奏销案：江南士绅的灭顶之灾
“奏销”是古代的一个财税概念，一部分跟今天的“报销”有些相似，同时还包括田赋钱粮的征收，而后者既是奏销的大头，也是地方官的主要责任。
根据清廷的规定，地方衙门每年都要向朝廷逐级奏报田赋钱粮征收情况，而填报的“奏销清册”，有较为固定的体例，分为“旧管”“新收”“开除”“实在”等“四柱”格式，分别记录仓库既有、新近征收、花销折损和实际收入等四个方面的数据。
在奏报的过程中，各省布政使司起到了重要的枢纽作用。布政使司，简称“藩司”，“掌一省之政，司钱谷之出纳”，其功能相当于今天的省财政厅。省里的府州县必须先把当地钱粮出纳册报送到布政使司，接受审核。一切无误后，这些分散的出纳册由布政使司合编为统一格式的全省年度钱粮奏销册，然后上交给户部的十四个清吏司。每个清吏司对接一个或者两个省份，收取对口省份的奏销册后，经过汇总整理和审核，由户部以题本或奏折形式呈报皇帝，这就是奏销的全部流程。
这里所述的奏销案，对象是各省对顺治十七年（庚子年，公元1660年）所属钱粮的征收、起运、存留以及通欠的情况向朝廷所作的报告，性质相当于现代财政中的“决算”。
顺治庚子年的奏销案经常被后人称为“江南奏销案”，但这是一个错误。
首先要解释一下“江南”这个词。“江南”在清朝初年是一个地方上的一级（最高等级）政区，正式名称是“江南布政使司”，又简称为“江南省”，大致范围包括了今天的江苏、上海、安徽。
但此案波及的范围远不止江南一个省（布政使司），只是因为江南是当时全国赋税的主要来源地，以及此案打击江南士绅最狠，涉案人数最多，因而后人误以为只是江南一地的“奏销案”。最先研究此案的专家孟森就是这么认为的：“奏销案者，辛丑江南奏销案也。”顺治辛丑年为顺治十八年，即公元1661年，而奏销案实际上是从顺治十七年开始的。
奏销案正式名称应该是“顺治十七年各省奏销案”，也可以叫作“庚子奏销案”。奏销案并不限于“江南”一处，其他省份也有，所奏销的是顺治十七年（庚子）钱粮，而不是顺治十八年（辛丑）钱粮。康熙六年（公元1667年），兵部尚书龚鼎孳请求宽免的题本中就明确指出“乃顺治十八年内各省奏销十七年绅衿欠粮等案”，起码波及了山东、浙江、福建、广东、江西、陕西、江南等七省。奏销案认真实施的是江南的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四府以及江宁府溧阳县。因为江南地区赋税占天下之半，而苏松常镇四府，就革去进士、举人、贡生、监员等一万三千人，“一时人皆胆落”。但是，这么多人一下子全部押送到北京也不容易，过了几天，又降旨宽恕，说只要把那些七月之后补交税款的人押送到北京，其他人就算了，于是，四府中还有八百多人被押往北京问罪。之后，又要追缴顺治十二年（公元1655年）到顺治十六年赦免的钱粮，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的钱粮又要限期在当年六月之前交清，这一下子大家都愁眉苦脸，家里田地多的人更是倒了大霉。
江南地区拖欠钱粮的“传统”是怎么来的呢？
曾羽王说，在明隆庆、万历年间，江南地区物阜民丰，是太平盛世，但是到明崇祯年间，赋税越来越重，正粮之外，有练饷，有加派，还有提前征收来年的钱粮的，老百姓都受不了了，就开始拖欠，而地方官也没法全力催征，对拖欠行为渐渐就默许了。当时对地方官的考核，以征到八成的税收就可以了，老百姓缴纳八成赋税的，就可以成为良户，就是合格的纳税人了，而缴纳六七成的，也说得过去，官方也不会把他们视为抗税分子。官方和百姓之间讨价还价，你提高税额，我就拖欠一点，相当于打个折扣，双方逐渐形成一种默契。
到了顺治二年，清朝规定江南的赋税按照明朝税额的一半征收，大家都很高兴，但是自从江宁巡抚朱国治来了以后，财政困难，于是要求士绅按照崇祯旧税额百分之百征收，结果导致上万人被革掉功名。最极端的案例是昆山的叶方蔼，他本是探花，因为欠银一厘，仅相当于一文铜钱，最后被免职，以至于当时民间有“探花不值一文钱”的歌谣。
朱国治严厉催征当然不是他自己的主意，而是顺治十八年正月二十九日顺治皇帝给吏部和户部下的一道命令，要求各级官员必须缴清地方积欠的赋税钱粮。以前的官员之所以不认真催征钱粮，一个重要原因是自己升官或者调任后，欠账就甩给了继任者，自己不用承担责任；现在不行了，调走或者提拔之前，必须先把税赋欠账算清楚，否则不让调走，甚至要降级处分。这道命令下达后，各地的官员就开始严厉催征积欠税款。
既然奏销案是面向全国，且面向全社会的，那么为什么只重点打击江南士绅阶级呢？
孟森的分析非常有道理。他说，朱国治刚上任江宁巡抚的时候，正好赶上郑成功率领水师从长江口打到南京城下，而当时一路上的江南士绅们，都欢欣鼓舞，以为反清复明有望；清廷因江南人心不服，所以找了个税收的由头来收拾这些口服心不服的江南士绅们。孟森的意思很清楚，就是拿经济问题解决政治问题，用奏销案打击明里暗里支持郑成功反清复明、家国情怀和民族感情强烈的江南士绅，所以不太波及普通民众和其他地区。
清朝入关后已经大大削减每县的生员录取名额，由明朝的六七十人减为十来人，奏销案后不仅停止六年科考，又进一步削减到几名，从而沉重打击了江南士绅集团——原来的都已经削除功名，新的名额又停止科考兼削减名额。
财政与地区发展的关系:
从奏销案可以得到一个直观的结论:同样的措施，执行方式直接影响各方面发展，也是“发展带来的问题”的由来。
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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