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方小城里土生土长的人往往对胡同有一种特殊的情感。
大约二十年前，像这样闷热的夏夜，胡同里应该是非常热闹的。那个时候，电视节目单调而乏味，电风扇卖力却徒劳，所以女人们总是匆忙地收拾干净餐桌和厨房，交代了孩子们“好好在家写作业”，就搬一只小马扎，摇着蒲扇到胡同里找人纳凉、聊天去了。而男人们，早已陆陆续续赶往胡同口，那里的杂货摊是他们的精神乐园。
杂货摊由一辆两轮手推车改造而来，加两层木板，做成箱体，摆放一些烟酒、零食。冰柜放在一个四角有轮子的铁架里，与车体连在一起。冰柜上摆几瓶汽水或在四周用一根细绳挂一串雪糕、汽水的外包装，随着晚风摆着手招徕着过往的孩子们。那时候，奶油雪糕一元钱一支，太过奢侈，因而三毛钱一块、五毛钱两块的冠以“木器厂”标识的冰块是孩子们的首选。
摊主赵叔叔与我家同住一条胡同，又与父亲极为熟稔，从小便喜欢我，我也就没少免费吃他的“木器厂”。那时候，哥哥和邻居家的姚二哥因为大我五六岁，平时是有零花钱的，时不常地会每人凑五毛钱，让我去赵叔叔那里买大白兔奶糖。一毛钱两块糖，但在赵叔叔这里我至少可以买到21块，有时遇到赵叔叔格外高兴，就给我23块，回去每人分7块，我能得9块！
这种胡同口的摊位还有一件神器是必备的——中间有粗孔的石墩。中间的孔是用来插特制的大雨伞的。雨伞骨架是粗壮的竹子，伞面是厚篷布，打开后直径有两米多，赵叔叔极瘦，却很有些力气，能独自一人开合这把伞。天色渐渐暗下来，就要开灯了。灯泡就挂在这把伞上。
别人家的摊位，为了省电，往往挂一盏20瓦的灯泡，亮度足够看清楚纸币上的面额就是了。唯独赵叔叔，一盏60瓦的灯泡能照亮半条街。因为，赵叔叔是在县化肥厂有正式工作的人，他摆摊不为卖货、挣钱，更多的是因为爱好下棋、打牌。
象棋和扑克牌几乎是那时候所有男人的必备技能，我就是七岁那年因为经常在赵叔叔的摊边围观，才学会了象棋。第二天就兴冲冲地跑到李伯伯家，跟他们家小我一岁的三儿摆开对局，一招“炮二进二”接“炮二平五”，而后直接斩敌将于马下。
胡同里的男人们都没正经学过什么象棋，甚至连看得懂棋谱的都屈指可数，却几乎人人都会下，而且每个敢于坐下亮招的人都还是有些绝活的。例如我父亲，就最擅长中路“盘龙马”，步步为营，很多时候宁愿弃车也要保马，这也就成了他最大的弱点。熟知他的套路的对手，往往上来就逼他换子，双马一失，父亲的赢面就不大了。而赵叔叔擅长用炮，棋风硬朗，进攻犀利，防守也是滴水不漏。
胡同口的棋局一般玩不了太长时间，就会因人越聚越多而改打扑克，那块梧桐木的棋盘翻个面，就可以用作打牌用的桌面。扑克牌虽然最多也只能六个人同时玩“留三家”，但却没有“观棋不语”的限制。象棋是摆在明面上的，而扑克牌却是捏在手里的，“观扑克”的人和玩家一样，不能同时看到其他玩家手里的牌，所以是可以支招的。互动性上的领先，注定了扑克牌会受到更广泛的欢迎。
当然，打牌的气氛也远比下棋更热烈。因为天气本就炎热，男人们大多喜欢光着膀子，在晒得乌黑油亮的肩上斜搭一条擦汗用的毛巾。父亲那时就习惯在打出一手大牌之前大喊一声“停！”随即，抄起毛巾，甩到另一边的肩膀上，而后用右手的三根手指捻出要打的牌，高举过头顶，重重地砸下，动作连贯，一气呵成。围观的人群此时若配合地发出一声惊呼，气氛便很有可能就此走向高潮。
那时候他们打牌不赌钱，却也少不了彩头。街面上的人都好面子，贴纸条这种规则因为太low而遭舍弃。他们会在地上铺一张凉席，输了的人要在上面翻一圈跟头。这群三四十岁的大孩子们笨拙的翻滚动作，也给牌局带来了另一份独特的乐趣。
多少个夜晚，我都是蹲在父亲身边，看着他把那些花花绿绿的纸片摸上来又打出去，他夸张地甩牌时我也跟着傻笑，他懊恼地拍大腿时我也随着可惜；他赢了牌高兴时我会偷偷拔一根他的腿毛，在他输了牌失落时，我就转头去看灯泡周围飞舞着的密密麻麻的蚊子。
搅局的往往是胡同里谁家一脸怨气的女人或风风火火跑来的孩子，在没有手机、不戴手表的年代，她们的出现通常标志着午夜即将来临。这时，最后一把输牌的男人会假装不经意地站起来，伸个懒腰，说起风了，凉快了，回家睡觉吧。
其他人因为可以就坡下驴，也就自然会免去他最后一轮的翻跟头惩罚。赵叔叔总是等人群散尽后，才收拾回家。
只有星光的胡同里，杨树叶子摩擦出轻微的沙沙声，父亲背着手趿拉着拖鞋在前走，母亲絮絮叨叨地在他身后数落，不知谁家的墙角里有两只蟋蟀正在斗嘴。我跟在他们后面，想象着院里的土狗已经开始摇着尾巴转圈，在冰凉的井水中泡足了时辰的西瓜正摆在桌上等我。
现在猛然想想，一转眼这么多年就过去了，那条胡同，还是太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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