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写完了《你知道普陀山普济寺圆通殿上那块“华钟度水”匾额的故事吗？》这篇文章以后，其实内心一直有一个疑问，就是那口大智法师亲手所铸的大钟是否还在。但是，法雨寺的钟楼一般人皆上不去，我也未曾夜宿法雨寺，亲耳去听法雨寺早上的钟声。我只能去史料里面探查那口钟是不是还在。但是，自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慈溪徐君望重铸此钟以来，历经一个多世纪。适逢中国近代的开端，历经战乱与时局的动荡，很难说那口钟还是大智手铸徐君望重铸的那口。钟最后的命运不得而知，而“华钟度水”就只能是个故事。那是否这个故事真的存在呢？抑或是还有其他的假设呢？我不得不重新去翻阅最早记载这个故事的清乾隆付梓的《重修南海普陀山志》。
这部书前头有三篇序，是了解这部书缘起的最好资料。三篇序的作者，分别是当时邵基（兵部右侍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江苏巡抚署理两江总督）、黄应熊（定海知县，当时已调任山西宁武府）以及山志的作者许琰（翰林院庶吉士）。邵基也曾为前一部普陀山志作序，这篇序他写得极为应付。黄应熊则是介绍了背景，当时正值雍正九年那一次重建的成果验收，现任法雨寺方丈法泽（那时还是监院）出力尤多。黄夸他“戒行严卓，道气精深”。然后又说法泽“每念受恩深重，思再辑山志以乘之”。康熙刚刚修过山志，乾隆朝又要修。只是当时找不到合适的人。到了乾隆四年，许琰来了。黄应熊觉得机不可失，就请他上山修山志。但是许琰的序里可不是这么说的，他的原话是：岁巳未，余浮游观览，南至于定海。适普陀住持法泽以明府海门黄公命，请修山志。这里明明说的是，法泽请黄应熊命许琰修志。一个主动，一个被动，就已经对不上了。
许琰在序里也毫不避讳，直接挑明了法泽是他族弟的关系。其实这点关系，他在之前的文章《长生庵记》里就已说过，当时也在强调这层关系。长生庵是法泽合望槎和甘露两庵建起来的，算是始祖。之后法泽一路高走，直做到法雨寺住持，也不知是谁攀附谁。就这样，志就开始修了，第二年修成。“华钟度水”这个故事在这部山志里，至少有三处提及，一处在事略，一处是法泽（署名明智）《法雨寺重建神钟复归记》（载于释氏艺文），另一处是许良彬的《法雨寺神钟记》（载于艺文）。这第三个人许良彬，同许琰和法泽都是族内兄弟，大钟从巴达维亚运到南澳岛，当时他是福建水师提督，之后又主导了从南澳到普陀山的运送。等于这三个人天然是穿一条裤子的。于是这个故事，许琰写一遍，法泽写一遍，许良彬再写一遍，就三人成虎了。奇怪的是，这么神奇的故事，别人却不置一词。就连写了《送法泽宫住持法雨寺序》的黄应熊都没提这个事，或许，同执行皇帝旨意，努力重建法雨寺比起来，钟只是件小事情罢了吧！
法雨寺所谓的神钟回来那天，正是雍正十一年十月三十日。许良彬在他的文章里写道：（雍正）十一年工甫竣，众僧于万寿日赞颂祝厘，钟适以是日至。众僧叹异，欢庆倍常。巧了！同日黄应熊也有记载，他说：十月三十日，恭遇万寿圣节，礼部侍郎留保到了，延僧讽经，虔祝天子万年。钟呢？不好意思，只字未提！
写到这里，我们差不多能知道，“华钟度水”是三个福建兄弟在那里自娱自乐，自嗨不已。但，这么大的一件事情，有这么多人证在场，又堂而皇之的写到山志记录里。作假估计不太可能，但其他人都没有留下文字记录确实是件奇怪的事情。我想，钟确实有那么一口钟，至于是不是大智的那口，不得而之。或者，大智有没有亲手铸过钟，都变成是一件疑案了。因为在大智的传记里，也压根没有提到铸钟的事情。
我在我那篇文章里提到过白华庵的那口钟，当时我觉得不应该对这个孤证去纠结。现在我看福建那三个兄弟的描述，也似孤证。其实《海国闻见录》之后还有部分细节，白华庵那口钟的故事，是作者亲耳听白华庵住持剖疑说的，荷兰人劫掠普陀山，抢走大钟时剖疑还是小沙弥，而大钟回来时，他已垂垂老矣。我想荷兰人也不见得会专偷庙里的钟，然后不远万里扛到巴达维亚去。福建三兄弟的钟，是白花庵的也未必。
我在此要提出如下关于这个故事的几个可能：1.如果钟并不存在，则这个故事三兄弟就是在骗人，更可能大智手铸大钟的事情也是他们编出来的；2.如果钟确实存在，那么为何只有三个人的记述，而不见别人的记述；3.如果钟确实存在，很可能是白华庵的钟流失海外，然后被送回来了。在南澳岛停留期间，让它由白华庵的钟变成法雨寺的钟，并不是一件难事。然后特地选个皇帝生日的日子送到普陀山，又增加了它的神秘性。无论是哪种可能，都是两个族内大哥在拉抬自己的小弟，一个是翰林院翰林院庶吉士（虽然没实权，但是天子门生），一个是水师提督，拉抬一个法雨寺的住持，想想好像也挺顺理成章的。
当然，以上这些只是我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文责自负。忽然想起做过鄞县县令的王安石退居金陵时，时常写“福建子”这三个子，觉得福建漳平许氏三兄弟也挺可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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