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翻译自庄士敦《佛教徒的中国》第十三章《法雨寺与佛顶山》。这一章是紧接着上一章《普陀山的寺院历史》的。
到目前为止，我们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普济寺的历史上，普济是“普济群灵”的意思。尽管它是岛上两大寺院中较古老的一座，但它的面积却与法雨寺(佛法之雨滋润的寺院)相当，甚至超过了后者，它的美也远远超过法雨寺。
在从南到北的蜿蜒小道两边，有许多寺庙、石窟和小寺院，每一个都有其独特的吸引力和自己的传说。我们必须遗憾地经过这些佛教崇拜的小中心而不进去参观，尽管没有一个朝圣者会错过法华灵洞(“神圣佛法之花的石窟”)，以其刻有文字和洞穴的岩石，其神奇的水井以及其丰富多样的树木而闻名。在法华洞之外是一口仙人井，在它附近是一座建在一个洞穴上的寺庙(朝阳洞庵)。僧侣们建议朝圣者在清晨去参观，它里面一个朝东向的窗户，通过这个窗户，他们可以观赏到冉冉升起的太阳。在这一带山坡上的岩石和巨石上，可以看到许多铭文。其中有一块铭文是由五个硕大的雕刻的字组成的：“中国有圣人”。--这也许是一个今天很容易被忽视的事实。一个伤感的小印记是于不久之前的1910年留下的--“耋年重蹈”(“晚年重访”)。具有更大宗教意义的则是著名的藏文神咒“唵嘛呢叭咪吽”、中国传统佛教的“登彼岸”和“大地众生成佛”。
我们现在是在普陀山最长、最美的沙滩（千步沙）的南缘--一个叫几宝岭的高地上。一位中国诗人这样形容它千步沙：“黄如金屑软如苔。”从这里通往法雨寺的一英里路被称为玉堂街，以纪念万历年间(1573-1619)的一位僧人。以这个名字命名，是因为他主要负责修建这座寺庙。我们经过一簇簇的小寺院和寺庙，其中有些是最近才建立或修复的。我们来到了法雨寺，它坐落在长滩北端，在树木覆盖的山下，一直延伸到佛顶山。这座寺院周围的环境非常美丽，建筑本身在佛教中国也是独一无二的。荷塘上有一座桥，风景如画，连英国最高贵的公园也不会因此而丢人现眼。中央大殿，弯曲的屋檐和木制的屋顶,大理石栏杆和优雅的神殿，以及年代久远的树木，在宽敞的庭院里形成一个宗教氛围，相映成趣，使法雨寺颇为宏伟且令人着迷，故而它是一座最和平且与世隔绝的中国寺院。
详细了解法雨寺的历史是没有必要的，因为这个故事只不过是重复已经讲过的关于法雨寺的故事。虽然是两个兄弟中较年轻的一个，但自从建立以来，法雨寺就和哥哥一样，无论命运好坏，都享有同样的特权。据普陀山志的记载，这座寺院于1580年首次建在这里。创始人是远行到这里的和尚大智。他从亲手建立两座寺庙的峨眉山出发，在参观了五台山等中国北部和中部的许多圣地后，终于到达了普陀山。他决定在这里度过余生。故事是这样的：他在潮音洞和梵音洞洞穴向菩萨发愿，希望能够在这个岛上找到一个隐居之所。他发愿以后不久，在北端千步金沙散步时，一根长竹竿被潮水冲到在他的脚下。他认为这是观音对他发愿的回答，于是在他看见竹竿的地方，盖了一所小房子。为了纪念这一事件，他把他的寺院命名为“海潮庵”。
大智死于1592年。两年后，这座规模和重要性都有所增加的小庵被提升为寺。1598年被大火烧毁。1605年，在皇帝的慷慨资助下，由如寿和如光两位僧人大规模重建。次年，万历皇帝赐给它一个新名字——护国镇海禅寺(“守护海洋的禅寺”)。1643年，它再次被部分烧毁。1665年，荷兰劫掠者摧毁了岛上所有的宗教设施，它也在其中。
与此相关的是，普陀山志讲述了一个关于大钟失而复得的有趣故事。这口钟是十六世纪最后二十五年，由寺院的创始人大智(Ta-chih)铸造的。“红毛人”们把它作为战利品的一部分带走了，并成功地把它安全地运到了某个“欧洲国家”首都的门户。不料，钟却掉在那里，因为太重故而留在原处。它慢慢地沉入松软的地面，最后完全消失，被人遗忘了。但在1723年，突然听到一种像雷声一样的声音从地面传来。于是，附近的人们惊奇地挖开了土，发现了那口钟。
