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斌介绍两人来的工厂是做足球手工缝制的，足球加工的工艺本可以用机械设备来做，可国外高端品牌足球只能用手工缝制。中国人的劳动力廉价，因此，这种足球厂在1991年的珠三角地区有很多，小厂负责缝球皮，大厂负责清洗贴牌包装，大厂要求较严，所以象阿彪阿基这种未成年人就只能进小厂，进厂直接上班，有没有身份证都不要紧。
缝足球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两根钢针穿麻线、一把锥子开针口，把两块球皮按事先压好的线脚穿线缝上，拉紧麻线就行。技术含量低，工厂要的就是产量了，每缝制一个足球，工人可得一块钱，熟练的工人每天可以缝五个足球以上，一个月稍加点班，也能拿到二百元工资，这在老家，抵得上一个正科级干部的工资水平了。
阿彪与阿基虽说是从农村出来，毕竟是刚刚从学校毕业，双手还娇嫩得很，刚开始拉麻线还不觉得，拉了一天后，手掌就开始起泡。阿斌晚上用针帮两人的水泡扎破，第二天再拉线时，新的水泡又来了，拉足球不到三天，两个孩子的手掌就起满了泡。阿斌看见心疼，跟老板说了半天好话，才让两个孩子在宿舍休息一天。在农村干过活的都清楚，手掌起泡要接着干活反而没事，如果中途休息一天，不仅泡没消，再干活时就会钻心地疼。
两个孩子手疼，又没有什么药可以擦来缓解，只能忍着痛干活，真是越干越疼，边干边流泪。第一天，老板给的任务是每天缝一个，刚过三天，就加到每天缝两个，不到半个月，任务就加到了每天缝五个。两个孩子白天做不完，只能加班到晚上，每天除了吃饭，睡觉都要到凌以后。阿斌虽然心痛，却也帮不上忙，他的任务更重，每天要缝八个，不然月底没钱寄回家去。
好不容易一个月过去了，该发工资时，两个孩子却领不到一分钱。找到老板娘问为什么，老板娘把帐本拿出来算给他们看。前面两周每天缝不到五个球，没有工资，后两周每天都能缝五个球了，两人是加班完成的，每天加班扣电费10元，两人不仅没工资，还倒欠5元电费一天。第一个月算下来，两人各欠工厂75元电费，因为考虑到两人没带钱来广东，这笔欠费先记着帐，有工资领时再扣除。
这帐一算，三兄弟都蒙了，辛苦干了一个月，不仅没赚到钱，还倒欠厂里的。阿斌不服气，又单独找老板说好话，求老板开恩。老板说，你这两个兄弟都没身份证，人家厂里都不敢要，你是老员工，推荐过来我才担着风险收了人，现在还来讨工钱，你是不是不想干了？
阿彪听得哥哥说，一下火爆炸，要去找这黑心老板讨说法，阿斌连忙拖住，不让阿彪犯混。现在遍地都是打工仔，好不容易找到事做，要是一闹，三个人都要被开除，没有事做，家里的债怎么办。一听这些，阿彪也没脾气了，还债这个事是千万拖不得的。工钱虽然是不要了，干活也是不愿再干了，因为他们没有身份证，到哪打工都不收，再找个小厂做事，还会碰到这种黑心老板。
阿斌劝了半天，见阿彪不肯松口，也只能作罢，阿斌继续去上班，阿彪和阿基在宿舍里睡觉。刚睡了不到半天，老板就找过来了，气势汹汹地把两人赶起来，大吼着，不上班就别在厂里呆，该滚哪就滚哪，欠厂里的钱没还还清之前必须去做事抵扣，扣完了就滚蛋。阿彪一听就来气，又不想同他多说，叫阿基一道，卷起铺盖就走，老板见两个孩子没吓到，继续威胁，不还钱就不让走。
眼见事态要闹大，阿斌从车间里冲出来说好话，答应从自己的工资里扣弟弟的欠帐，老板才就势下了台，叫两个孩子有多远滚多远。阿彪跟哥哥说了几句再联系的话，带着阿基离开了这黑心厂。
工厂外，依旧人湖涌动，偌大的城市，却没有两个孩子的栖息地，两人在街头不知道转了多久，直到华灯初上，才发觉自己饿了，可临走时，又忘了问阿斌要点钱，现在身上就剩下几张毛票了。两孩子紧靠着坐在路边，谁都没作声，强忍着肚饿。今晚去哪？今后咋办？生存，成了这两孩子的难题。过了好一会，阿彪摸出了一张纸条，问阿基，换个地方去，走不？阿基问去哪里？去找我们来那天遇到的老乡，八百块，还记得吗？哦哦，是那穿头牛的老乡啊，两人不由得乐了。阿彪早就问过了，怎么打扩机联系人，带着阿基向街头的公用电话走去。
穿梦特姣的老乡来了，就叫他八百块吧。八百块的任务就是到工厂里找没成年的老乡入伙，至于做啥事，后面交待。八百块先是把两人带到一家湘菜馆，点上一大桌菜，好多菜都是两孩子没见过的，这顿饭吃得那叫一个舒坦，还喝了几瓶啤酒，自打出来打工，在厂里每天吃的哪比得上饭馆好吃，两个孩子吃饱喝足，又跟着八百块去买了几件衣服，回到八百块安排的出租房，美美地睡了。这一夜，是两个孩子走向社会后，睡得最美的一觉，明天该去哪，孩子不知道，也不愿去想了。
第二天一早，八百块又来了，早餐过后带到了老大这里来。老大叫庆哥，人不高，横肉多，一条粗链子挂脖上，浑身刺龙画凤，甚是吓人。庆哥也是老家人，来广州十几年了，能说一口流利的白话，庆哥手下的马仔有十来个。庆哥问阿彪来广东后的一些情况，当听说阿彪被黑心老板坑害后，拍桌就是一句粗口，告诉阿彪，跟了庆哥，你的事就是庆哥的事，庆哥帮你出头。庆哥还真不是唬弄阿彪，他让八百块带几个人去一趟，然后叫阿彪与阿基在家陪他喝茶扯家乡闲话。临近中午，八百块回来了，递给庆哥一个信封，事已办好，要回的工钱加茶水费都在信封里。
庆哥把手一挥，给两个小兄弟接风去，一行人来到一个好豪华的饭馆里。酒足饭饱后，庆哥打开信封，抽出约莫十来张百元票甩给阿彪，这不是你们的血汗钱，这是兄弟们为你们讨回的面子钱，拿去花，没有了就找哥要。这一天，两个孩子第一次感受到了受人保护的温暖，头一回见识到了团伙的力量。
从这天起，那两个偏僻山村走出来的孩子没有了，在广州的地界上，多了两只嗷嗷叫唤的狼仔子。
待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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