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静地躲在文字背后

——《为什么唐朝会出李白》自序

文 | 祝勇

一

吴昌硕艺术大展在故宫文华殿开展，我的读者见面会也在此间举行，因此文华殿前，竖起我的大幅照片，比吴昌硕的照片还大，这让我无比惭愧。我不再是轻狂年纪，不愿如此嚣张，尤其不愿在六百年的宫殿，在我景仰的前辈大师面前瞎得瑟。吴昌硕是真正的大师，是在社会变革的交汇点上把中国画带入20世纪的关键人物，齐白石说自己是“三家门下走狗”，一家是八大，一家是徐渭，还有一家就是吴昌硕。我恐怕连当走狗的资格都没有，要当也只能当“乏走狗”。但我一直痴迷于吴昌硕，就像我痴迷于苏东坡一样。吴昌硕最能打动我，因他历经劫难，笔下依旧草木繁盛、鸟语花香，亦因他晚年寓居沪上，声望达到顶峰，他仍混迹于寻常巷陌，与百姓耳鬓厮磨。或许在有些人看来，他的生活缺乏品质，主张他搬到富人区去，其实他是讲品质的，他的品质都在他的画里、字里。他认真地画画，也认真地生活，只不过他的生活不是以锦衣玉食、别墅豪宅组成的——至少在他看来，那并不是真正的生活，是与生活隔离了的“伪生活”，只有粗茶淡饭、人间烟火，才是真正的生活，也才是我们熟悉的生活，如他在诗里说：“佳丽层台非所营，秋风茅屋最关情。”所以我在书里写，他不需要“深入群众”“深入生活”，只有把自己与“群众”区分开的人，才需要去“深入群众”，只有沉溺于“伪生活”的人，才需要去“深入生活”，因为他们已经把自己当作与“群众”不同的某种动物。吴昌硕大半生在底层摸爬滚打，他自己就是“群众”，所以他了解普通人的欲与求、爱与仇，他的笔才会牵动大千世界、芸芸众生。他是一个内心坦荡的人，他笔下的一花一草，都通向一个广大的世界，只是一般人不大容易透过他朴素平易的外表，体会到他内心的波澜壮阔。

二

创作给我的最大体会，是写作者内心世界的斑斓，足以让他忽略表面的风光。写作者是躲在这个世界背后的人，像一只蹲伏在丛林中的老兽，冷静地观察着这世事的变迁，不一定要自己跳到前台表演，尤其不应该在聚光灯的照耀下生活。因此写作者的世界里没有红毯、欢呼、掌声，甚至没有任何与虚荣有关的东西。写作者所依赖的只有寂寞而诚实的劳动，工具只是一只笔，或者一台电脑，但他的世界无限广大，就像我在《跟着吴昌硕去赏花》里写到的六朝画家宗炳，在自己居舍弹琴作画，把山水画帖在墙上，或干脆画在墙上，足不出户，就可遍览天下美景，自谓：“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意思是，一个人坐在屋里弹琴，可听到众山间的回声。连众山，都成了他的乐器。

写作者甚至不需要粉丝，只需要真正的读者。写作者自己就是读者——别人作品的读者，写作者知道什么才是令他倾慕的，那就是别人在文字间所表现出的才华、把握世界的能力，还有超越现实的胆识。其实写作者也有欲望，只不过那欲望无法通过金钱来实现，就是达到自己理想中的标杆，就像一个运动员，百米短跑一定要跑到十秒以内，跑不到就黯然神伤。其实根本不是获不获金牌的事，是自己跟自己较劲，用一句时髦的话，叫超越自我极限。麦家说到海明威的小说《乞力马拉罗的雪》中那只冻死在雪山顶上的豹子，认为那只豹子就是作家自己，“白雪皑皑的山顶，没有食物和温暖”，但豹子还是去了，“从已有开始，向未有挑战”。我觉得这话说得好。一个人在得到金钱之前，金钱早已存在；在金钱之后，还有数不尽的金钱。一部作品则不同，因为在它诞生之前，这部作品并不存在，在它之后，也不会有相同的作品出现。每一部作品都是唯一的，是创造性的，是对一个全新世界的开启。所以麦家在写到曹雪芹时说：“他的伟大在于无形地改变了我们无形的内部，看不见的精神深处。”写作者在这个以金钱为核心的世界之上建立了另一个世界，“一个用最基本的词语创造”的“神奇、伟大的世界”，写作和阅读，是我们进入这个世界的唯一护照。