不知怎么的，这些事件被普陀山的寺院当局知道了。钟被发现时，寺院的住持是福建人法泽，他认识许多从事对外贸易的商人。通过这些商人，与“欧洲国家”展开了谈判，以期寻回失传已久的钟。谈判非常成功，在1728年，它被带回中国，在广东省汕头港口附近的南澳岛登陆。1733年，在康熙的儿子雍正皇帝的主持下，这座寺院得到了修复。令僧侣们大为高兴和惊奇的是，这口钟竟然在十月三十日在普陀山下船了，而此时正值寺院大殿里举行隆重的仪式，为皇帝陛下庆祝生日。
我们没有理由怀疑普陀山志中所记载的故事是否是真实的。但是，僧侣们认为这口钟实际上是运到了欧洲，他们的看法似乎不太可能是正确的。当时的中国人对地理的概念非常模糊，而普陀山的僧侣们显然对“欧洲国家”的政治划分并不十分清楚。也许钟走的路程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远。有人可能会冒昧地说，在1665年至1723年期间，它的安息之地不是欧洲的城镇，而是爪哇岛的一座城市。巴达维亚当时是现在（仍然是）荷属东印度群岛的首都，虽然它的古城墙已经不复存在，但在十七和十八世纪它是一个有坚固城墙的城镇。
在中国，关于城门口的钟楼倒塌以及它随后的消失，直到它在地下的存在而为隆隆的雷声所揭示的故事，可能是建立在1699年巴达维亚遭受毁灭性地震这个历史事实的基础上的。因此，真正的事件过程可能是这样的：1665年，钟从普陀山带到爪哇，它被悬挂在巴塔维亚城墙上的一座高塔上。1699年，城墙被地震摧毁。直到1723年，它一直被埋在城墙的废墟底下。在那一年，在它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将近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废墟的清除使它重见光明。我们可以猜想，钟上的铭文是爪哇的中国居民辨识出来的，他们因此知道了这座寺庙的名字。通过他们，这个故事很容易进入当时控制着中国大部分对外贸易的福建华商的耳中。
僧侣们在他们的创始人的钟回来时的喜悦被他们发现的一个悲哀的事实所冲淡：那就是钟已经不再适合于它应有的用途了。它已经裂得如此严重，以至于在僧侣和朝圣者的心再次被它柔和的音调所震撼之前，它必须经过重铸的过程。这项工作有将近一百年没有进行。直到1825年，一位姓徐的富有的朝圣者对它的历史产生了兴趣，并承担了重铸它的费用。这就是大智所铸的钟，最初铸造于1592年以前，在1825年或之后不久由朝圣者徐公望重新铸造，如今挂在后寺的钟楼上。
这个寺院里最受人尊敬的僧人，不是大智，也不是法泽，而是一个名叫别庵（性统）的了不起的人。他是四川人，1687年成为普陀山“北寺”的住持，一直待到这个世纪的最后一年去世。自从1665年“红毛人”灾难性的造访以来，这些建筑一直处于一种破败不堪、无人照管的状态。在普陀山志里涉及到别庵的部分，他的地位有点像潮音在普济寺的地位。两者都是禅宗的杰出人物，都同仁慈的皇帝和其他有影响力的人物的命运有极大的联系，都被视为各自寺院的重建者。事实上，被“北寺”诸位师兄弟视为他们共同的精神“祖先”（同祖）的是别庵，而不是大智。因为大智属于律宗，而别庵是禅宗临济宗的杰出代表，直到今天普陀山僧侣们还宣称对这一宗派保有忠诚。
