆山同名，所以其有“三年楚客江东寓，每见荆山忆故乡”之句。后人将荆山之水取名“欧阳湖”，简称“欧湖”，以志纪念。

附录资料来源：百度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