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人的性格，都很倔强，用湖南人自己的话叫“耐得烦、吃得苦、霸得蛮、舍得死”。也曾有《湖南少年歌》里写道：“若道中华果忘，除非湖南人尽死！”我们近代以来的大人物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再到毛泽东、刘少奇，很多伟人都出自湖南。
但是湖南人，也有缺点。因为湖南地区相对闭塞，所以早期湖南人的思想相对封闭保守，因而湖南人想要成就大事业总要经过一个环节叫“出湖”——走出湖南，见识天下。
而曾国藩的转折点，就是他这个土包子进京做官了。京城自定都以来就是人文荟萃之地，全国各地人才经过层层选拔在京城汇聚一堂。而就职于翰林院的曾国藩也见到了很多大知识分子型的同事，那气质风度与曾国藩曾经交往的人完全不同。这个说着一口难懂的湘乡土话、长得土头土脑、穿得土里土气的他在京城见识到了学者风范、大儒本色，曾国藩一跟他们说话就露怯。因而这些“优秀”的同事，也没有几个人看得起他，都不喜欢跟他说话。
举例来说，当时曾国藩有一个同乡同事——胡林翼，是湘军的重要首领。后来的胡林翼与曾国藩联系密切，后世也将二人合称为“曾胡”。一个同乡同事，年龄也相仿，按理说二人应到在翰林院就是很要好的朋友。但是让人吃惊地是，两个人在北京期间，几乎没有过来往。出身于官宦之家的胡林翼觉得曾国藩太土了，聊天只会说些没见识的话，这让二人的交往显得尴尬至极，索性直接不玩儿了。
被人鄙视、被人嗤笑，这一切都击中了曾国藩的痛点，这一切也让从小应试教育长大的曾国藩想起了曾经他与他父亲那些过不了高考关的被支配的恐惧。原本以为考了秀才、中了进士，这辈子再也不会被人瞧不起，可走进了北京城见识到了大世界，曾国藩突然发现自己一无是处，自己的言行举止跟同事、跟上级是那么的格格不入，自己的所知所学与他们相比更是少得可怜。这让曾国藩深深地感到，自己虽然入朝为官，可骨子里还是一个土气的农民，透着一股子与他人完全不同的穷酸。
六次名落孙山时的他感受过这种压力与自卑，自己的文章被作为典型反面文章悬牌批责时他更是感受过这种被逼到绝路的压力与自卑。前两次曾国藩选择了抗争，而这一次他依旧没有放弃。
科举我已经中了，那么下一步我应该做什么呢？官场上应当做大事，改变国家。可是改变国家之前，首先应当改变的，是这个与朝政格格不入的自己。
人人都有自我完善的欲望，特别是在青年时期——青年时期正是一个人最追求完美的时光。三十岁，对于我们来说是重要的一年，对于曾国藩来说亦是如此。这一年，在自卑和压力的压迫下，他反抗了，立下了有生之年定做圣人的志向。
不为圣贤、便为禽兽，与其说这是曾国藩为自己定下的人生目标，不如说是他来到了京城看到了与别人格格不入的自己的背水一战。30岁的他挥刀斩断了自己一切的退路，矢志不渝要求自己一辈子只做一件事——做一位伟大的圣人。
人都有惰性，都有利益算计，都愿意待在属于自己的舒适区，更不愿意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也不管这习惯是好还是坏。这导致大多数人永远不会冒险去尝试，永远做的都是低水平低效率的重复。但对于有些人来说，仿佛天生就有逃离舒适区的基因，时时刻刻准备进入学习区。
曾国藩就是这样的人，因为他虽然笨，却很勤勉；虽然毛病一身，却不忘一日三省；虽然天赋一般，却敢立下鸿鹄之志。他所做的一切，都值得我们后人的敬仰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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