他的一个小贡献——一个值得后人感激的贡献——是他铸造了一口巨大的锅，这是后寺厨房的骄傲。但他的名声是建立在一种更持久的，或至少是一种更精神的基础之上的，而不仅仅是因为一口。他是一位关于宗教问题的大作家，最著名的作品之一是一部佛教名著《五灯会元》的续篇。他有许多教养极好的世俗朋友，其中一位是著名的儒家学者、政治家杨雍建(1631-1704)，别庵的墓志铭就是他写的。在这些堕落的日子里，他的精神感召力也丝毫没有衰退的迹象。在后寺的日历上，最重要的“圣徒日”之一，是在这一天，人们在先祖的灵牌前焚香，向别庵表示敬意。
正如我们所知，1699年，康熙皇他给“南寺”起了个新名字，他同时也给北寺一个类似的恩惠，给它起了一个名字--法雨寺--天华法雨滋润的禅寺。关于这个名字的意思必须作个简短的说明。
一座矮塔，或称龛，坐落在寺院的入口处，形成了一个通道，它是在雍正年间进行大规模修复时建造的，因此它的历史大约只能从1733年算起。如前所述，这是一座供奉道教天后（Queen of Heaven）的建筑。我们知道，这个神，在某些方面可以被认为是观音的道家对应物。作为所有乘船下海的人的守护神，她占据了一个极为重要的位置，如同所有前往圣岛的朝圣者的护卫者一样的角色。故事是这样的：在建筑完工的那天，东方地平线上出现了一艘精灵船。它从银色的海雾中冒出来，迅速地向小岛靠近，桅杆和甲板里飘出五颜六色的彩旗，船头闪烁着微光。在它即将抵达千步沙附近海岸的时候，它从世俗的视线中消失了。但那些见过美丽的幻觉并感到快乐自信的人确认那是“天后”的船无疑，通过这种方式，她表示愿意接受普陀山的敬意和承担守护朝圣者的护海重责。
我们从这座建筑物--如果我们可以这样称呼它为“天后宫”的话--下面经过，就到了一个大的四合院，四合院里有许多美丽的古树和一座牌坊，这里就是所谓的“天王殿”。
这些都是印度教或婆罗门教的神灵，虽然他们在佛教神话中占有一席之地，但他们与佛教没有本质上的联系。所有去中国寺庙的西方游客都熟悉这些巨大的雕像。他们住在自己的一幢特别的建筑里，这幢建筑总是装备齐全的佛寺的第一个大殿。在这个大殿之中，面对进门的访客的，是菩萨弥勒（中文名叫弥勒菩萨）。根据一个模糊的佛教信仰，现在他是一个居住在神圣的王国(兜率净土)的菩萨，在或多或少的遥远的未来，注定要来到地球，此时是他成为佛陀的时代。正是他，欧洲人给他起了“佛陀弥勒”和“笑佛”的名字。
在相反的方向，背对着弥勒站着的是韦陀(Veda) 。他被认为是肩负着保护所有寺院建筑的特殊责任的菩萨。用梵文术语来说，他是护法神--寺院的守护神。中国人也认为他是护法(“信仰的捍卫者”)。正因为如此，他的肖像也经常出现在佛教书籍的最后一页。
但最引人注目的是“四大天王”，他们成双成对地坐着，一对面对着另一对。这些巨大的和怪诞人物代表了神话国王站在宇宙的四维，负责守卫，或是守护着须弥山（Mount Meru）的四个山头，防止有害影响或邪恶恶魔的入侵，并从而保护其不受侵犯的神圣处所里的婆罗门的神。严格地说，他们自己不是神，他们已经“皈依”的“魔鬼国王”。按照东方宗教象征的通常方式，每一种颜色都与特定的颜色和“元素”相关联。于是，北方国王，理论上比其他国王更重要，是黑色的水之王；南方的是蓝色的琉璃之王；东方是白色的黄金之王；西方则是红色的银之王。
欧洲人到一座佛教寺庙去参观时，往往会从这些佛像的巨大尺寸和华丽装饰中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们在神殿中所处的重要地位，他们所代表的人已然在他们已经被接纳的宗教体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但事实并非如此。事实上，他们的存在，在早期就得到了佛教徒的承认，在小乘佛教的几段经文中也提到了他们。此外，在神话中，它们还与时间和空间联系在一起，因为它们有时与季节联系在一起，每一个都被认为是九十个儿子的父亲，儿子们代表着一年中的每一天。这种人为地把一年分为十二个月，每个月有三十天，是婆罗门对年的概念。虽然在天文学上并不准确，但它可能比太阳年或农历年更古老。但所有这些神话和幻想都与佛教没有本质的联系。就中国而言，四大天王似乎早在公元八世纪就与佛教结下了不下之缘。一位名叫阿目佉跋折罗的锡兰僧人（他在中国最出名的名字是“不空”)，大约在公元733年来到中国，据说是他将这些人介绍到了自己的供养国。
