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写作营”何为？

这些年来“国际写作营”悄然兴起，似乎是应了“全球化”的潮流，你方唱罢我登场，好不热闹。

实际上，“国际写作营”是其来有自的。早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旅居美国的中国女作家聂华玲与美国诗人保尔·安格就计划创办国际写作营，初衷就是通过国际写作营将世界各地的作家们联系起来，交流学习，共同进步，为世界文学做出一份贡献。

六十年代末年代初，“爱荷华国际写作营”诞生。1967年，前后有港台作家50余人参与写作营，自1979年以来，大陆作家开始频频露面，萧乾、艾青、王蒙、丁玲、陈白尘、刘宾雁、吴祖光、茹志娟、王安忆、谌容、徐迟、冯骥才、张贤亮、韩少功、阿城、汪曾祺、北岛、残雪、刘索拉、苏童、西川、余华、莫言、迟子建、毕飞宇、格非、阿来等等，哪个不是文学界有头有脸的人物？虽然每年只有两个人受邀，但是几十年来的积累，开拓出中国作家在海外的一片天地，它不同于本土，会带来新奇，有学者将这种新奇的体验描述为“文化震惊”（Culture Shock）。

比如1986年韩少功应邀参与“爱荷华国际写作营”，他回忆说：“晚上举行篝火晚会，大家聚在一起讨论文学，甚至产生激烈的辩论，这对文学繁荣有很大好处，很有创作的气氛，写作营大约有三个月的时间，文化氛围非常好。”篝火晚会、自由论争让韩少功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兴奋”。要知道，在1985年以前，这种“氛围”几乎是不可能的。怎能不兴奋?三个月的时间足够作家们切身体会美国的文化了，而三个月的交流也让中外作家对彼此的了解更为深入。这是关乎“心灵”的，而非仅仅是“会议”。

今天，“爱荷华国际写作营”已经成为一座高峰、一个标杆，它意味着“国际写作营”这条路子是可行的，大到两国的文学，小到作家本人，无不从众受益。几十年来的经验已经证明聂华玲和保尔·安格的敏锐眼光。

也正是看到这样的结果，中国的“国际写作营”也在悄悄酝酿。首先是国内笔会的盛行。1980年，就有两个“笔会中心”分别在北京和广州两地成立，而最具代表性的必笔会就是八十年代在黄山举办的中国作家必会，参加的作家有陈登科、邓友梅、白桦、刘宾雁、冯亦代、张天笑等。据张笑天回忆，那届笔会的内容相当深刻，作家交流中有对中国现实生活的反思，有做前驱者的意识，明显带有思想启蒙的特点。以这次笔会为开端，中国的作家笔会风行一时，直到现在，各类笔会依然层出不穷，热闹非凡。写作基地紧随其后，名目繁多。而“国际写作营”迟至二十一世纪初才出现。2009年首届中国庐山国际写作营举办，这应该是目前所知的国内第一个国际写作营。参加这次写作营的多为中国作家，外国作家所占比例不到九分之一，可算是国内的写作营了。2010年6月河北唐山举办“唐山国际写作营”，于今已有八期，参与的中外作家超过200人，规模是挺大的，但略带宣传性质。2011年，“国际华文作家南昌写作营”在南昌开营，2012年，“中国天津滨海新区国际写作营”首次举办，2013年，中国宜春·明月山第三届国际华文作家写作营开营，此前已举办两次，2014年，天津举办第四届国际写作营，2015年中山大学建立“中山大学国际写作营”，2016年重庆女作家红尘建立国际青年写作营……每年都有国际写作营开营的消息传出，然后渐渐被人们遗忘。

