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下面的文章，翻译自庄士敦《佛教徒的中国》第十二章《普陀山的寺院历史》。里面包含了大量他对普陀山佛教的描述，现在看来，是很宝贵的资料。
普济寺前的桥
如果将现时数量仍然巨大的独居隐士们排除在外，这座观音圣岛现在有近百座寺院和茅棚。显然普陀山的历史描述和完整介绍不可能压缩在短短几章里面，在接下来的几页里面，我们只能将两座主要的寺院做一个简单的了解。这两座寺院，一个是普济寺，俗称前寺或南寺；另一个是法雨寺，俗称后寺或北寺。然而考虑到这本书可能会落到来这个岛旅游的欧洲游客的手里，所以对它的地形做一些简单的描述，并非是不合时宜。
为了便于研究和探索，我们假设将这个岛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包括从登陆点开始的所有西南部分，在这个部分大约有十七座寺院，包括极为有趣的观音洞（一个洞穴，如它的名字所示和菩萨有关）和更有趣的灵石禅林（具有精神的石头组成的冥想树林）。这里有著名的磐陀石(极大的石头)，以它上面的石刻而著名。接着就是上一章所描述的潮音洞，这里是岛上最神圣的地方。正如《华严经》上所记载的，普陀洛迦是观音的道场，而整个普陀山，则是在中国印证这段经文的地方。磐陀石是观音说法的地方，被称为“金刚宝石”（神圣的钻石）。在那里，观音跏趺坐，而众神在那里倾听，善财童子在旁边陪侍。巨石上刻着各种铭文，诸如“西天”、“南无阿弥陀佛”、“大士说法处”、“天下第一石”、“灵通”等。有木梯可以登上石头上的平顶，经常可以看到僧侣坐在那里冥想，这里是修行的最佳地界，附近还有另外一块称为观音说法台的岩石，尽管它的位置更为优越（因为在那里可以看到西方的美景），但它在名声和圣洁上都无法同“金刚宝石”相比拟。
在这一区域的另一个寺庙，梅福禅院也是值得一看的，那里有古怪的黑胡子和瘦弱的人物塑像，被认为代表了释迦摩尼, 文殊和普贤。普济庵也值得一游，因为它有一棵高大的樟树。还有隐秀庵，曾有一段时间，为了安全起见，普陀山志的印本和其他文学珍品被存放在隐秀庵。这个与世隔绝的地方不止一次地使它免于海盗和游客的注意。
这五个部分的第二部分，大约有二十五座寺庙，不仅包括了潮音洞、太子塔、法华洞、朝阳洞，而且，最重要的是，还有伟大的“南寺”——普济寺。太子塔附近有一所新的男子学校，所有的开支由普陀山的僧侣们来承担。
第三部分约有二十三座寺庙，其中包括位于岛屿最高处(“佛顶山”)的慧济寺。
第四部分，有九座寺庙，包括岛上最好、最美丽的寺庙——“北寺”法雨寺。这一部分也属于隐居的小隐士们，他们归和尚开明管辖；神奇的沙洲(“飞沙岙”)像冰川一样向大海倾斜；祥慧寺，同其他让人感兴趣的东西一样，其中有一幅禅宗始祖菩提达摩(达摩)的画像；梵音洞虽然只是海崖上的一条裂缝，但在外观上却与潮音洞十分相似，是一个很有名气的地方。
根据岛上的记载，观音洞和潮音洞一样，曾经有一位来自印度的杰出朝圣者来此参观，尽管时间要晚得多。1626年，据说一位来自贝拿勒斯的朝圣者在这里存放了一些遗物。他声称是释迦牟尼佛的遗物。它们被放在一个棺材里，庄严地供奉着。以后的日子，它们被提出来，接受那些忠心的人的检验。品德低下的人看到的只是一个黑色物体，道德地位较高的人看到的是白色物体，对品德尚可的人，遗物则呈红色，而圣人们则是直接看到了佛像。