由此可见，在像普陀山“北寺”这样的大型佛教寺院的前厅中，显然有许多东西可以吸引所有对宗教比较研究感兴趣的人的注意。有弥勒佛(弥勒佛的意思是弥勒佛)，他总是面朝大门，脸上总是带着一种能吸引所有欧洲游客前往佛教寺庙的快乐表情。严格地说，他现在既不是佛也不是菩提，既不是佛也不是菩萨。但当他将来出现在地球上时，他将成为一名菩提，在那尘世的生活中，他将成为佛陀。他不能进入至圣所，也就是圣殿，因为他属于未来，而不是现在。因此，他的肖像被放置在外面的大厅，这仅仅是一个门廊或前厅，与它后面神圣的建筑相联系。他为什么面对外面的门？因为他在等待着迎接下一个佛陀时代的到来。他为什么“笑”？因为他得知了佛陀即将到来的好消息。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他身后站着护法神韦陀，他的脸朝着相反的方向，朝着寺庙的内殿和伽蓝。这一立场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将来或者将来的事，都与他无关。韦陀的唯一职责是守护僧侣和他们的寺院。因此，他面对的，是神圣的大殿。
至于那四位天王，理论上，他们的形象应该是站在罗盘的四个点上。这种安排很不方便，因为他们是成对的。因此，如果寺庙是朝南的(中国的寺庙理论上应该是朝南的)，两个国王坐在东边，两个坐在西边。因此，佛教徒，为了达到他进行朝拜这个主要目标，必然要经过前厅，当他进入寺庙的边界时，可以说是受到左右两边守卫国王的挑战。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大殿的五个主要居住者：弥勒和四大天王都被排除在寺庙的内殿之外。他们不是祈祷或感恩的对象，也没有资格获得宗教崇拜。的确，在每个佛像前面都有一个石制的香炉，虔诚的朝圣者经过时，可能会在每个香炉里插一根香。但这将仅仅是一种传统的虔诚或礼貌的行为，而不是一种可以恰当地描述为宗教崇拜的行为。
在“北寺”的“四大天王殿”后面，有一系列的平台，每一个平台都有一段台阶。在一个这样的平台的左右两侧竖立着鼓楼和钟楼。在它们上面，我们来到玉佛殿，玉佛殿的屋顶是黄色的。再往前就是圆通宝殿。这个特殊的大殿通常被称为九龙殿，因为它在康熙时期进行修复时，它屋顶的瓦片来自于南京一个被拆除的皇宫。这些瓦片是皇帝亲自送给寺院的礼物。大殿里有一尊很大的观音像。在这尊巨大的佛像前，矗立着一个较小的镀金木雕像，据说是从西藏带来的。另外还有两组圣像，一个是十八罗汉，另一尊是玻璃佛龛里的韦陀。
大殿后面是御碑亭，在这后面是巨大的法堂，和尚们用它来做日常服务。只有在庄严的节日里，才会在圆通宝殿举行仪式。法堂中有许多释迦牟尼、观音、普贤、文殊的圣象。在大殿两侧的院子里，有两座小伽蓝，一座供奉准提，一座供奉关帝。关帝是道教的神仙之一，但他被佛教寺庙接纳，有两个主要原因。首先，作为一个“战神”，他被认为是支持真正宗教的有价值的斗士；其次，他是满族王朝的守护神。随着王朝的瓦解，他的形象是否会从佛教寺庙中消失，这是一个至今还没有答案的问题。
在各种厅堂和小伽蓝的两侧，有各种各样的寺院办公室、客房、食堂、厨房、僧侣公寓、禅坐厅和接待室。最里面的建筑包括方丈的住所、供尊贵客人和朝圣者使用的房间、一座供奉菩提达摩的小伽蓝(以表彰他作为禅宗宗师的地位)和藏经阁。
