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以下发表的这篇译稿，原名为《The holy island of Pootoo》,是1906年上海英文报纸Shanghai Mercury出版的《Far-east Sketches》(远东素描)里的一篇文章。这本书是曾在Shanghai Mercury发表过的介绍中国风土人情的文章结集。有关这份英文晚报Shanghai Mercury则是英国人开乐凯（J.D.Clark）在上海创立的，1879年4月17日发行第一份，而在1930年6月11日停刊。这份晚报和现在的《文汇报》还有点小小的渊源。
在中国的浙江沿海，杭州湾的南端，在那一小块陆地的周围，有一连串岛屿。但在1840年以前，欧洲的航海家们对他们一无所知。在那以后，由于英国人在鸦片战争期间的占领，之后这个地区成为中国最著名的地方之一，并得到了极为细致的考察。欧洲人将其命名为舟山群岛，名称源自于其中一个主要的岛屿舟山本岛。要确切地计算出这些岛屿的数目不太可能，因为它们大多数都很小，有些甚至连渔民们都未曾登上去过。除了舟山本岛，较大的一些岛屿都不超过五平方英里。这些岛屿的地层由石英岩、粗面岩、单岩、砂石和花岗岩组成，清晰表明了岛屿在形成过程当中的剧烈程度。舟山本岛位于北纬三十度，由西北至东南延展约二十八英里，宽约十二英里。岛南面是定海城，最高行政长官的衙门就设在那里。在中国的行政级别里面，舟山群岛属于直隶厅，是一个独立的行政区，属于更大的一级单位府，府治在宁波。要公布中国的确切人口，任何时候都是一个比较冒险的行为，之前有两位作者（乔治斯密斯主教和福维尔先生）公认为是中国通,对中国事务相当了解，其中一位粗略估计舟山的人口约为十二万（120000），而另一个则估计约有一百万（1000000）。大部分舟山居民以捕鱼和农业为生，在肥沃的山谷和山坡上，居民怀着极大的热情经营着农业，而宁波与定海之间的贸易也异常活跃。
如前所述，自1840年至1845年舟山为英国人所控制，同清廷的联系中断了有八个月之久。鸦片战争结束后，清政府花了2100万美元将其赎回。在此期间居民们有机会检验了英国行政和司法的价值。但是正如一位1845年居住在香港的英国传教士所报告的那样，占领对他们的影响，是他们中间的富人搬到了大陆，强烈呼吁要在内陆重建地方政府。
然而对佛教世界来讲，这个群岛有其重要意义，尤其因为它处于东方且离海很近，故而依据释迦摩尼的教诲，它被选中作为佛教在远东的主要道场。这个叫普陀的小岛为宁波和上海的居民熟知，故而吸引了很多人前往朝拜。它位于舟山本岛偏东一点，四周岩石围绕，长约七公里，宽约两公里。由于这个群岛没有常规的蒸汽轮船的航线，游客们不得不雇用来自宁波的中国帆船。就这样，我在两个朋友的陪同之下，于1891年春天拜访了普陀山。5月16日下午4点半，我们离开了处于甬江口镇海的一个渔村，这里离宁波约20公里。早上我们徒劳无功，北风刮得如此猛烈，以致我们的中国帆船在狭窄的航道上随波逐流，演出了一幕闹剧。我们的船约有十米长，上面有一个小木棚并设有垫子，这样的船淹没在高高的海浪里，它只不过是海洋的玩物而已。在经历了一夜的不开心以后，次日早上7点半我们到达了定海，天气极好，由此我们就航行在舟山南边平静如镜子的海面之上。在我们的右边，数不清的丘陵小岛从水里冒出来，它们基本都是光秃秃的，而且没有人居住，更少人在上面耕种。群岛就像这里被淹没的山区，山峰从海上伸出来。两点钟的时候我们来到了普陀山附近的一个小海湾。我们踏上海岸，站在一条鹅卵石铺成的小径上，这条小径从岸上一直延伸上山。靠近码头的地方，有一个木制写着“慈航普渡”的门。我们很快就到了白华庵，接受和尚们的友好邀请，在那里住了下来。接着我们丝毫不敢浪费时间，我们要去探索这个可爱的岛屿。