三

前几日，和汪家明、冷冰川一起去看黄永玉先生（差不多十年没见他了）。很久没有与朋友一起谈书论人，所以那一天谈得酣畅，但谈到苏联文学，我开始沉默不语，因为苏联文学是我的阅读盲点，见识有限。黄永玉讲到列斯科夫的小说《图拉的斜眼左撇子和钢跳蚤的故事》（也有的简译为《左撇子》），小说写到几位俄国工匠打造一个会跳动的钢跳蚤，只有一粒灰尘那么大，工匠却为跳蚤的每个脚上都钉上了真正的铁掌，但这还不算完，手艺最厉害的左撇子，竟然在每个铁掌上制作了小钉子。讲罢，老爷子开心大笑，好像那钉子是他钉上去的。后来我上网查，俄罗斯作家列斯科夫是讲故事的天才，本雅明专门为他写了《讲故事的人》。第二天，汪家明先生在微信里告诉我，他的作品，有库克雷尼克塞的插图，黄先生讲得很生动，比读原著还要让人难忘。我听后，急切地想读列斯科夫。文学，真是一个没有边境的王国，走进去越深，越会发现它的奇幻无边。

夜深时，大家都回到客厅，黄永玉先生坐靠在沙发上，叫家人拿来他昨天画的画，我才惊讶地发现，他用毛笔写在画上的题诗只有印刷体小四号字（几乎是书籍里正文的字号）那么大，九十五岁的人了，这么微小的字，还写得那么稳。他说纸不好，纸若好，他还可以写得更小，写到只有这个字的四分之一。我问看得见吗？他的回答和列斯科夫小说里的那个左撇子一模一样：不需要看，全凭感觉。

写作（包括所有艺术创作）是上帝赋予写作者（艺术家）的一项技能，我们应当像左撇子一样，把它发挥到极致，让在常人看来不可能的事情变为可能。有人会问：这有什么用呢？我想说，用显微镜看到灰尘般大小的跳蚤掌上的小钉子有什么用呢？对一些人，可能永远没有用，对另一些人却有用，因为这让他们发现了另外一个世界，同样，那也是真实的世界。

一个人的创作，能够深入另一个人的内心、生命（尽管他们不在一个时空），甚至改变一个人的世界观，终归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就像我们，在黄永玉的紫藤花架下，重温列斯科夫，或者在故宫，与吴昌硕迎面相遇。物质主义的世界正让人心变硬，没有教养，变得六亲不认，变得笑贫不笑娼（“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传统信条被彻底动摇，财最重要，谁管它道不道），但那文字的，或者艺术的世界不同，在里面，我们感知到爱、理解与信仰。

四

我的写作不知始于何时，像夏商周一样难以断代，因为几乎从我认字开始，就对文字有一种非同寻常的痴迷。我发表和出版作品比较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出版几本书，但在我看来，我的第一部能够称为“作品”的书是《旧宫殿》，因得田瑛先生赏识，2003年发表于《花城》杂志，那一年，我已35岁，此前的作品，都是对“写作”的准备，是一种预习。

但至少从15岁，或者20岁起，我的“写作”（或曰“准备写作”）就没有中断过。杨澜感叹我一直在坚持，她是我的同龄人，目睹我的“成长”，我感谢她的认可，顺便补充一句，就是在“坚持”背后，一定是热爱。只有热爱，才能穿透无边的寂寞，始终如一。无须讳言，我也是大俗人一个，有着这样或者那样的念想，但所有的欲求，都不如创作的欲望更加强大。那个世界深邃无边，一直深深地吸引着我。我A型血、狮子座，据深谙血型与星相的人士透露，有这样的星相血型的人，喜欢抛头露面、成为焦点，但我想说我是一个例外，在我最不希望的事情中，成为别人的焦点位列第一，因为那样会让我焦虑不安。我不爱在会议中发言，不爱坐在或者站在众人的中间，我作纪录片总撰稿、总导演，自己一直不喜欢出镜。我希望自己成为一个不起眼的人，混迹于人民群众当中，如苏东坡所说的，“万人如海一身藏”，没有人注意，逃过所有人追捕的视线，那才是最隐秘、最稳妥、也最自由的生活方式——其实也没啥人用视线“追捕”我，我觉得这样刚好。我会像吴昌硕，在纷杂、拥挤，甚至有些脏乱的街巷中如鱼得水，在最普通的生活里“超低空飞行”。写作让我对写作以外的事都持一种无关紧要的态度，“也无风雨也无晴”，只有对写作内部的事情，我抱有无限的激情，这是我的写作“坚持”到今天的根本原因。我愿安静地躲在文字背后，秘密地、不动声色地，向乞力马扎罗的神秘顶峰挺进。

我今年50岁，我决定用一本自选集纪念自己的50岁，纪念自己过往的选择。五十而知天命，其实天命既不是听天由命，也不是不顾一切地拼命，去强求什么名和利。这是一个既老又年轻的年纪——老到不能再到足球上驰骋了，但也年轻得还有许多未来可以规划。在这个年纪，应当去做自己该做、想做、能做的事。

上海文艺出版社的编辑乔亮要我在这本书的前面写一篇自序，我想这序言应该这么写：谈点中国的历史（毕竟这本书里收选的都是关于历史的散文），或者，回顾一下自己写作的“历程”（毕竟这是我五十岁的自选集），不知道为什么，最终写了上述这些文字。或许，这才是此刻的我最想说的话。我想以此向这个时代里所有安于创作的人致敬，也顺便向我自己致敬。

2018年6月18日至21日写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