从“北寺”出发，一条精心修建的小路通向岛屿的顶峰。“佛顶山”又称“观音峰”，第三个名字是“白华峰”(白花顶)，当然是指这个岛著名的名字“小白华”。它的高度只有900英尺多一点，而且渐进式上升的。在朝圣的季节，在蜿蜒的小路上可以看到许多滑杆，但这些滑杆几乎被“小脚”妇女和老人所垄断，他们的体力甚至会因为这样简单的登山而超负荷。
如果仅仅是因为从山顶可以看到舟山群岛的壮丽景色，攀登这样的山峰是很值得的。但也有位置优美的寺庙可供游览。其中最好的是寺庙，也是目前在普陀山在规模和重要性排名第三的慧济寺，俗称“佛峰寺”，它半隐于一片小橡树林之中。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明朝后期，由一个叫圆慧的和尚建立。从山顶上那座废弃的小灯塔的墙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寺庙彩色的屋顶瓦片。浓密的深色叶子的衬托大大增加了这些瓷砖的光泽和美丽，其颜色是黄色，蓝色，白色和黑色。寺庙的内部和外部一样吸引人。“天王殿”顶着彩色瓷砖，以其非凡的槽井值得关注，这是中国近代木建筑艺术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寺庙的主要建筑并没有供奉观音，而是供奉释迦牟尼。在这方面，它不同于岛上的其他大型寺庙。它的屋顶铺着皇家黄色的瓷砖，内部装饰十分华丽。释迦牟尼本人，以一个巨大的镀金形象为代表，占据着中心位置，两侧分别矗立着阿难和迦叶的雕像。释迦牟尼面前是一个相对较小的观音造像。沿着大厅的后面(不是两侧，这是惯例)排列着十八罗汉(“阿拉汉”)的肖像。另一个王座上坐着救主九华山的菩萨地藏王。
靠近中央大殿是一座两层楼的建筑。一楼的房间是“祖堂”，里面有方丈、僧人和恩主的灵牌，还有三个造像，中间的是菩提达摩。楼上的房间是一个专为观音而建的小伽蓝，里面有三尊观音的造像。
这座庙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它有一个玉皇殿，专门供奉道教的最高神灵。他进入这座佛寺的原因并不难找。道教的“皇神”在中国被认为是每一座山峰的主神。在普陀山的任何其他寺庙里，他的形象都是不合适的。但在山顶上的寺庙里，即使山顶是“佛峰”，他却能找到合适的住处。
玉皇大帝坐在中间，左右排列他的侍从和门徒。在这座小庙堂的后面，在中央神龛的两侧，坐着两位神仙，每个神仙手持一个圆形的牌匾或圆盘。这两位神仙是日月之神。它们和玉皇大帝一样，属于道教的神仙系统，但也并非不为佛教所认可。原始的日月崇拜在不同的宗教体系中都有许多奇特的遗存，尤其是在佛教中。日月神崇拜，不用说，早在佛教兴起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它把自己嫁接在佛教上，就像它嫁接在印度教、道教、神道教和摩尼教上一样。根据古老的日本神话，太阳是由一位女神(天照)统治的，她是一位伟大的神，至今仍在伊势受到崇拜，日本的皇帝都声称自己是她的后裔。另一方面，月亮是由天照数神的兄弟，苏萨诺神统治的。无名的宗教(它和道教不一样)，似乎在公元前3世纪的中国皇帝石皇那里有一个狂热的信徒，包括太阳崇拜;事实上，直到1912年满清王朝灭亡，中国的国教才正式承认日月崇拜，北京“鞑靼城”东西城墙外的祭坛至今仍可作证。