我们首先参观了岛上两座最重要的寺院之一的普济寺。它位于北部约三公里，我们从一条宽阔的小径一直走到那里。这条小径指引着我们穿过茂密的樟树和朴树林，我必须克制自己不去描述那宏大而又保存完好的寺庙，那里有水池和高高的拱形石桥，有亭子和石碑，还有巨大的佛殿和无数的木制偶像。如果我想让我的读者对中国的这一个大的宗教场所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那就需要另外一篇文章。如果有人想要了解的更多，我想可以参考艾约瑟博士（Dr. Edkins）的《中国佛教》（Chinese Buddhism）第十五章，他在这一章中特别描述了普陀山的寺庙，但我将在这里提供一些历史日期和关于普陀岛的事实，这些都是艾约瑟博士遗漏的。据我所知这些都没有对外国读者公开，我从一本中国编年史上找到了他们的记载，这本编年史大约出现在上个世纪中叶，题目是《敕建南海普陀山志》。
根据这部著作，这座岛屿对佛教文化的贡献发生在十世纪初，确切的说是在公元945年，当时普济寺开始兴建，是为其特殊的宗教历史的开端。随着时间的推移，普陀山已经成为东亚四大佛教中心之一，从日本的岛屿到蒙古的沙漠，普陀山的名字声名远播。这四个佛教名山分别是四川省的峨眉山，供奉的是三曼多跋陀罗，中文意思为“普救”或者普贤；山西省的五台山，供奉着曼殊室利，中文即文殊；安徽省的九华山，供奉着地藏王；以及普陀山，供奉着阿婆卢吉低舍婆罗，作为保护众生的圣人称为观音。所有这些虚构的人格化形象对印度原始佛教来说是相当奇怪的，它应该是发源于后世的文学并在中国大地上发展变化。从地狱中拯救灵魂的地藏王似乎完全是中国或者暹罗的产品。鉴于佛教历史较短，普陀山作为佛教文化中心，占据了四座圣山的最后而不是第一的位置。早在公元四世纪初，峨眉山上就已经建立了庙宇，五台山的遗迹则还要再早一些，关于九华山我不知道确切日期。但重要的在于普陀山并不逊色于其他三个地方。许多人认为它是中国最著名的佛教僧侣聚集的地方。正如我们之前提过，它是“大慈大悲女神”观世音的道场，观音的名字翻译自北部印度语阿婆卢吉低舍婆罗，她同时也是西藏的保护者。但人们对这位后古典圣人的普遍看法已经完全改变了，十二世纪以来的观音根据大众的信仰，她变成了一位强大的女神，一位优雅的仙女。她在狂风暴雨的大海上保护着水手，她被困苦的人们召唤来避免不幸，她是妇女们为了子孙后代而祈祷的对象。诸多的传说告诉我们，女神已经从天堂降临，花费数年的时间在普陀山解释释迦摩尼的教导，说服人们相信事物的空虚，并将他们的思想导向涅槃。从什么时候起这个岛有了所谓普陀这个神圣的名字，或是从它最初的兴建就有了，我并不能确定。当然根据普陀山志的记述，似乎可以肯定的是在十九世纪末十四世纪末，它已经开始在汉语中普遍使用。它的全称是普陀落迦，古老的发音则是补怛洛迦，西藏语的发音里则是布达拉，这也是达赖居住的西藏首府拉萨附近山的名字。由于西藏是南印度和达赖喇嘛最喜爱的地方，因此不难理解，既然已经给她的一个居所起了这样的名字，也应该给供奉她的新的岛屿起一个同样的名字。然而，总的来说，这个藏语名称被认为是从古印度的布达拉港转移而来的，布达拉港是印度河三角洲上的一个河港，可能就是今天的塔塔。然而，我并不认为这种对其起源的解释已得到充分证明，更不认为汉语中的“小白花”一词在这种推导中是完全不可理解的。著名的“布达拉”一词的起源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让我们再次回到我们舟山群岛的这个小岛。从古代起它就拥有两座主要的寺院，岛上散布的其他较小的寺院茅棚和佛龛都隶属于这两座寺院。这两个寺院分别是所谓的前寺普济寺，意为“救赎所有的寺院“；后寺法雨寺，意为“佛法的雨所笼罩的寺院”。这两座寺院所发生的事情，实际上是就是这座岛发展的历史。
