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延续了上千年的治国方略大约都是外儒内法，儒法两家兼收并蓄，综合使用，按道理讲，儒法两家关系应该是很好的，然而奇怪的是，儒家创始人孔子，却对法家一向深恶而痛绝之，逮着机会就说法家的坏话，并无所不用其极。
于法家而言，铸刑鼎大约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这意味着习惯法向成文法之间的转变，而这种转变，春秋时期就发生过三次。
前两次都在郑国，于秦国而言，大约发生在秦景公末期到秦哀公执政之初。
公元前543年，郑国正卿子产第一次将刑书写在竹简上，让国家官吏掌握施行，七年之后，又觉得这种公布范围还不是很大，于是于公元前536年，干脆将之铸在大鼎之上，并安放在宫门口，让全国老百姓都能看到。
向全国百姓公布刑法，无疑是执政观念的一种转变，在历史上是有重要意义的，然而这种行为，却一直被孔子嗤之以鼻，当然，这时候他还年轻，因此，即便发表什么言论也不得而知。
然而到了第三次，孔子的言论就非常过分了，怎么个过分法？
第三次公布成文法，发生在公元前513年，距子产公布刑法已经过了三十多年，于秦国而言，正是秦哀公统治时期。
这一年，晋国上卿赵殃，也就是赵氏孤儿赵武的孙子，赵殃在汝水岸边筑城，城池筑好之后，为了新城池的老百姓了解一下晋国的规矩，于是他向全国收铁四百八十斤，即所谓的“一鼓铁”，收到之后，铸了一个巨大的铁鼎，将晋国法学先驱范宣子，也就是士匄主持修订的晋国刑书铸在上面，向百姓公布。
本来一件很有意义的大事，却受到了孔子的诅咒，孔子是怎么诅咒的：
晋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晋国将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经纬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贵，贵是以能守其业。贵贱不愆，所谓度也。文公是以作执秩之官，为被庐之法，以为盟主。今弃是度也，而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何业之守?贵贱无序，何以为国？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晋国之乱制也，若之何以为法?
简单点讲，认为晋国不守旧制，使用新法，并向老百姓公布，让贵贱无序，老百姓不知尊上，难免产生一些很非分的想法，所以，晋国应该很快灭亡了。
果然，孔子说完这番话，大约一百余年后，晋国的确灭亡了，其土地也被赵、韩、魏三家分掉并成为新的诸侯。
一百多年前，孔子就预言晋国要灭亡。孔子的预言虽然很准确，但他将晋国灭亡的原因归结在公布刑法上，这理由就非常荒唐了。
事实上，孔子除了言论上攻击一下法家之外，行动上也非常积极，甚至不惜采用一些极端的手段。
孔子在鲁国办私学期间，同时期的鲁国大夫，法家先驱者少正卯也办学宣传法家的学说，一度时间甚嚣尘上，不但自己赢得“闻人”的赞誉，就连孔子的学生，也多次逃课，去听少正卯的学说。
少正卯的学说因此在鲁国大为盛行，让孔子非常揪心，揪心怎么办，办私学的时候是没办法，可后来他不还走了一步官运，当上了鲁国的大司寇吗。
大司寇主掌法律，那可厉害的不得了，上任之后，于公元前496年，秦国秦惠公时期，也不经审判，马上利用职权，将少正卯抓起来杀了。
这个做法弟子们都很不理解，问他：“少正卯在鲁国名望很高，老师您无缘无故的杀了他，是不是有些不合适呢。”
孔子辩解说：“人有五种罪恶，比盗窃更加可恶，第一种是心思通达而为人阴险；第二种是行为乖僻反常却固执不改；第三种是言辞虚伪无实但却十分雄辩，并能动人心；第四种是所记多为怪异之说但却能旁征博引；第五种是帮助别人犯错还为其掩饰辩白。一个人如果有这五种罪恶之一，就不应该活在世上；而少正卯却同时具备这五种恶行。正是小人中的奸雄，不杀他还杀谁啊。”
少正卯不过宣传自己的法家学说，在孔子眼里就成了妖言惑众，就成了五恶俱全的罪人，这事儿上哪儿说理去。
然而庆幸的是，尽管孔子十分不看好法家，但法家学说还是越来越受到重视，包括他的隔代弟子荀子，不也教出李斯和韩非子这两个法学大家吗。
参考资料：左传、韩非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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