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前夕，我带着两个年轻员工到济南出差。年轻人精力旺盛，晚上总是睡得很晚，聊足球、聊股票，当然，聊得最多的是各自的女朋友。
我早已过了聊爱情的年龄，便只管闭着眼睛听，从不插嘴。
项目谈成那天，我们三人参加庆祝合同签字的酒会后回到宾馆，乘着酒兴，两个年轻人非要我也讲一段初恋的故事，不然就不让我睡觉，没办法，我只好把尘封在心底的那段初恋回忆讲给他们听。
我在北京上初中的时候，同桌是个漂亮的女孩子，叫张小梅。那个时候男女同学之间还在“分男女界限”，互相是不说话的。小梅的父亲是右派，所以她不爱讲话，总是小心翼翼的，生怕给家里再惹来什么麻烦。
尽管我们不说话，但我知道她对我很好，常在没人注意的时候偷偷冲我微笑。我上课时爱做小动作，她就义务为我望风，老师一过来，她就轻轻碰一下我的胳臂。上课的时候，如果我缺了什么文具，她好像能够看透我的心思似的，不等我说话，就一声不吭的给我递过来。其实，我内心里也很喜欢她，喜欢她的文静、她的聪慧，还有她那会说话的眼睛。我知道她喜欢文学，学校墙报上经常会有她的小诗刊登出来，就经常把爸爸藏在书柜底下的那些已经遭禁的中外名著偷偷地借给她看，每次她接过书时眼神中跳跃的那种欣喜，都让我心里涌出一股强烈的成就感。
这种默契的朦胧关系保持了有一年多。
那年的冬天，我生了一场大病，有半个月没有去学校。有一天，邮递员送来了一封信，沉甸甸的，邮递员说超重了，让我补交了四毛钱。
奇怪，谁会给我来信呢？那个时候，一个学生是很难接到什么人来信的。我打开一看，里边装了两枚精美的毛主席像章，还有一封短信，看看落款，竟然是小梅来的！
这在当时可是一件相当出格的事情啊。
她在信中说，她很想我，我不在，她觉得干什么都没意思……。信的最后落款是：你的，小梅。
现在看来，那无疑是一封少女的情书，可惜那个时候的孩子都挺傻的，我居然没有看出来那层意思，只是觉得她有点莫名其妙，又没什么急事，写什么信呢？
我把信随手放在床边就昏昏沉沉的睡着了，结果信被妈妈发现了，大人的觉悟当然比小孩子高了，她把我从睡梦中揪起来，追问我和这个“小梅”是什么关系？到了什么程度？我当然是矢口否认，一推六二五，只承认她是我的同桌，连“借橡皮”之类的事情都只字不提，我知道，如果说多了，搞不好就得挨揍了。
妈妈信了我的话，她严肃的对我说：“这个小梅不是什么好东西，这么小就知道搞对象了。等你病好了上学的时候，把这封信和毛主席像章都给她送回去，以后不许再理她，听到没有？！”我心里很害怕，连忙点头答应了。
一周后，我病愈了。上学的第一天，我趁课间操教室没有人的机会，把小梅的那封信悄悄的塞进了小梅的书桌。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我的小动作居然被一个好事的同学发现了，他以为我在给女同学递小条，在我刚走出教室的时候，他就溜了进来，把那封信偷走了。
以后的事情可想而知，信被交给了老师，小梅被老师在课堂上严厉的教训了一番，说她是个“女流氓”，并把她的家长叫来，同样训斥了一顿，并让小梅停课写检查。
在整个过程中，小梅没有哭，她紧咬着嘴唇，低着头，一声不吭。
就在他那脸色铁青的右派父亲拉她离开教室的时候，她歪过头来，看了我一眼，目光正好和我对上，我的心一惊：小梅的目光里充满了哀怨，我知道她在怨我，怨我为什么把她的信交给了老师！我想告诉她，那不是我的本意，不是我干的。可是在40双眼睛的注视下，我又能说什么呢？
第二天，小梅的父母就为她转学了，转到一个我们谁也不知道的学校。是啊，谁愿意自己的孩子在学校顶着一个“女流氓”的骂名呢？
从那以后，小梅就在我的世界里消失了。
初中毕业后我们这批知青统统到农村插队，乡下的日子很艰苦，而且不知道将来的出路在哪里，我们都很苦闷。
那年临近春节的时候，我和几个知青一起到县城去买年货，我竟然意外地遇到了小梅，她还是那么安静，低着头跟她们村的几个女知青一起走着。既不说话，也不四下张望，好像过节不过节的跟她没多大关系似的。
我没好意思上前跟她打招呼，但打听到她插队的地方是北小营公社二大队。回村后我立刻给她写了封信，解释当年那件事的来龙去脉，向她表达了我的内疚。她很快就回信了，写了很长很长，几乎再一次超重，她讲了自转学后她和她的家庭所有的遭遇，讲了她对我的思念，最后她郑重地告诉我，她从来没有因为那件事对我有一丝一毫的怨恨。
后来，通过父亲一个老战友的关系，我“走后门”参军了。因为走得急，来不及跟她告别，到部队后才写信告诉她。
她的回信依然很长，说她为我成为一名伟大的解放军战士感到非常高兴，但我在她的言语中读出了她的孤独和忧伤。她说村里的知青大部分都想办法回城了，她没有门路，父亲的历史问题又迟迟得不到解决，回城无望，她感觉有些坚持不下去了。我写信鼓励她，给她寄书。但我知道，那些空洞的语言对于一个生活水深火热之中的弱女子来说，是何等的苍白无力。
再以后，我在部队入党提干，渐渐的，我们的通信越来越少，最后终于中断了
一晃十几年过去了，我转业回京后曾四处打听过她的消息，有人告诉我，在所有知青都走了之后，她实在熬不住了，嫁给了村支书的傻儿子，虽然谈不上什么爱情，但至少可以不再忍饥挨冻受欺负了。几年后她成了两个孩子的母亲，从此就死心塌地留在了农村。后来又有人告诉我，打倒“四人帮”之后，她爸被落实政策，她终于回到了北京。她本想和村支书的傻儿子离婚，但舍不得两个孩子。而且她说，丈夫虽然脑子有点残疾，但对她还是真心实意的好，就带着傻丈夫一起回来了，找不到工作，俩人就靠收废品勉强维持生活。从此她断绝了和所有同学的来往，没有人能联系到她。
故事讲完了，两个年轻人笑了，说这故事一点也不浪漫，然后他们就睡了。可是那一夜我却失眠了。望着窗外的一弯残月，我轻声地问：
小梅，你在哪里？你过得还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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