我们在慧济寺附近发现岛上一些最好的坟墓。最迷人的一处，也许是1887年为慧济寺方丈所建的那。他的法名或宗教名称叫信真(“相信真理”)。普陀山的坟墓很多，也很有趣，如果我们要公正地对待它们，以及它们所象征或代表的宗教思想，我们应该单独用一章来讨论这个问题。但是，可以指出，它们主要有两种。寺院住持和其他显要人物的坟是分开的，信真的墓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还有普同塔(一个大型墓穴，用于“普遍混合”没有单独埋葬特权的僧侣的骨灰)。典型的普同塔主要由一个巨大的石头结构组成，它的四个或四个以上的侧面各有一个几英寸见方的小洞。每一个洞都用一块松动的石头堵住，当一个死去的僧人的骨灰被埋在洞里时，这些石头就会被收回来。僧侣和居士的遗体有时也会火化。每个寺院无论大小，都有自己的火葬场，火葬场是一个小型的石头建筑，外观有点像一个微型寺庙。一个结构合理的普同塔应该有四个独立的墓穴--一个给普通僧人（比丘）的骨灰，一个给普通尼姑（比丘尼）的骨灰，第三个给优婆塞（居士），而第四个则是给优婆夷（女居士）。
僧侣的坟墓和俗众的坟墓一样，通常都刻有铭文，委婉地表达着死亡的痛苦。在普陀山，人们对坟墓最喜爱的描述之一是寿域(“长寿之乡”，或“长居”)。诗词“存适”(翻译为“为漫漫长夜储存”)也被刻在纪念碑上。
来到普陀山的西方游客可能不太关心它的历史与宗教的联系，但他们一定会被它的风景和植物所吸引。许多树木都非常漂亮。覆盖“佛顶山”部分地区的常绿栎树林由较小的树木组成。但岛上有樟脑、银杏、柏树、栗树和槐树的优良标本，还有许多其他在中国中部著名的树木。松树和类似的树在长到一定的年龄大小之前似乎就已经腐烂了。中国人说他们受到了海风的伤害，但更有可能的是他们耗尽了土壤。
梅树、桃树和樱桃树在春天绽放出绚丽的花朵，秋天的枫色也为美丽的佛罗里达栀子花的凋谢带来了些许安慰。那是一种芬芳的“小白花”，千百年来，人们一直以它来形容这个岛屿。普陀山确实盛产开花植物和灌木。许多花木是由僧侣引入寺院花园的。佛教徒和所有东方人一样，都是花卉的爱好者。
当然，各种各样的蔬菜和谷物都被尽可能地种植，因为寺院僧团是严格的素食主义者。所谓的中国土豆（番薯）据说是从日本带来的。豆类和其他豆科植物很常见，还有一些稻田。果树更注重开花而不是结果，但中国人喜欢橙子，而这些普陀山至少有三个品种。岛上还生产一种特殊的茶，这种茶深受中国人的喜爱，据说具有药用价值。
至于普陀山的动物群，这是另一个在这几页中很难公正描述的主题。有几个小而无角的鹿，由于打猎是禁止的且被僧侣们如此温和地对待，他们得以进入庙宇花园，并沐浴在千步沙的阳光下。作为一个西方外国人，这是如此荒谬的一个生物的存在。
据说野猪、猴子和野猫曾一度很常见，尽管现在在岛上是否能见到它们还很难说。据山志记载，老虎曾经从普陀山游过“莲花洋”，但他们总是在到达普陀海岸之前就转身回去。这可能是因为他们的力量无法与洋流相匹敌，或者(更不用说佛教徒偏爱的理论了)是直觉告诉它们，岛上的土地是神圣的。由于不允许屠杀动物，蛇是常见的，但由于观音的介入，它们都是完全无害的。那些拒绝交出有毒生物的人被流放到大陆。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牛和水牛，但它们只用于农业目的。野牛是用来耕种稻田的。据说松鼠、山羊和猴子经常被当作宠物养在寺院的庭院里。
普陀山志告诉我们，有一只驯养的山羊，是法泽和尚的。它能理解人们对它说的话。如果你呼唤它，它就会跟着你。如果你给它食物，它会弯下一条腿，低下头，轻轻地从你手里叼走食物。如果你叫它跪下，它就会从两条前腿上下来。山志的作者得意洋洋地总结道:“你很少有机会看到这样一只山羊!”（案：山志原文作：法雨寺有一羊甚扰，能通人意，呼之，闻声则至。与之食，趋前一足，俯首衔之；命其全跪，则双足俱屈焉。亦罕见事也。）