这个岛的第五部分也是最后一部分主要由几座独立的山组成。它只有两三个小寺庙，其中最风景如画的是小山洞(“小山洞”)，坐落在一个岩石嶙峋的海角上，涨潮时它变成了一个岛屿。
飞沙岙
普陀山的住寺僧人逾千人，其中大多数居住在“南部”和“北部”的寺院。这个数字会在中国农历的第二个月大大增加，这个月的第十九天被认为是观音的生日。纪念活动极为正式,不仅仅常居在此的僧侣们会参加，还有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朝圣者(僧侣和门外汉)，而且还包含要在此时剃度的人。每年的剃度仪式都在这个时候举行，仪式在“北方”和“南方”两座寺院轮流举行。1913年，仪式在“南寺”举行；而1914年的仪式将转到“北寺”举行。这些预备剃度者来自中国中原各地，人数从数百人到三人不等。每一个年轻的沙弥在受戒剃度之后，都会前往他自己所选择的或为他所选择的寺院，作为他永久居住的寺院。
受戒剃度是一个复杂的仪式，但不应忘记，佛教僧侣并不是被迫或被期望作出永久的誓言。在中国，如同在所有佛教国家一样，僧人可以自由选择何时还俗。正因为如此，佛教的编年史里并没有像我们有时在修道院基督教编年史中看到的那样令人同情的故事——从这些故事中，我们可以断断续续地看到那些修道院的墙壁变成了令人厌恶的地牢的墙壁，里面的人遭受着痛苦。佛教的寺院和尼姑庵从来都不是监狱。神圣而又无情的坎特伯雷安瑟尔姆（Anselm of Canterbury）曾给一位出身高贵的女士写了一封信，这位女士从她所憎恨的修道院逃回了人间，但这样的信在佛教文学中是没有找到对应的。
佛教僧侣当然有服从戒律的义务，只要他仍然是一名僧人，就必须严格遵守在受戒时许下的誓言。他必须遵守“诫条”(这实际上与每一个健全的道德规范所包含的诫条是相同的)，他必须严格贞洁，他必须把自己限制在素食中。肉食是禁止给佛教僧侣的，就像基督教修道会的戒律一样。在大寺中，方丈的话语就是法律。事实上，在很多情况下，他在法律上被赋予了实施体罚和其他惩罚的权力。但是，如果说佛教方丈的统治是专制的，那么它看来几乎又是仁慈的。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佛教神职人员以残暴的方式行使他们的惩戒权力。没有一个中国皇帝有机会颁布法令，禁止佛教住持残害不信教僧侣的身体。
几乎没有必要地说，中国各大宗教界在道德和宗教热情方面并不都处于统一的水平。但是，像九华山和普陀山上这些远离了大城市道德败坏影响的寺院却极具代表性，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声望之高是当之无愧的。中国的寺院是邪恶和堕落的惯常场所，为逃避司法审判的罪犯提供庇护，这是有害的诽谤之一--就像那个关于普遍存在的屠杀女婴的习俗故事--在这些日子里不太可能再发生这种事了，除非是那些出于好意，无意中成为“异教徒中国人”道德愚昧的牺牲品的人。否认有品行恶劣的佛教僧侣，否认他们是出于非精神动机而被僧侣身份所影响，这是荒谬的。不幸的是，有一些邪恶，在任何可以想象到的共生生活形式中，总是会变得令人不快地引人注目，尤其是在一个宗教冷漠或堕落的时代，而这与宗教信仰完全无关。人们有时认为，僧侣或隐士的生活只适合意志薄弱或不称职的游手好闲者：然而，正是这样的人，这种生活方式才明显不适合他们，而且对社会来讲更危险。
普济寺正门
