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化与文化                      

进化与文化                                                          【深圳】何 良

进化与文化

一

  世界万物、芸芸众生都无不源自于演变和进化, 演变和进化是一切事物生成和发展的必然。人类起源于某种物种的生成和进化，我们的始祖甚至也曾是一种图腾、一种混沌。物种起源于地球的运动和形成，地球却又源之于宇宙太空的星云雷雨……进化于是成为历史辩证法，成为人类发展的一条铁的定律。

  大约四亿年以前，陆地上几乎没有生物，只有水藻在汪洋大海里称王称霸。随着光阴荏苒和地壳运动，形形色色的水藻又都爬上了海滩和陆地，于是形成了今天数以万计色彩斑斓的高等植物，植物的演变让人不可理喻，比如鲜花的演变更是说明了历史辩证法的伟大。生物进化如此，人类社会进化也概莫能外，从石器时代到青铜器时代、从青铜器时代再到铁器时代，人类生活方式的变化也都无不证明了历史辩证法的伟大。

  一句话，“变亦变，不变亦变”。物竞天择,适者存不适者亡,人类历史文明史证明，只有不断地冲破阻碍生产力发展的藩篱和桎梏，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因此，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改革始终是时代的最强音。

二

  生物演变和发展靠的是进化，人类社会演变和发展靠的是文化。

  “从生物的人到社会的人，靠的是教化。”（引自司马云杰著《文化社会学》，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3月第一版）人类创造文化，追求的是一种社会进步和社会和谐，是企求通过教化建立一个“理想世界”。社会和谐是一种公正、公平、稳定和均衡的状态。和谐当然又是相对的，绝对的和谐是不存在的，即便是在和谐的社会状态中，总也避免不了一定程度的矛盾和冲突。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不是也有过某个时期的“超稳定”的“和谐”吗？！那种“超稳定”的一潭死水的“和谐”不也孕育着某种失谐、失序，甚至动乱吗？！社会和谐的这种相对性，决定了它在社会变迁和发展过程中的相对的均势，而文化的发展又往往可能影响这种均势的和谐。因此，离开了文化，人类就没有相互理解、相互交流的规范和秩序，社会就会出现某种失谐、“失序” ，甚至“失范”，就会失去和平与稳定。

  人类的和谐是通过一定的符号形式来实现的。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在《人论》中（引自恩斯特·卡西尔著《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12月第一版），把“人—符号—文化”作为他的三位一体哲学，他在提出关于人的定义时说，人是“符号的动物”，人是利用符号去创造文化的。人正是运用了符号来记录、传递自己的经验知识和思想感情，人们所遵循和公认的规范和秩序就是这种“符号文化”。而其中，语言形式是一种十分重要的符号，每个人都通过一定的语言形式表达自己的思想，有人用数字语言形式，有人用文字语言形式，有人用模型语言形式，但不管是采用何种形式，人们都十分注重体现自我思想的特性，都希望通过尽可能准确的表达方式，将自己的思想和情感表述出来，以求得到一种理解。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中，理解于是成为人们交流的重要目标。没有理解，社会关系就无法协调与和谐；没有理解，人类就只能在矛盾和冲突中创造畸形的文化。

三

  关于文化概念的界定，近二百年来的世界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和哲学家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较早的定义可以追溯到1871年，英国著名人类学家泰勒提出“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整合体，它是人们作为社会一员时，所学习而得到的所有事物。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其他能力和习惯。”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拉尔夫·林顿则认为：“文化指的是任何社会的全部生活方式……从个人跻身于一种或几种文化的意义上看，每个人都是有文化的人。”从社会学角度上来理解文化，它实质上是人类行为选择的标准体系，它更多的包含了信仰和价值体系的问题。正如社会学家戴维·波普诺所说的，文化是“一个群体或社会所共有的价值观和意义体系，包括使这些价值观和意义体系具体化的物质实体”。（引自戴维·波普诺著《社会学》上册）

在社会历史发展长河中，人类由猿到人的进化过程，是劳动和实践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正如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摩尔根说的一样：“人类是从发展阶梯的底层开始迈进，通过经验知识的缓慢积累，才从蒙昧社会上升到文明社会的。”（引自摩尔根著《古代社会》上册，商务印书馆出版社，1987年1月版）从这一意义上去理解，有人说人类的经验知识就是文化。如此说来，文化犹如空气一样无所不在无处不有，怪不得美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家克拉克洪会用“打喷嚏”这一生物性的行为来表述文化的定义。他认为打喷嚏表面看来像是纯粹的生物学现象，但其中却演绎出一些风俗和文化，不同文化背景和素养的人们会以不同的方式打喷嚏和对待打喷嚏，如说一句“对不起”或“请保重”,所以，打喷嚏是在某种文化网络里结成的生物行为，它反映人与文化的一种联系。这种有趣的表述让人叹服。

可见，文化是一个多么宽泛而丰富的范畴。在人类社会中，人的生物性的行为往往表现出某种社会行为，并且包含着极其丰富的社会文化价值的内容。社会行为是由社会、文化和人格等因素组成的，其三者之间是互为联系和互为因果的,其中，社会是一个规范化了的人际关系系统，而文化是社会的黏合剂，它通过道德规范、价值取向、社会风俗等一系列的符号，促进了社会的规范、和谐和发展。社会是人的社会，文化也是人的文化。用卡尔·曼海姆的话说：“社会是人与既存文化的产物，文化是人在特定社会环境中创造的，人格是现存社会关系与文化的产物。”

  说到底，人是文化的上帝。用文学家庞朴的话说，文化就是人化。

  人类一边创造文化，又必须一边选择文化，人类往往是在创造一种新文化和选择一种文化的同时，又在摧毁另一种文化。文化创造过程和发展过程所引起的这种“并发症”，使人类在构建文化悖论与突破文化悖论之间艰难地折腾着。诚然，人类社会越进步越发展，文化之于人类的影响便越密切越重要，而人的自然属性便可能越少，人的社会属性便可能越多，文化对自然人的束缚便可能越严重。人往往在种种文化桎梏面前表现得无所适从或无可奈何，文化的这种悖谬恰恰来自于创造文化的人类本身。也许正因于此，弗洛伊德才发出那句惊世的感叹：人类越是走向文明和进步，便就越不幸。……

  说到底，一种新的文化生成与发展，一种新旧文化的交替与代谢，必然存在一定程度的摩擦或阵痛，需要一个逐渐适应、磨合和完善的过程，这一过程本身就是人类纠正文化悖谬、促进文化发展的过程。

因此，人类始终都在坚持不懈地构建理想中的文化大厦，并通过文化创造和文化选择来不断地延续、发展和完善自己，从而摆脱生物进化的缓慢进程，使人类社会走向更理想更和谐更辉煌的文明坦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