在阅读与伟大的佛教山丘相关的文献时，我们不能不注意到僧侣，隐士和诗人对他们狂野浪漫的家园的热情和热情促使每个人颂扬他自己选择的撤退地点作为所有人的骄傲和荣耀。 神圣而美丽的山脉。因此，我们不必感到惊讶，普陀山的一位诗性隐士将他钟爱的岛屿称为“中国四山之冠”。“谁告诉你没有通往天堂的路?”另一位诗人以一种更加狂喜的语气惊呼道，“这是天国的门，你们可以从这门进去，直达神的宝座。”（案：这首诗的作者是潮音通旭，庄士敦在这里只翻译了三句，原诗为五律，前四句为：谁谓天无路，天门此地开。青冥通帝座，杳霭瞰蓬莱。）
许多诗人怀着同样的热情写下了无数诗歌，他们对普陀山的兴趣很难说是基于宗教情感，部分作品中已经隐约提到。一位用优美的诗句歌颂这个岛的人是著名的学者兼州王安石(1021-86)，他在担任浙江鄞县县令期间曾到过这里。另一个是遭人鄙视的艺术家和诗人赵孟頫(1254-1322)，他在宋元时期担任公职。第三个是陈献章(1428-1500)，一位广东诗人，他的牌位被侍奉在孔庙里面。尽管从宗教气质上看，他似乎与佛教的关系比与儒家的关系更密切。
（案：王安石有关普陀山的诗共三首，分别为《咏菊》二首，《洛伽题咏》；赵孟頫两首，为《游补陀》及《为一山宁公赞》；陈献章有四首，《洛迦山望海》二首、《宝陀寺漫兴》、《赠补陀僧》。）
十八世纪上半叶的“南寺”住持诗僧通元（照机）和尚（案：他当时并非是普济寺的住持，而是普陀统辖住持，相当就是全山住持）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他的诗集前言中，有一段关于他职业生涯的描写，前言的作者是他的一个朋友，他从小就认识通元。这位传记作家说，诗人在能够恰当地表达自己的思想之前，常常要到僻静且适合独处的地方去。他们必须过着孤独的生活，隐居在山林中，使自己远离尘世的纷扰，使自己的头脑变得清晰且平静。外在条件必须与他们的内心感受相协调，这样他们才能充分发挥诗歌的灵感。
这位富有同情心的传记作家接着说，对通元来说，这样的生活是完全合意的。他小时候很聪明，但他不喜欢朋友们吵吵闹闹的陪伴。他过去常常偷偷地离开玩伴，好让自己享受寂寞的宁静。当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的思想就开始渴望宗教生活，因为那种孤独和宁静吸引着他。十七岁时，他去了普陀山，成为那里一个寺院的成员。几年后，这些寺庙被海盗摧毁，所有的僧侣被迫迁移到大陆。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当寺庙重建后，他又重新回来，在那里他度过了余生，沉浸在他灵魂所爱的宗教和诗歌冥想之中。
但是，普陀山的受欢迎并不仅限于学术诗人和著名政治家，从他们的名字中，可以看到一种荣耀。它曾是许多从生离死别中逃出来的可怜人的栖身之所或是家园，也曾是许多遭受打击的灵魂的安放之地。他们唯一的愿望是逃离那个他们只尝过痛苦和失败的世界的动荡。对于这些人来说，中国的大寺院一直是避难所，而普陀山也并没有因为她的海岸而抛弃它们。的确，有些时候，那些曾经或只能在争取财富和地位的斗争中行为并不光彩的人，已经证明了他们有能力在与他人分享那些东西时，而并不减少自己所拥有的那一份。
在佛教的中国，如同在基督教的欧洲一样，精神的财富，即不朽的财富，往往是由那些对物质上的成功和回报漠不关心的人获得的。对于世俗的人来说，物质上的成功和回报才是一切雄心壮志的目标。
我们或许可以猜测，那些懂得如何将物质上的失败转化为精神上的胜利的冥想灵魂之一，是一个普陀山的僧人，他被赋予了一个重要的名字——“真拙”。他还有另一个名字无能，意思是“毫无用处”。我们听说，他在七岁的时候就对宗教充满了渴望。但他是独生子，中国的习俗使他不可能献身于修道，除非在祖先的“崇拜”仪式时作出宣誓及获得许可。