我们在上一章看到，普陀山的佛教历史始于公元847年，当时观音出现在一位来自印度佛教朝圣者的祈祷中。大约十年后，另一个具有宗教性质的重要事件发生了。当时，另一个外国人拜访了普陀山，他比不具名的印度苦行僧出名。这个外国人是日本和尚慧锷——一个承载着庄严的“智慧之峰”含义的名字。他在日本朝廷中享有很高的威望，曾两次被皇太后橘嘉智子派往中国交流。这一时期是佛教在日本非常繁荣的时期。日本佛教徒不断地在奈良和京都朝廷庇护的寺院与中国主要的佛教研究和信仰中心之间来回穿梭。事实上，中国僧人在前往克什米尔和印度的佛教圣地朝圣时所表现出的热情，与日本和尚在这一时期和更早时期所表现出的热情是一样的。
在日本佛教的历史上，慧锷的名字是一个杰出的名字，他被赋予了很大的荣誉。他为他的祖国从中国引入了禅修学派的教义，这是西方学生和日本艺术文化的崇拜者们不应忽视的事实，因为这一学派(在日本称为禅宗)与日本艺术的完美结合比任何其他学派都更为密切。在中国的时候，慧锷曾两次到圣山五台山(日本人称之为Godaisan)。第二次来的时候，他得到了美丽的观音神像，并打算带回日本。他从杭州湾起航回家，但当他的帆船经过舟山群岛时，却搁浅在普陀山附近的一块暗礁上。乘客们尽一切可能减轻船的重量，甚至不惜牺牲货物，但所有的措施都被证明是无效的。直到最后，慧锷想到，麻烦可能是由于观音不愿意被运送到日本。这艘船显然给了他灵感，让他找到了真正的解决办法，因为他刚刚虔诚地把自己宝贵的观音像安放到普陀山神圣海岸上的时候，那艘帆船就奇迹般地从岩石上滑了下来，并继续它的旅程，再也没有遇到什么不幸。
更浪漫的说法是，慧锷的船载着这幅画，在岛屿间航行时，突然它的前进被一种奇迹般的睡莲所阻碍，睡莲似乎覆盖了整个海面。慧锷于是向观音祈祷，并发誓如果他和他的同伴能安全地摆脱现在不幸的困境，他会建立一个神社供奉她作为对她智慧和仁慈的回报。这种祈祷的直接结果是，在睡莲中间，某种神秘力量为帆船开辟了一条清晰的道路，它又将帆船引到了普陀山。依从他的誓言，慧锷下了船，带着他的观音圣像在圣岛的东南方海岸登陆，靠近那座岩石嶙峋的海角，海角上有著名的潮音洞。
传说，慧锷受到了一个张姓岛民家庭的热情款待。当他们发现慧锷是一个圣人，他携带的观音像是一个奇迹时，他们很乐意为客人提供食物和住宿。为了履行慧锷的誓言，张立刻把他自己居住的房子改建成一座观音庙。在这座寺庙里，他供奉着观音的神像。这个形象很快就以不可去观音的名号而闻名于世(“观音拒绝离开”)：因为，她的崇拜者说，普萨已经非常清楚地表明，她不希望去日本或其他任何地方，而是决心把她的家安在在这个叫“小白华”的岛上。
更浪漫的说法是，慧锷的船载着这幅画，在岛屿间航行时，突然它的前进被一种奇迹般的睡莲所阻碍，睡莲似乎覆盖了整个海面。慧锷于是向观音祈祷，并发誓如果他和他的同伴能安全地摆脱现在不幸的困境，他会建立一个神社供奉她作为对她智慧和仁慈的回报。这种祈祷的直接结果是，在睡莲中间，某种神秘力量为帆船开辟了一条清晰的道路，它又将帆船引到了普陀山。依从他的誓言，慧锷下了船，带着他的观音圣像在圣岛的东南方海岸登陆，靠近那座岩石嶙峋的海角，海角上有著名的潮音洞。
不肯去观音院
传说，慧锷受到了一个张姓岛民家庭的热情款待。当他们发现慧锷是一个圣人，他携带的观音像是一个奇迹时，他们很乐意为客人提供食物和住宿。为了履行慧锷的誓言，张立刻把他自己居住的房子改建成一座观音庙。在这座寺庙里，他供奉着观音的神像。这个形象很快就以不可去观音的名号而闻名于世(“观音拒绝离开”)：因为，她的崇拜者说，普萨已经非常清楚地表明，她不希望去日本或其他任何地方，而是决心把她的家安在在这个叫“小白华”的岛上。
