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年近五旬，虽不是共产党员但忠诚信仰共产主义，将“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作为最高道德律。批判是马克思哲学思想的精髓，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剃刀般的批判中我看到的了老人家对祖国深深的爱。鄙视将理论当作教条、不许疑问的险恶用心，看着问、问着想，即使现在的疑问在他人看是幼稚、邯郸学步，但为了忠实记录我的学马心路，怀着谦卑之心，不怕前辈耻笑，斗胆敲键，更期望我这块小砖头得到老师们的修理。（为防止居心叵测的机会主义分子的诬棒，我将此段列为前奏）
第二想：共产主义分配理论之技术可能
“每个生产者在生活资料中得到的份额是由他的劳动时间决定的”，按劳动时间分配是马克思共产主义分配理论的核心，如何计划分配劳动时间是其前提。《随想1》中8个问题可以归纳为计划分配劳动时间的2个条件：
1.技术条件。如何量化总的和个体的劳动时间，进行生产、分配，实现计划和市场的统一；2.伦理条件。如何协调每个劳动者能力和需求的差异，保护个体的利益，实现群体和个体的统一。（本文仅探讨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留在他日。）
马克思理论对计划分配劳动时间的技术条件要求是：1.可预设的分配。劳动者从事什么劳动、付出多少劳动时间是根据劳动者的劳动技能预先计划好的；2.可调剂的分配。依据个人的劳动技能，结合生产需要或生产者的个人需要，规划个人劳动时间；3.可化约的分配。将不同的产品、不同的需求、不同的劳动技能化约同质的单位从而可以计量；4.可量化的分配。是计量劳动者在共同劳动中个人所占份额的尺度，也是计量劳动者应得报酬的尺度。始发于1920年的“社会主义计算论战”就围绕此技术条件展开，代表人物是米塞斯和兰格。
米塞斯在《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计算》中提出对社会主义经济技术可行性的质疑，将“经济计划”描述为“在幻想中，烤鸭飞到同志们的嘴边。”他举了一个例子：“（社会主义的）局长想建一栋房子。那么，可以用很多办法。相对于未来建筑的效用来说，每种办法都各有优劣，从而会导致房子的寿命各不相同。而每种办法都需要（不同的）花费、建筑材料和劳动。局长该选择哪种办法呢？对于要使用的种种建筑材料和各种劳力，他没办法将其化约为一个单位进行计算。因此，他根本没有办法比较各种选择的优劣。”
奥斯卡·兰格，挑战米塞斯的观点，提出了竞争社会主义解决方案即“兰格模型”。兰格修正了马克思的劳动时间分配原则，回避劳动者个人能力和需求的差异，在存在消费选择和职业选择自由的条件下，由中央计划机关采用试错法，模拟市场机制，决定生产资料的价格，从而使供求得到平衡，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兰格模型”的前提必然是中央计划制定者拥有的知识比任何私人企业家拥有的更多，而且可以比自由市场竞争更快的靠试验获得正确的均衡价格。
“兰格模型”随着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市场化而终结，米塞斯的好友哈耶克为其道出了谢幕语：“我们见到的只能是由每一个分工的个体分别掌握的、零散的、不完整的知识。社会的经济难题就在于如何利用不能完整地由个人掌握的知识问题。”可是，困扰人类发展的问题依然存在，马克思提出的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如何克服？怎么防止社会化大生产和资源分配导致群体或个体的异化，实现群体和个体的和谐统一呢？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劳动时间分配的技术条件看到了曙光。“新计划经济论”即是代表。新计划经济利用计算机、互联网等技术条件，破解米塞斯和哈耶克提出的知识碎片化、无法建立快速、精确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难题，准确预测消费和计划生产，在社会化大生产和灵活的物流配送体系下对生产、销售、分配、消费进行计划指导。
大数据有能力提供计划分配劳动时间所需的技术条件。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按照国民经济运行的要求，建立全面配套的、反应灵敏的全国性电脑化数据库管理系统，从国民经济宏观运行和市场个体微观领域两方面筹划生产和劳动力的分配，通过信息技术对生产信息和劳动者的个人信息进行采集和处理，将各项指标参照价格体系化约为货币标准，经过大型计算机网络的即时处理，使信息自动输入生产计划部门。依托同样的计算机联网技术，生产厂家能够调节各种劳动职能同各种需要之间的比例，按设定程序和指令组织生产，按劳动时间进行分配，从而修正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达到计划和市场的统一。
大数据为人类带来了瞠目结舌的发展变化，我深信马克思共产主义分配理论的技术条件能够实现。
感谢玉宏兄弟的《品味大数据》给我带来启示，但它又使我不寒而栗，大数据证明了人的生物进化无法赶上技术的发展，人成为工具的俘虏在技术亦成为可能；我更恐惧假如希特勒或斯大林主导了大数据，人类怎么办？会往何处去？大数据即可解放人类，也可奴役人类、毁灭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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