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以成败论英雄，英雄王允，则变成了历史的罪人。
董卓死后，汉朝政治局势为之一变，此时关东尚未大乱，是重整朝纲最好的时机，实际上也是大汉王朝的最后一个机会。
彼时，以董卓为首的关中集团和以袁绍为首的关东集团对峙，董氏被诛以后，关中地区被王允和吕布所控制，董卓留在长安的部队也都尽归此二人，关中集团自此一分为二。
董卓的十万主力部队，在女婿牛辅的带领下驻扎在洛阳与长安交界处的陕县，本来是为了防备关东诸军，此时也因董卓之死而变成了一支孤军。这支孤军占据着长安的东大门，随时可能向西威胁长安，所以成了东汉朝廷的一只不定时炸弹。
好在牛辅、李傕、郭汜这些人本没有什么政治野心，所以在董卓死后一直按兵不动。而对于王允和吕布来说，此时亟待解决的问题，就是对于牛辅这支西凉铁骑的安置问题，在这件事情上两个人起了争执。
吕布因为背叛董卓，成为了西凉集团的死敌，所以他建议把这支部队彻底消灭。这个建议显然是偏激的，而且实现起来也非常的有难度，王允没有采纳。
从初平三年四月诛董卓，到五月份下旬李、郭西向，整整一个多月的时间王允都在试图解决这个问题，结果迟疑不决、反反复复，最终酿成了巨变。
如果此时王允能够笼络西凉旧部，渐渐掌握这支主力大军的控制权，然后稳定关中，此时关东诸侯曹操、袁绍等人尚未成大器，他奉天子以稳定四方，汉朝的朝政是可以稳定下来的，也就不会有后来的三分天下。
但王允这个人行事不懂得变通，史书称其为“刚棱疾恶”，所以他陷入了两难之地。一来他对西凉势力十分仇视，希望能够消除这股势力；二来他又非常忌惮这支劲旅，需要笼络住他们，免得他们狗急跳墙。
所以他的策略也就反复未决，开始，王允倾向于赦免他们的罪责，但这样一来这支西凉大军就会对长安造成威胁，而且明明有罪却既往不咎，他担心会引起西凉军队的怀疑。李傕专门派使者到长安请求赦免，王允以“一岁不再赦”为理由回绝了他，这就让西凉军队心怀忧惧。
王允和吕布都是并州人，此时的长安由并州集团掌权，牛辅的十万大军在关东军和关中并州集团的夹缝中朝夕不保。本来，在董卓死后，两个集团之间的矛盾就非常深，西凉将士仇恨并州人，曾经把军队中所有的并州籍军民家属共数百口全部杀害，借以报复并州集团，这是董卓死后他们实实在在的罪过。
正在王允迟疑不决的时候，吕布又派并州人李肃去攻打牛辅，结果被牛辅打败，牛辅大军却自己陷入动乱之中，主将牛辅也被部下所杀。这样一来，西凉集团就更加害怕， 双方的矛盾加深，而西凉军中将士逃亡的事件开始大量发生。
王允此时也改变策略，试图解散西凉大军，有人便对这个策略提出了反对，认为这样只会加剧西凉集团的恐惧，使他们人人自危，最后可能会孤注一掷。并且建议，让车骑将军皇甫嵩接管这支部队，继续驻扎在陕县安抚他们，然后慢慢地招抚关东诸军。
事已至此，这也不失为一个可行之策，可是王允瞻前顾后，担心以朝廷的名义驻扎陕县，会引起关东诸侯的怀疑和不安，因此迟迟地没有作出决断。
而此时，王允又做了一件糊涂事，那就是杀了名士蔡邕，结果让西凉将士越发的恐惧。这个时候，因为王允对待西凉集团安置问题的犹豫不决，老百姓之间盛传着王允要杀尽西凉人的传言。
李傕等人就议论，蔡邕仅仅是和董卓走的较近就被杀，对我们这些董卓的部将肯定不会留情，于是就想逃回西凉。后来接受了贾诩的意见，举兵向长安进发。
火药桶终于爆炸了，可是王允越发的糊涂，对西凉人的仇恨冲昏了他的头脑。他让董卓旧部，在西凉集团中威望很高的胡轸、杨定前往招抚，结果却不给这两个人好脸色看，说什么：“關東鼠子，欲何為邪？卿往呼之！”。
结果两个人一到李傕军中就反水，成为了西凉大军进攻长安的领路人。王允又慌忙让董卓旧部徐荣前往镇压，结果徐荣战败也投降了，就这样，李傕、郭汜收拢了十几万大军来到长安城下。
十几万大军在城下围了八天，因为长安城城墙坚固始终没有办法入城，而城中的守城将士大都是董卓旧部，王允既要用他们，却又看不起他们，结果就有人阵前反水，偷偷地打开城门放李、郭大军进城，王允兵败被杀，关中又回到了西凉集团的手中，东汉的最后一次翻身机会就这样失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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