慧锷是一位历史人物，他到中国佛教圣地的朝拜是有目共赌的事实。当然，热爱奇迹的编年史家们对他在海难中死里逃生的故事进行了添枝加叶的修饰。尽管我们必须假定，阻碍他的帆船前进的睡莲只不过是暴风雨中翻滚的浪花，但仍没有理由怀疑他是在普陀山登陆或者是被赶上岸的，多亏了仁慈的普萨把他从深海的危险中救了出来。
直到今天，舟山海——或者更确切地说，位于舟山本岛和普陀山岛之间的那部分——被称为莲花洋(“睡莲海”)的睡莲的情景启发了佛教的想象力，因为普陀山志里还包含了几个故事，在这些故事中同样的主题再次出现。例如，我们被告知，大约在1080年，一些略带侵略性的“小矮人”带着给宋朝皇帝的“贡品”来到中国，在从杭州(当时的首都)返回的途中，他们在普陀山登陆，带走了一些珍贵的文物。但是他们刚要继续向东航行时，就发现他们的船被无数的睡莲卷须缠住了，睡莲好像是铁做的似的。惊吓过度的“小矮人”急忙把神物放回它们的神龛，“铁”睡莲立刻消失了。
还有一个类似的故事，说的是一位名叫王贵的中国官员，他被宋朝皇帝派往普陀山“拜佛”，但期间表现出了“不敬”。在返航途中，他的船被困在一片密不透风的睡莲丛中。他跪在甲板上，面朝圣岛，谦卑地恳求愤怒的菩萨的原谅。忽然就有一头白牛突然从海底钻出来，吃掉睡莲扫清道路。大海很快就被清理干净了，他的船也被解救了，牛则变成了一块白色的岩石。这是莲花洋的一个显著特征：它看似无声无语，却又无可辩驳地回应了所有怀疑论者的论点，使所有嘲笑者心中充满了恐惧。
假设生在西方世俗世界的我们，让自己看到了微风吹拂的海洋中的白马，那么为何我们不能让梦中的佛教徒看到同样在那里的白百合呢？无论如何，认为普陀海峡经常有某种神奇力量在起作用的观点，不会受到那些居住在该岛西海岸的人过于严厉的挑战。那些人观察到，这通常平静的水域会突然迅速、出人意料地卷起浪花。舟山当地人有这样一种说法，大意是说这个地方的雨就像一个任性的女人的眼泪--下得快，停得慢。这句话现在被某个和尚用来形容普陀海峡的焦躁不安。他说，这就像一个女人，平常温柔平和，但极易发怒，一旦发怒又很难平息。所以当睡莲出现的时候，我们经常会看到那个和尚坐在观音说法石上沉思--也许带着一丝渴望的神情--他的思绪越过薄雾蒙蒙的海岸和极不平静的海面，连同他所厌弃的世界，缓缓西去。如果将他从沉思中唤醒，他会说--也许他确信--他的思绪完全集中在佛国神圣的阿弥陀佛那里。而且他会同时提醒你，西方也有谎言，但他所忠实信奉的慈悲的观音，有天终会接引他去向那里。若匹夫匹夫所见的种种异象，同他所见的圣徒邻国的景象数交织，谁还忍心责备他呢？
慧锷到达普陀山的时间大概是在公元858年左右。普陀山志将此事件定格在后梁贞明二年，相当于我们现在所推算的公元916年，这似乎是一个错误。然而，似乎有可能在916年，这个岛再次打开了--用中国话来说就是到场（tao ch‘ang），或观音的圣殿。在这个时候，早期慧锷所建的神庙以及其他遗迹都消失了。事实上，慧锷不太可能在岛上停留很久。据史料记载，他在那里发现了张氏一家，他们受到宗教狂热的驱使，将自己的住所让给了慧锷，以便将其改造成供奉观音神像的寺庙。但是，我们所得到的信息是如此之少，甚至连这座寺庙的位置（即历史上熟知的不肯去观音院）都变成是一个不确定的问题。普遍能接受的观点是，这座寺院靠近潮音洞(Chao-yin Cave)，也就应该是慧锷登陆的地方，而这里现在是一座寺庙和一个名叫紫竹林(Tzii-chu-lin)的小寺院。关于这幅著名的画像，我们必须遗憾地告诉各位，它很早就从普陀山消失了，并同它不肯去的名字不符。
