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外交评判

李鸿章是晚清时期的重要人物，也是外交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他的外交生涯既精彩又悲凉，二重色彩十分明显。1861年，太平军围攻上海。李鸿章率军驰援上海，以解上海之围。这既是淮军发展壮大的开始，也是李鸿章外交生涯的开始。在上海，淮军与常胜军联合作战，后又与常捷军联合作战。与此同时，李鸿章也开始在上海处理洋务，最典型的就是洋炮局的设立和阿思本舰队事件的处理。1870年，李鸿章接替曾国藩担任直隶总督，处理天津教案。从此，李鸿章便在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任上处理外交事务。马嘉理事件后，李鸿章在烟台与英国签订了中英《烟台条约》。1874年，中日双方因琉球问题进行谈判，李鸿章签订了《台事专条》。中法战争期间，李鸿章与福禄诺签订了《李福协定》。但该条约后因北黎冲突而作废。在战争末期，李鸿章与巴德诺签订了《中法新约》，标志着中法战争的结束。对于中法战争是不败而败，还是乘胜而收，学术界存在着巨大争议。而《中法新约》的签订和中法战争的结果也影响着对李鸿章的评价。朝鲜甲申政变后，李鸿章与伊藤博文在天津签订条约，这为后来的甲午战争埋下了伏笔。甲午战争结束后，李鸿章赴日本与伊藤博文签订了《马关条约》，后三国干涉还辽，李鸿章又与林董签订条约，赎回辽东。在此之后，李鸿章被免去了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的职务。1896年，李鸿章受命访问俄国，参加尼古拉二世的加冕礼，并与维特签订《中俄密约》，已达到引俄拒日的目的。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后，李鸿章负责与八国联军谈判，签订了《辛丑条约》。条约签订后，李鸿章便去世了。

李鸿章在谈判技巧上打痞子腔，利用各种外交策略尽可能地减少损失。在外交策略上，他奉行以夷制夷的外交策略，利用各国之间的矛盾为中国减少损失。但是，国家实力是外交中的重要因素。以夷制夷固然有一定效果，但大国不一定会将中国的利益考虑其中，最典型的便是日俄战争。李鸿章在外交策略或许有一些失误，但国家实力才是最大的掣肘。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李鸿章可算得是当世人杰。可在当时他所处的位置上，却只能背上丧权辱国的骂名。正如梁启超所言，敬李鸿章之才，惜李鸿章之识，悲李鸿章之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