根据普陀山志的记载，在梁朝贞明二年一个名叫慧锷（意为“智慧的顶峰”）的日本和尚来到这个岛上，他从山西省的五台山带来观音的一幅画或者是一尊雕像，把它放在一个农民家里。之后这个房子改成一座小庙，称为不肯去观音院，意为观音不愿意再往前走了。菩萨明确地表达了她想留在岛上的愿望。这个庄严的圣地是雄伟的普济寺和整个岛屿佛教崇拜的开端。稍晚些时候，更大更美丽的法雨寺也建立起来，它无疑是中国最辉煌的寺院之一。它的起源在1581年，它的建立者是从峨眉来到普陀朝圣的和尚，他被这个地方所深深吸引，于是兴建了自己的居所并定居下来，将它称作为“海潮庵”（在海边祈祷的房子）。就是从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开始，这两个场所都在不断的发展，然而后者比前者发展的更快。通过公众的善举，通过高级官员的馈赠，通过皇帝对壮丽寺庙的捐赠，观音殿等建筑一个一个地扩建，并拥有了自己响亮的名字。
但是，这个圣岛的名气越大，它就越吸引外部世界的注意，也由此带来了许多灾难。公元1388年，曾经在一座佛教寺庙中长大明朝的开国皇帝洪武，他迫害释迦摩尼的信徒，对他们表现出极度的仇恨。他下令将普陀的寺庙烧毁，并将其居民迁往大陆。但他的忿怒过去以后，万物复原，菩陀山越发佳美。但在1554年，新的敌人日本海盗出现了，他们的入侵，使当时的中国海岸遭受了很多苦难。除了平安运至定海的观音像，所有普陀山的建筑和里面的东西都被抢劫或烧毁了。这一灾难在1599年再次发生，由来自峨眉的高僧建造的并在短期内繁荣的法雨寺被摧毁了。然而，在万历皇帝的帮助下，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一切又恢复了正常。十七世纪中期的成功似乎给这个岛屿带来了和平，尽管之后明朝被推翻了。就在那时，主要的寺庙由皇帝用新的名字捐建。“前寺”的称为普陀岛的永寿普济禅寺，即“万古之殿”;后寺则称为镇海禅师寺，即“治海之殿”。
在这个朝代的初期，十七世纪中叶，出现了一个新的敌人，这引起了我们特别的兴趣。史学家如此记载:--”虽然在我们的王朝建立的时候，红头发的人给我们寺庙的宁静带来了麻烦，卫道的圣火源源不断地燃烧着。“福维尔认为，有关红毛人抢劫钟的传说可能与葡萄牙人有关，他们在1530年在宁波拥有殖民地。然而，不容置疑的是，荷兰人在这里是无疑的，他们在1545年被赶出了宁波府。人们几乎不应该称他们为红发人，从我所查阅过的中国作品中，我发现，只有这些金发的人才是正确的表达。在大钟的传说中，这里也有讲述，据说强盗把钟带到爪哇。我们从欧洲的资料得知，荷兰人自1596年起就定居在爪哇。在1661年被逐出福尔摩沙之后，他们怀着敌意又回到中国沿海，希望为从他们手中夺走的殖民地获得补偿。
正如传说本身所告诉我们的，在1666年，红毛人入侵普陀山意图掠夺它。他们随身带了一口法雨寺的大钟，这口钟是由一个主持自己亲手铸造的。然而，由于它的重量太大，钟不得不留在城外(巴达维亚?)之后慢慢沉入了地下。1724年，忽然在那地方发出雷响，昼夜不停。百姓都感到很惊奇，他们在沙子里挖，于是发现了下陷的钟。普陀山的方丈一听到这个消息，就通过福建的商人与荷兰人进行了谈判。1729年，荷兰人把钟带回了位于汕头通商口岸以北的南澳岛。五年后，在一位高级官员的干预下，这座钟被带回了普陀。它已经被埋在外国的土地上60多年了。如果这个故事有任何的真实性，荷兰人对这个岛屿的访问则是发生在范霍恩（Van Hoorn）从巴达维亚到北京的特派团的时候。1664年，他从北方回来在福州登陆。似乎不排除，这次访问普陀可能已经是在做了一个探险的情况下,当时荷兰经由此地去向日本，从17世纪的开始，那里有一间荷兰的商馆。
然而，此时使普陀遭受严重创伤是海盗的反复入侵，他们烧毁了寺庙，带走了所有值钱的东西。结果，1672年，省一级政府最终迫使僧侣们离开该岛，定居在大陆上，这一流放持续了整整13年。在这一时期之后的几年里，通过高级官员的馈赠和公众的贡献，寺庙被小规模地扩建。1700年，当皇帝康熙旅行在中部省份时，他一笔钱分配给每一个两个主要寺庙，敦促高僧在改造的工作中保持热心,给寺庙的名字普济寺、法雨寺，这称谓他们一直到今天。与此同时，他们还获得了一项并不重要的特权，即从南京的御制工厂购买黄色琉璃瓦，用于建造寺庙的屋顶。主要建筑装饰着皇家色彩，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直到现在。尽管有这些礼物和皇上的恩宠，重建工作直到1732年才完成。当时，雍正皇帝为了嘉奖浙江巡抚，拨出了一笔七万两的款项。花了这么多钱以后，这些寺庙似乎就有了今天的样子，尤其是在法雨寺，那里的木制品和瓦片看起来就像最近才翻新的一样。
