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苍春波
内容梗概——
现代工业化的生产需要具有基本读写算的能力，而资产阶级革命对于人权的呼唤之中，教育权也是重要的内容。因此，诞生了具有一定强制意义的义务教育制度。
义务教育制度设计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把学习作为就业的准备，把学校作为人们接受教育的唯一场所，把接受教育的年限作为衡量人们学习水平的标志。人均受教育年限，也因此成为现代化国家的重要指标。
问题在于，这样的假设，其实一开始就有问题。
首先，学习虽然为就业提供了基础，尤其是过去学校的专业按照企业和机构的工种等设置，学以致用的特征非常明显，但是所有的职业知识与技能本身也在不断变化发展之中，时代越是发展，职业变换速度也就越快，发达国家人均一生变换职业的种类已经超过10种，学校教育无法为职业进行精准到位的准备。
其次，学校不再是人们学习知识、技能，接受教育的唯一场所。在传统社会，教育资源极其有限，人们需要到一个集聚了社会教育资源的场所去接受专门的教育。而在现代社会，教育资源已经泛在化，人们时时处处可以得到知识和信息，得到教育资源。在家学习，通过互联网学习，通过各种媒体学习，都已经非常便捷，甚至效率更高。
邓小平在1974年会见一个美国的大学代表团时曾说：“我没有上过大学，但我一向认为，从我出生那天起，就在上着人生这所大学。它没有毕业的一天，直到去见上帝。”傅高义在写下这一事例之后评价说：“邓小平终其一生都在不断学习和解决问题。他引导着中国的转型——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使得这个国家和他1978年接手时相比，变得几乎难以辨认。”应该说，傅高义的分析是很有道理的。原则上来说，人的知识体系是自我建构的，学校里学习的知识，如果没有自我建构的过程，就要还给老师、还给学校。
卡普兰在分析这种现象的时候也指出，在学校里，每个孩子都必须学习老师喜欢的科目，然后教育者根据学生对材料的掌握程度对他们进行排名。之后，学生们很快就忘记了他们学到的大部分东西，因为“他们再也不需要知道它了”[1]。
最后，在传统社会，学历是硬通货，接受教育的年限是衡量人们学习水平的重要参照系。其实，“学历”与“学力”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接受教育的年限与人们的认知水平、工作能力并不成正比。
因此，义务教育的质量，不是通过教育的年限决定的，而是应该通过国家教育标准，通过国家对公民教育素养的规定，通过对公务员的要求以及企业对于员工的素养要求来实现。至于学生从什么时候开始学习、通过什么途径学习、学习多长时间，可以不必规定得太死。
心得体会——
学力才是人生的标配，促进自身不断提高综合素养，适应各种复杂的挑战，勇于创新创造，勇于成功。而学历只能算是标签，很可能“盛名之下其实难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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