普陀山的寺院经历了奇怪的变迁。事实上，现在所有的建筑都是近代的。而且，是否这种j建筑风格可以追溯到14世纪以前并保持一致，这是值得怀疑的。即使是在那个时期，唯一的遗迹--虽然它极其有价值的--是一座如画般精致但有点破旧的塔，被称太子塔（Pagoda of the Price Imperial）。据记载，这座宝塔是在1334年左右由一位名叫孚中(Fou Chung)的僧人修建的，他的恩人兼弟子是一位虔诚的王子，名叫宣让(Hsiian-jang)。这座宝塔是用上等的石头建造的，是专门从苏州西面的太湖(taihu)运来的。四面装饰的佛和菩萨的形象中，是以四大佛教名山为道场的观音、地藏王、普贤和文殊。
太子塔
宝塔紧挨着岛上的寺院最集中的地方，其中最大就是“南寺”(或者前寺，Chien-ssu)。它的正式名称是普济寺（Monastery of Univeral Salvation）。它的第一个建筑是一座装饰黄色瓦片的屋顶的大殿，大殿里面存有刻着明清皇帝颁布的法令复制品的石碑。在这个大殿的前面是一个荷塘，包含一个漂亮的拱门和几座优雅的亭和桥。
经过这座大殿，我们来到了钟鼓楼和天王殿。所谓天王，就是每人各自守护四分之一宇宙信仰的保护者。在这座大殿后面，我们来到一个庭院，庭院里的树木、雕刻的栏杆、巨大的香炉和烛台都非常引人注目。它的两侧供奉着十八罗汉(阿罗汉)。正面的建筑是这座寺庙最主要的大殿--圆通宝殿。一座巨大的观音像占据了中心位置，两边则是三十二个塑像--每边十六个--代表她的应身。圆通宝殿后面的大庭院则包含了各种设施如寺院办公室、客房、方丈住所和食堂。这些设施的中心是法堂或法律大厅（Hall of Law），一个两层楼的建筑。下层是释迦牟尼、普贤和文殊像。第二层是藏经楼，里面有一尊雪花石膏佛像，也可以在普陀的其他几个寺庙中看到。他们是缅甸人（Burmese），据说来自曼德勒（Mandalay）。有中国僧人的今天从宗教动机很乐意承担缅甸漫长而昂贵的旅程是一个事实的特殊利益当我们记住，缅甸的佛教和中国佛教通常被西方学生视为无可救药不可调和的的原则和实践。但是，如果我们对东方宗教生活的传统和理想有更深入的了解，就会使我们相信，几乎所有形式的佛教都是由一种内在的精神赋予活力的，这种精神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宽宏大量和赢得原谅。佛教也许是世界上所知的唯一一种伟大的宗教，它不仅教导人们精神，自由是一种理想，而且在使其在这方面的实践符合其理论方面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
普济寺的客堂没有必要描述。与中国几乎所有具有类似特征的建筑一样，它们的外观相对朴素，建筑风格也以偏小为主。寺庙的建筑和神龛，有着华丽的木质屋顶，精致的亭子，亭子庇护着皇帝和诗人的卷轴和碑文。这些都让佛教建筑师和雕刻家的技艺和品味得以自由发挥。
普济寺现在的这个名字直到1699年才出现在岛上的记录中。在那一年，也就是康熙三十八年，皇帝进行了一次“南巡”。按照中国统治者（在他之前和之后）经常遵循的惯例，面对帝国的伟大的寺院，他派遣了一些国家官员到普陀进行公开的祈祷和感恩。这一次，他向这项修复工作捐了一大笔钱。这并不是他第一次充实寺庙的宝库，同时他向普陀山的僧侣们赠送各种各样的签名卷轴，其中一个上面写着“普济禅寺”。
