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貢院．試場望天
文｜晨歌轻扬
身为贾府年轻的男性成员，衔玉而诞的贾宝玉，一出娘胎就背负著家族上下众人的期待。这个期待综而言之，就是第五回警幻仙子所说：“留意于孔孟之间，委身于经济之道。”
从这个期待延伸出去的教育目标，也就是读孔孟书求仕途经济宦达，显亲扬名光宗耀祖，这样一个传统男性立足于社会的道路。
因此，读书就成为贾宝玉肩负的“责任”，家中长辈对他的教育安排，正是朝向这个目标而设置。早在三四岁尚未进入学堂之前，贾宝玉就已经在长姐元春的手引口传中，“读了几本书识得数千字在腹内了”。
读书首先一定要识字，而文字即是文化的载体，因此，所谓的读书，就是接受文化讯码的传承。
虽然全书履次强调贾宝玉“极恶读书”、“愚顽怕读文章”，最不喜读书又好游乐，因此不得父亲贾政的爱惜。但实际整理小说语言现场中，贾宝玉在对话或思想活动中所引用或提及的典故后，却发现一项惊人的事实――不喜读书的宝玉，在对话或思考中却提及或引用了接近传统文化体系中士人接受教育的完整内容。
不但他最厌弃的仕途经济科举晋身所需的《四书》、《五经》已进入他的思想意识，成为他的精神食粮，且举凡“诗”、“文”、“辞赋”、“戏曲”等历代文学体裁，“史事”、“佚事”等历史典故，甚至“外文”都是他“杂学旁收”的对象。
并且，由于他的天质聪颖，往往进一步能够提出见解或进行再创造，因此能在大观园试才时，以十二、三岁的稚龄技压群客。二十八回在冯紫英的邀宴上，也会主动提出以有趣的酒令规则：
如今要说悲、愁、喜、乐四字，却要说出女儿来，还要注明这四字原故。说完了，饮门杯。酒面要唱一个新鲜时样曲子；酒底要席上生风一样东西，或古诗、旧对，《四书》、《五经》成语。
众人聚集饮酒作乐也要雅致，在贾宝玉的提议下“古诗”、“旧对”、《四书》、《五经》都成了酒席乐趣的来源。
然而，要能够将这些书本上的文字拿来操作，基本前提是对内容的烂熟。因此，宝玉的提议当场就引得不学无术的薛蟠大声抗议：“我不来，别算我。这竟是捉弄我呢！”
可见得同样是在上层社会接受养成教育，但这些知识与文化真实地渗入贾宝玉的生命与精神世界，并且时刻寻求在生活中实现，而如薛蟠辈却仍是浑噩不觉，不得其门而入，或根本无心进入。
除了上文的归纳外，贾宝玉在小厮茗烟的提供之下，对于“古今小说并那飞燕、合德、武则天、杨贵妃的外传与那传奇角本”也有涉猎，并且如获珍宝。
这类被当时归为内容淫狎引人入魔的邪书，由于宝玉自觉这些书的内容“不登大雅之堂”，除了因被黛玉撞见，一同读了《西厢记》，有了共知前提而成为日后两人对话的密码外，在与其他人交际的场合并不曾出现引用其余书本的内容。这样的现象，可视为他对“语境”的感知后，得出不能与人谈论这些书籍内容的判断。
在后四十回中的贾宝玉，平日却看起了《参同契》、《元命苞》、《五灯会元》之类，佛、道、谶纬之书。
此外，宝玉对于医药的原理也不无涉猎：
十三回当他听闻秦可卿死讯吐血时，曾对一旁担心的袭人说：“不用忙，不相干，这是急火攻心，血不归经。”
五十一回看到胡庸医为晴雯开的药方时，他不禁大骂：“该死，该死，他拿著女孩儿们也像我们一样的治，如何使得！凭他有什么内滞，这枳实、麻黄如何禁得。谁请了来的？快打发他去罢！再请一个熟的来。”
在在都是贾宝玉懂医理的印证。
由此，我们发现宝玉的确是宝钗所说的“每日家杂学旁收”，他脑中知识汲取的范围相当渊博，对于知识有一种本能上的渴求与兴趣。
第三回黛玉内心的旁白：“ 极恶读书，最喜在内帏厮混”处，有一条【甲戌夹批】：“是极恶每日《诗》云、子曰的读书。”
我们可以注意到，这句话的前后文中，“极恶读书”是和“内帏厮混”对举的。在传统中国社会，尤其是仕宦人家，通常都是严格执行“男外／女内”的空间分配。
《礼记．内则》中规定：“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十年出就外傅，居宿于外……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听从”。在七岁之后，男女就不能共席同食，十岁之后，男孩要出外入学，居宿在外，女孩则不出中门，跟随保姆学习女事。到了北宋司马光的《居家杂仪》，除了男女七岁开始都要颂读《孝经》、《论语》外，男孩开始陆续接受完整的系统养成教育，颂《尚书》、《春秋》、《诗》、《礼》，使晓义理，知仁义礼智信；女孩则仅讲《列女传》、〈女戒〉，使略晓大义。司马光同时还将女子不出中门的年龄，从十岁提早到八岁；男孩则仍然在十岁之后，出外入学，居宿在外。
熊秉真先生在《童年忆往：中国孩子的历史》中，统计大量传记资料后发现：
十五世纪以后，每过五十、一百年，中国士子启蒙就学的年龄就要提前一年、两年。到了明清，士人子弟中，六岁已开始正式教育的颇不少见，甚至有在五岁、四岁之稚龄就被安排入塾从师就学者。
第九回顽童闹学堂时，贾兰、贾菌等稚龄幼童，业已出现在家塾。因此，在这里贾宝玉的“极恶读书”，是相对于“内帏”的女孩空间，“读书”正是可以代换成那条男孩养成计划中的，仕途经济之学，是外出到学堂拜师，整天“《诗》云、子曰的读书”。
此时贾宝玉仍是幼童，对于被严逼著要显亲扬名而开启的读书之路，只是不喜被拘管的本能厌恶；但随著年岁渐长，对于书本知识浸淫既深，对应举的时文八股，更是深厌不服，于是从袭人的口中，我们得知了“禄蠹”这样的新词。细究贾宝玉对于时文八股的厌憎，仅是因为：“原非圣贤之制撰，焉能阐发圣贤之微奥，不过作后人饵名钓禄之阶”，不屑于将“学问为禽犊”罢了。
整理了贾宝玉在对话中所引用的前人典故的范围后，我们对于贾宝玉的言语特色有更进一步的认识。观察他在对话中所引用或提及的前人话语，可以进一步掌握他的知识背景与思想。从他的言语中引用的典故出处看来，贾宝玉非但绝非不爱读书，他无疑还是一个饱读诗书的精英文化知识载体。他所出身的社会阶层提供了优渥的环境，让他轻易地得到饱食文化精髓的良机，而这些文化食粮一但进入了他的精神世界后，不但成为他面对这个世界的思想态度之源泉，同时也在他的言语风格中留下了鲜明的印记。
（旧作修订，互联网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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