它们都有什么特点呢？其一，基本上都是官方的（这里除去重庆女作家自发建立的国际写作营），颇有一种借文学“发声”的目的，要么关注旅游，从选址就可看出，“庐山”、“明月山”都是有名的景区，要么关注经济，比如“唐山国际写作营”和“天津滨海新区国际写作营”就有着强烈的经济气息，这一点可从相关报道中可看出，要么就是关注教育，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大学国际写作营”带给学生们的是一种文学上的熏陶。其二，这些写作营的举办地点都在中国。也许“东道主”更能掌握主导权吧，在国内举办国际写作营显得“安稳”。其三，这些写作营选择的都是某种“中心”，无论是“目的”，还是“区域”，亦或是“作家”，“目的”是极其明确的，上文中已提出；“区域”则必在繁华之地，九江、唐山、天津滨海新区、南昌、广州，皆为“中心”；作家则以中国作家为中心，看起来是理所当然的，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比方说，只是在讨论写作这件事，或者只是在写着。哪有什么中心？

说这三个特点是这些国际写作营的致命弱点可能不太准确，因为它们多多少少起着作用，但有其限制。既然是“国际写作营”，那么就是“自由的”、“独立的”，是“生生的”。官方的介入确实带来了“稳定”，这一点毫无疑问，只是这种“稳定”对写作来说往往会演变为束缚（当然，也应该有例外）；地点的选择也暗示着不同的局面，既是心理上的又是身体上的，并不是不能选在中国，而是，中国的作家对中国太“熟悉”了，这导致了那种“无”的缺失；至于中心，太多了，不只是写作，社会的发展、人口的繁衍，城市的建设等等，都有一个中心，还不够吗？

因此，可以说，这些写作营之所以没能成为像“爱荷华国际写作营”那样的高峰，很大程度上就是受限于自身。“爱荷华国际写作营”的自由源自对“写作”的执着，这根本无关乎官方、地域、中心，大家聚在一起，干着喜欢的事情，还有什么比这更简单的吗？

可即便是这样简单的事，在当下的中国也很难办成。要承认的是，可能性是一直在那里的，过程呢？那就一言难尽了。八十年代，思想是第一位的，九十年代，经济是第一位的，二十一世纪娱乐是第一位的。现在正处于第三个阶段。众声喧哗的时代，写作何以可能？国际写作营何以可能？很多人在默默写作，也有很多人在游戏人生，很多人聚在一起，团结起来，坚守写作的阵地，也有很多人打发无聊，消遣时间。在此环境在能举办那么多的“国际写作营”简直可以说是一个个奇迹了。也必须认识到，“国际写作营”遇到了它的瓶颈期，上面说到的三个特点还不足以概括这种“窘境”。通过考察以上的国际写作营，可总结出这样的套路：官方支持写作营的举办，确定目标，抽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到某个酒店开个座谈会，得空到周边游历一番，作家们写点赞美的作品结集出版，结束，下次再来。说得是有点夸张了，但有这个倾向。如此，谈什么写作呢？

且不说“国际”的问题，单就“写作”而言，那些“国际写作营”脱不了远离写作的嫌疑。写作营是一个“营地”，与其说是一个讨论的地方，不如说是一个写作的地方。这样的话，就不是“开会”就可以了的，作家要写，自由地写，不为发表出版、追名逐利而写。再说，写作从来都是跟生活、大地相关的“事件”，是动态的。花一个周的时间，开几个研讨会，尝尝当地的美食，去周边溜达溜达，岂不是走马观花？完全可以走出去啊，老窝在一个地方能看到什么呢？多住一段时间也未尝不可啊？要交流、要睁眼，要放低，要动脚、要提笔、要融入、要真诚……

是时候来一次“摩西式”的远征了，想当年，若不是这位先知毅然受命逃离古埃及，开始长达40多年的远征，就不会有犹太教了。聂华玲很早就在做这件事了，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她只身一人前往美国，经过不懈努力，终于建成“爱荷华国际写作营”。可惜的是，她常年旅居美国，很少有机会回到中国来进一步推动此类写作营的建设。但回头一想，要不是有聂华玲这样一个开路先锋，中国作家与世界接轨的脚步很可能会慢上很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