中国各地在过去，邀请皇帝为一座在帝王批准和庇护下进行修复的寺庙授予新名称的做法非常普遍。在这样的清形之下，皇帝写(或应该写)的新的名字或者人物--我们必须假设通常这些名字是他假定他自己或者其他人物--写在一个非常大的尺寸的纸上，然后被复制到木制雕刻的长方形板上，称为匾。除了上面的大字外，匾上还刻有皇帝印章的复制品，以及皇帝的年号和日期。经过仔细的涂漆和镀金后，匾可以悬挂在一个亭（小亭子）里，也可以悬挂在受人喜爱的寺庙的主殿或大门上方。
前期以普济寺作为名称的寺院历史自1699年以来就有点模糊，部分由于寺院的名字不断变化，部分则是由于一些身为僧侣的编年史作家把这个寺院同紫竹林那几个寺院混淆了。正如我们所见，似乎已经被认为是最好的名称，是真正代表经历海难的慧锷建起的神社形象。
有证据表明，大量的僧侣和隐士在十世纪和十一世纪开始在岛上定居。公元967年，宋朝的第一位皇帝将他的保护范围扩大到僧侣。公元1080年，一个名叫王舜的官员向其提交了一份报告位关于观音某些不可思议的行为的报告，这给皇帝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他成为了这座岛和一座寺院的赞助人（我们尚无法确定)，这座寺院取名叫宝陀观音寺。
在这个时候，僧侣们信奉的是律宗（Vinaya）。但是在1131年，一位四川的高僧真歇(又名清了)来到普陀，介绍了禅宗教义。山志上说，正因为如此，他被认为是普陀山禅宗学派的创始人。但是，尽管皇位被要求授权用陈王权来代替李氏统治，但在这之后，陈王权并没有按照自己的方式行事，因为我们知道它必须在更晚的时候被重新引入。然而，真歇是一个博学和远行的僧人，他的名字是当之无愧的受人尊敬的中国佛教徒。他似乎是一个如今我们应该称之为复兴主义者的人，从不厌倦在不同地方东拉西扯地讲道和皈依教众。五台山有他躬耕地身影，天台山也是一处。当他来到他之后居住多年的普陀山时，他发现这座岛屿被700多个渔民家庭占据。我们听说，他们一听到真歇宣讲佛法，所有人都弃船而去。
这个引人注目的小故事不能不使人想起一个在基督教文学中占有崇高地位的类似的故事。但是，真歇和他的渔民的故事变得具有佛教的特点，它后来继续告诉我们，通过把渔民的船引开，真歇救了成千上万条鱼的生命。这则轶事可能是为了强调避免在普陀山海域捕鱼的正义性。但这并不意味着渔夫完全放弃了他们的职业。这个意思好像是说，真歇传道的时候，渔人下船来听他讲道。他们是否还回去捕鱼是一个值得怀疑的问题。普陀山佛教徒的回答是否定的。
法雨寺玉佛殿
我们发现了一份1214年关于寺院重建和恢复的记录；当工程完成时，皇帝(宋朝最后一个行将灭亡的王朝之一)赐予观音的主殿一块匾，连同金色刺绣的礼袍、银色的烛台、祭坛的帷幔，以及珍珠和碧玉的装饰品。1248年，该岛被免除了税收。
在元朝(蒙古)1280年至1367年间的统治期间，统治者是佛教的狂热支持者，而普陀山在帝国中享有很大的威望。成宗(帖木儿汗)，伟大的忽必烈的孙子，在连续四年(1298-1301年)里四次派官员带着礼物到岛上。他的榜样被同一朝代的其他三位皇帝所效仿。
元朝末年，普陀山的一个食客是著名学者丁鹤年(1335-1424)。他来自一个穆斯林家庭，在大肆侵略的蒙古人的保护下，从中亚迁移到湖北。在蒙古人覆灭、明朝崛起的动荡时期，他过着漂泊而郁郁寡欢的生活，但他在普陀山的寺庙中找到了一些慰藉，并在诗歌中赞美这座岛屿的魅力。
