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栾轶玫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 教授、高级编辑 来源：传媒1号
媒介融合经过10多年从理论探索到媒介实践，目前已经到达一个新阶段。
第一阶段：媒介融合理念从「全媒体」走向「融媒体」
媒介融合理念经历着从「全媒体」向「融媒体」的转变。在2014年前「全媒体」这个词在中国业界、学界广泛流行，一些媒体机构在实际操作中以此决定媒介融合的进程。这一提法被不少媒体机构列在媒体发展战略纲要中，并被解读成「介质品种完全、记者装备齐全」的模式。在这一理念下，传统媒体在与新媒体融合发展时，会追求介质齐全的「全媒体」，而不去关注各个介质之间是否能够融合；追求记者的「全装备」，较少关注记者是否具备了「全方位作战」的能力。可以说，在「全媒体」提法下，一些媒介机构因为理解偏差和执行不当，造成记者疲于奔命的情形。
媒体的介质品类齐全只是基础设施建设，而未来媒体融合的大趋势要求媒介机构要掌握不同介质的传播特点和规律，兼容并蓄、融会贯通地加以运用，以最小的运营成本达到最大的传播效果——这些正是「融媒体」的核心要义。
基于以上原因，我认为从概念源头进行拓清非常必要，建议用「融媒体」的概念代替「全媒体」，2014年《光明日报》刊登了我的文章：《建议用“融媒体”代替“全媒体”》，在这篇文章中提出：『融媒体的科学性在于，其前提是介质门类齐全的全媒体，没有「全」何来「融」？因此，融媒体的概念已经涵盖了全媒体的题中应有之义。此外，除了包含媒体要「全」的意思外，融媒体还注重各个介质之间的「融」，即打通介质、平台，再造新闻生产与消费各个环节的流程，熟稔各类采编技能等。可谓一字之别，样貌两重』。 同一年，《光明日报》成立融媒体中心、开辟融媒体版面。
2015年开始，融媒体的概念被越来越多地使用，融媒体相关实践也越来越多，相关理论研究也开始增多，有关融媒体的研究进入繁荣期。
第二阶段：媒介融合实践从「中央」拓展到「基层」
媒介融合在中国的新闻实践中经历着从「中央」拓展到「基层」的发展路径。随着新技术的不断涌现，媒介加速融合，各地都纷纷推出「融媒体中心」，全国已有55家地市级以上媒体建设了各自的「中央厨房」。
媒介融合实践是围绕「融媒体中心」建设展开的，从最初的「央级融媒体中心」开始，向「省级融媒体中心」拓展，在今年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要建设「县级融媒体中心」，提升基层新闻传播力。
「融媒体中心」建设重构着媒介新生态下的传播体系： 作为第一梯队的「央级融媒体中心」，最具有代表性的是人民日报社的「中央厨房」，它担负着横向、纵向两个向度的融合功能： 横向融合是在《人民日报》内部推进融媒体建设，实现《人民日报》由「纸媒」到「融媒体」的转型；纵向融合是作为「央级融媒体平台」，为《河南日报》《湖南日报》《四川日报》《上海报业集团》《广州日报》《深圳特区报》等传统报业搭建融媒体平台，实现最广泛的连接，促其融媒体转型。
处在传播梯队中的中坚力量的各省级媒体近些年也在不断尝试融媒体之路，以江苏为例，江苏广播电视总台成立了「融媒体中心」来对内整合资源、通过生产流程再造来盘活自身、打通介质壁垒、融会贯通才能融合发展；此外，它还利用区位优势，将周边地市及媒体集合在自己的融媒体平台上来，自身转型为区域性的「融媒体接口」，以融合之法获得省域传播势能。
而以浙江长兴为代表的「县级融媒体」也迈出了扎实的一步：总资产9亿元，2017年营收2.09亿元。安徽肥东的「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则是县长亲自挂帅，全盘统领融媒体的深入、落实。
中央有「央级融媒体中心」、各省有「省市融媒体平台」， 作为传播梯队的重要一环的「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要横向整合县级宣传渠道，纵向对接省级乃至央级融媒体平台，上下齐动、全面整合，才能最终实现自上而下的融媒体转型的媒介生态战略。
第三阶段：融媒体的下一站：跨界融、智能融、结构融
无论央级融媒体、省域融媒体，还是县级融媒体，下一阶段重点都在与媒介融合的深化，媒介融合不再局限于「介质之间的组合与打通」，而要「跨界融」、「智能融」、「结构融」。
跨界融，即媒介融合要跳出媒介来做媒介。不是省级卫视在建立的「融媒体中心」之后都会面临着一个问题：媒介组织内部的部门是融合在一起了，内容也融合了，流程似乎也比过去更高效了，但如何更好地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丰收，是个紧迫的问题。「跨界融」，即融媒体中心在完成好宣传任务、宣传使命的前提下，要跳出「媒介」思考融合问题。比如，新华社的「未来融媒体研究院」，它有自己的人工智能实验室，开方了一系列的商用产品及服务：可以测试驾驶者疲劳指数并风险预警的「小唛」指环；通过皮电传感器来测试观影者的体验，为电影、戏剧的受众分析提供准确的数据，从而作为产品开发的重要依据诸如此类，都是跳出媒介的媒介融合——「跨界融」。
智能融，即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来进一步深化媒介融合，未来3-5年，人工智能将成为通用技术，媒介融合无法避免人工智能这个大背景，同时人工智能也将更深入地影响媒介融合。目前，机器人写作、无人机拍摄已经开始改变着媒介生产，先前的媒介融合只是在「人-人」层面、「部门-部门」层面、「内容-内容」层面、「介质-介质」层面、「（终）端-端」层面；融媒体的下一站「智能融」，将考虑「人-机」协同；「机-机」协同等方面，人与机的分工与定位问题以及如何面对「人-机」融合带来的新生的法律与伦理问题。
此外，智能融，还意味着新的媒介生产与消费空间的产生，比如车联网带来的无人驾驶将重塑着「车-人-机-信息」的关系，先前我们笃定的认为的「私家车增多必然带来广播复兴」的论述基础已改变，在无人驾驶汽车中，被解放的人的双眼双手对于信息的选择与消费将不再局限于广播，为这一特殊空间中的人提供适位内容与消费则是智能融的下一个新需求。
结构融，即指媒介融合纵深化带来的是媒介在整个社会大系统的重新定位及社会功能的进一步拓展。先前做为信息中介存在的媒介组织，最主要的社会功能即提供「信息服务」。媒介新生态情境下，新技术为媒介组织赋能，使得它不但是「信息服务」中介，同时还是「社会治理」带动着。这一点，在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中特别凸显，县级融媒体可以担负起「智能化社会治理中介」的作用，它利用媒体自身的介质特征，可以在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各方面鼓励公民参与到社会治理中来。这个平台是一个信息平台，同时又是公共服务平台，它能更方便地聚集县域民众，作为县域的社会组织，协调社会行动，促进公民主动协同，增强社会凝聚力，群策群力，共管共治，推进社会治理，维护社会稳定。
跨界融、智能融、结构融——融媒体下一站的新方向正是社会对于媒介组织的新期许、受众对于媒介机构的新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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