岛上散布着大大小小的庙宇和神龛，除了它们迷人的景色外，没有什么特别值得注意的。它们大多属于那种单调的建筑，由于缺乏耐久性，看似没有多大的使用年限。因此经常被毁坏，并很容易重新建造。我们所住的白花庵是其中较大的一座，它的起源是一位定海的军事官员，他在明代祈求观音为他延续子嗣，出于感激花了一笔钱修建了一座寺庙。这是岛上最大的建筑之一，完工于1613年。
正因为如此，今天普陀山的建筑都属于后期建造。普陀最古老的纪念碑之一是所谓的太子塔，如上所述的艾约瑟博士(《中国佛教》第263页）,说这是明朝皇帝万历(1573 - 1620)作为太子时修建的。然而，普陀山志却有不同的说法。根据它的说法，这座宝塔是在元朝世祖忽必烈统治时期建造的，早在1333年至1334年，以一位名叫宣让王的名字命名，当时花了1000两银锭。关于这位王子，我找不到比这更确切的消息了。他可能是蒙古皇帝的儿子，因此被称为太子，也就是王位的继承人。这座建筑矗立在普济寺附近，十分奇特，但几乎已成废墟。它是一座方形宝塔，原为五层，高九十六英尺。据说这些石头来自苏州附近的一个大湖。在每一个层的四面，都有一个石头凿成的佛像，“没有一个是重复的。”山志告诉我们，“（雕像）举止端庄，美丽动人，眼睛栩栩如生。”栏杆把它围起来，柱子的顶端刻着妖魔、狮子和莲花，它们被做成了一种非常自然的形状。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描述并没有提及那些站在地面上的真人大小一半的人的石像。艾约瑟博士谈到了四大菩提菩萨，即地藏王、观世音菩萨、普贤和文殊，他们在中国也貌似代表地、水、火和空气的精灵。但他不可能是这个意思。在我看来，就像僧人告诉我的那样，这些雕刻代表的是“明朝的将军”，这好像也是不可能的。他们也许就是从前站在柱子顶上的守护精灵。
古代的信徒在旅途中对这个岛感到满意，这是可以理解的。在波涛汹涌的汪洋之中，这是一小块迷人的土地。我们在小岛上逗留的三天里，我得到了确认这件事情的机会。几座低矮的山脉从北向南穿过它，从东到西横亘着几条山谷。在最大的山谷和岛的中间是普济寺。在它的北面，在最高的山脚下，在山和海之间的是法雨寺。这些山脉的最高山峰是白华顶（白色花朵的顶峰）或佛顶山（佛的顶峰），大约有1200米高。在前山上种植着茶树，僧侣们用茶来保养和治病。山坡和山谷里树木繁茂，樟树、芹叶树和枫香树遮蔽着了无数条保存完好的小径，这些小径把不同的寺庙连接在一起。后者总是占据着最美丽的位置，在陡峭的悬崖上，在悬崖下汹涌的浪花里，在深绿色的山坡上，在可爱的山谷里，在充满生机的峡谷里，这些建筑异常活跃。放眼望去，到处都是大大小小的寺庙、隐士和神龛，而成群的和尚则坐着站着或四处游荡，手里拿着那标志性的念珠，嘴里念着阿弥陀佛。也许在岩石的裂缝里，或者在他的茅屋前面，可以看到一个隐士正喃喃地念着莫名其妙的祷文，甚至在一个陌生人走近的时候也无法打断他的沉思。陡峭的岩石上经常装饰着醒目的文字，如:“清净乐土”、“旭日东升”等等。但是在那边的海岸上，海水在悬崖上卷起泡沫，或者卷带着白色的闪光的沙子上平静地流进小溪。的确，这是一个适合沉思的地方，因为很少有地方适合那些远离尘世纷扰，希望在平静中度过余生的人。