当他年轻的时候，就到九华山去朝拜，求佛能可怜他的父母。因为如果他出家，他的父母就没有孩子了。“毫无用处”证明了即使他一事无成，至少他知道如何使一个佛或者菩萨表现慈悲。因为就在他拜访九华山以后不久，他得到了一个好消息，他的父母已然为他生了一个弟弟。然后他就可以随心所欲地追随自己的灵魂。
1616年，他来到普陀山，在那里，他赢得了僧侣们的爱戴和尊敬。不仅因为他简朴的生活方式，也因为他无私的热情。他对朝圣者和陌生人的福祉感兴趣。他建造了一座名为“海云庵”的建筑，专门用来容纳和招待那些来宝陀观音寺朝拜的僧侣。
普陀山有过许多奇怪的来访者，如果我们可以相信，则为我们叙述这些故事的人总要比那些匹夫匹妇的描述要来得更为靠谱一些。明朝有个和尚叫真一，他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讲的是1605年一对神秘的夫妇来到普陀。他们肩并肩地住在一座小山上，俯瞰着观音的圣窟，住在自己亲手盖的两间茅屋里。这些小屋是那么小，又那么简陋，根本无法抵御恶劣的天气。人不可能站在里面，也不可能躺在里面。此外，屋顶漏水，地面潮湿。这对可怜的夫妇应该是乞丐，他们只喝凉水，只吃粗劣的草药。事实上，他们或许一连好几天没有吃任何东西，但似乎他们的身体并没有因为节制而变得更糟。
如果人们可怜他们，给他们食物或钱，他们不会拒绝这样的礼物，但总是把他们再次施舍给碰巧路过的任何饥饿的朝圣者。真一对这对夫妇很感兴趣，一天晚上去拜访了他们。他们似乎对他的出现无动于衷，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理睬他善意的问话。他于是举起一盏灯，以便能看得更清楚些，这个举动似乎把他们吵醒了。但是，男人只是在他问话时微笑，而女人只是发出感叹。他们拒绝告诉他他们的名字，他们唯一愿意告诉他的与他们过去的历史有关的事实是，他们在遥远的陕西省的终南山已经住了很长时间。
真一接着问他们的宗教信仰，他们的回答很奇怪:“我们的眼睛看到了海洋;我们的耳朵听到了风的呼呼，雨的淅沥，海浪的拍打，野鸟的鸣叫。”然后僧人问他们的职业是什么。“有时候，”他们回答说，“我们在冥想观音。有时我们静坐不动，什么也不做。”
真一似乎是在极大的困惑中离开的。他拿不定主意这对夫妇究竟是非常愚蠢，还是非常聪明。他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他们一定是其中之一。在随后的秋冬季节，他们一直呆在自己的小屋里。第二年的二月份，朝圣者开始成群结队地来到岛上。一天，当许多朝圣者站在神圣的山洞门口时，这对无名的夫妇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他们说：“愿平安归与你们众人。”于是他们就消失了，再也没有出现过。
这些奇怪的人对他们的宗教信仰问题给出的答案，并不像粗心的读者可能会认为的那样无关紧要。对于中国的佛教徒来说，圣山或圣岛就是一座供奉佛和菩萨的道场，而天空就是它镶满宝石的顶棚。从另一个角度看，它是一个强大的圣殿，它的圆顶就是天空。
普陀山的各个寺庙和圣地不过是一座大寺院内的小寺院。不仅是诵经的和尚在他们的大殿里赞美佛陀；不仅从青铜和石头的罐子里，每天都有香云升起，飘到慈悲的菩萨的莲花宝座上。从海浪中也传来雄壮的赞美诗。在寺院屋顶上淅淅沥沥的雨点，是从观音那永不止息的小瓶中倾泻而出的善法之雨；风在神圣的洞穴里，在幽灵出没的树林里，低声吟诵经文；野鸟在它们的呼唤中，不过是加入了普遍的崇拜的合唱；而这朵“小白花”，从千百万个不是人手做的香炉中，散发出无穷无尽的香的芬芳，献给佛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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