直到我们的时代，“亵渎”的成分一直远离这个岛屿，除了少数做生意的店主，这个岛上主要是朝圣者和为寺庙工作服务的农业劳动者。僧侣住在圣地，他们本是最不虔诚的人。妇女是不允许长期逗留的，我曾见过几个女人，但不知道她们是否在那里定居下来。岛上的行政权力几乎完全掌握在普济寺和法雨寺的住持手中，他们自称是由皇帝亲自任命的。法雨寺的方丈告诉我，寺庙的数量是约有六十多个，人口约有一千五百人。在法雨寺有一百七十个人，在普济寺大约也是这个数目。后者有五个外部寺庙（案：别院），大多位于浙江省。与上个世纪相比，这些数字显示出一种非常明显的倒退，因为我们的普陀山志上列出的寺庙不下二百零九座。作为佛教的圣地，自然也是动物的避难所。释迦摩尼的弟子被禁止自杀。(然而，我们自己却遇到了任何困难，我们急于满足我们的欲望，导致了一只家禽的暴死。)根据这项法律，普陀山盛产无用的动物，它们生活在那里，丝毫不惧怕人类。我特别注意到地上有无数的蛇，有许多松鼠活跃在树间。大自然自己似乎也在开这个心肠软的佛陀的玩笑。在我们所住的寺庙附近，有一座小山名叫白花山，它完全被白色的小花覆盖着。山和庙无疑是从他们那里得到他们的名字的。一般来说，白花在普陀身上起着很大的作用，但是这些看起来无害的小花是什么呢?一种“食肉”的宽叶长毛的植物，以捕捉和食用昆虫为生。他们若知道这一点，是如此地讽刺。
和中国其他地方一样，大多数的僧侣是一个没有文化、懒惰懒惰的阶层，他们像寄生虫一样寄生在劳动人民的身上。中国作品中有一章是关于普陀山的寺院（文中将寺院称为伽蓝，意思是“社区的花园”），里面说相对于更小的“精蓝”（宝贵的花园），伽蓝在中文里则被称为“禅院”。学问的根和圣洁的果，都在那里生长，并且由此栽种到别处。当它被称为“宝贵的”，它的意思是有一个地方，在那里新手忏悔并得到精进，他过着一尘不染的生活。一种生活的谨慎，严肃和尊严，使他他不敢轻浮或迟缓。今天寺院里他们所表现的肮脏和不智跟这些书里所记载的高谈阔论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比啊!
然而，我们在法雨寺的方丈身上发现了一个非常令人愉快的例外，他是一个远高于常人的人，开明而又和蔼可亲。我们进入圣殿时，正巧有一支庄严的僧侣队伍从大门经过。我们在门边停了下来看着这一奇观，我们没有引起多少注意。队伍中有来自日本、朝鲜、西藏、突厥斯坦的朝圣者，甚至还有一些前来朝拜观音的道士。当仪式结束时，穿着黄色长袍的方丈派了一个使者邀请我们去他的住所。茶点端上来了，我们很快就进行了一番热烈而富有启发性的谈话。两位似乎是他特别侍从的年轻僧人也参加了谈话。我们好客的主人化闻是北京人，他很有教养，见多识广，对欧洲的东西也很感兴趣。当他对他在普济寺同事的生活历程说了几句不太恭维的话时，我们谈到了岛上的情况。我们谈了其他事情，我们的皇帝的旅行并以此讨论，化闻表达了他的立场和对中国的统治者的看法，中国皇帝很少离开他的宫殿因为在北京需要履行礼仪职责。当时刚刚在日本发生的对俄国皇太子的攻击使他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时间就这样飞快地过去了，当我们起身回到临时住所时，我们受到了盛情的款待，并应邀参加了方丈的晚宴。当然，这对我们来说特别有趣。这是严格按照仪式进行的，只由蔬菜组成，没有任何动物做成食物。尽管有许多菜肴种类繁多，但也许是借助于一些保存在当地的蔬菜，它们变得十分可口。
我们最后是在晚上9点离开的，在此之前，我们婉拒了把我们的行李送到法雨寺并在那里多住几天的建议，对方丈的热情我们深表感谢。方丈让我们坐着滑杆，提着灯笼，沿着那条主要的路往回走，那条路是用方石铺成的，有一部分是十七世纪初铺的。我们几乎走到岛的另一头，从法雨寺到白华庵，大约走了一小时的路程。
第二天，5月19日上午，我们启程回家，午夜时分才抵达宁波市，这一段旅程天气很好，微风习习。虽然我们在普陀山的逗留时间很短，但我们很难忘怀这个迷人的岛屿，我想称之为“受祝福的岛屿”。“似乎”,卫三畏说,“就像地球上最美丽的地方之一,当旅行者到达那里,这样一个地方同他的想象一样，属于阳光灿烂的东方,是自然与艺术结合的极限。在真实感受以后，幻觉就此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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