明朝统治时期(1368-1643)，命运在这座圣岛上交替赐予人们微笑和愁容。十四世纪最后二十五年，日本海盗的肆虐给僧侣们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事实上，到了1387年，几乎所有的建筑都被夷为平地。当年，受命保卫浙江海岸的中国将军汤和认为有必要将这些僧侣迁往大陆。唯一留存下来的建筑据说是一个铁瓦殿，一个勇敢的僧人一真被留下管理观音的避难所。
普陀山的历史有近一百三十年的空白。直到1515年，一位名叫谈斋（Tan-chai）的修道士的努力才恢复了一座小寺庙的重建。岛上繁荣的新时代似乎即将到来。但在1553年，“东边的小矮人”再次骚扰海岸，浙江巡抚将寺院迁至舟山本岛。
1572年，来自五台山的一个和尚又建了一座寺院。他的名字叫真松（真正的松树）。两年后，一些僧人在连花洋上看到了一个美丽的景象。从海上的薄雾中出现了一个身穿白袍的人，他坐在一朵金莲花上--这被认为是普陀山快乐时光即将回归的标志。这是一个真实的预兆，因为这一景象几乎与虚弱但虔诚的皇帝万历的即位相吻合，他证明了自己是普陀山僧侣的好朋友。皇帝和皇太后经常派使者到岛上，带着钱、僧袍、坛绣、圣像、给和尚治病的药和亲笔签名的卷轴。
1586年，帝国慷慨地为五士三位修道士重建了新的住所。1598年发生了一场灾难性的火灾，寺庙需要重建。在这项工作中，皇族非常感兴趣，当它完成时，在1605年，一个名叫张千的朝廷官员被派到岛上，负责送一块为修复后的寺庙命名好的匾。这个头衔是护国普陀永寿禅寺(普陀山的普济寺，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和国王陛下的长寿)。
在这段铭文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皇帝和国家官员自古以来就以这种观点为他们断断续续地向佛教、道教寺庙和修道团体给予的非儒家的承认和支持进行辩护和辩护。寺庙和宗教建筑，像宝塔一样，被认为或曾经被认为对他们周围的风水有利，也就是说，它们是良好风水影响的中心，并辐射这些影响到整个地区，而这些地区恰好是受他们的精神支配的。
坐落在某座圣山上的寺庙被认为比其他任何寺庙都更值得尊敬，因为任何这样的建筑所散发出的精神光芒都因这座山本身的圣洁而更加强烈。它们所带来的好处遍及整个帝国，因此即使是王座本身也在它们的良性影响范围之内。可以相信这是太平军毁坏所有山寺的主要原因(包括,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些九华山的寺庙)--他们故意破坏了一个帝国年代最长的辉煌精致的瓷器作品，南京大报恩寺塔，因为他们认为这些建筑不利于他们的反抗事业。
至于部分免于毁灭或毁弃的许多伟大的佛教寺院在各种排斥佛教的儒家官场的幸免于难,毫无疑问,这种免疫部分是由于一般相信的世俗真理--这样的机构生产的风水有利于整个国家的福利。然而，也许这些寺院更应该感谢那些不去佛寺的儒家政治家，因为他们自己希望在隐居的山中度过晚年的学术退休生活。还有无数的艺术家和诗人，他们虽然不总是承认自己是佛的崇拜者，但至少在对自然的崇拜中却是彻底的佛教徒。
在佛教的山志上，万历年间最值得纪念的是部分佛经的出版，以及整套的中国三藏(即所谓大藏经)被分发到帝国的大部分大寺庙。在之前的两位皇帝，永乐(1403-1424)和正统(1436-1449)的统治下，几乎所有的大量藏书的新版都已经出版，但显然没有广泛发行。后来印刷的汉藏(每部汉藏有几篇，或几卷)共达637本。在万历年间，汉藏仍然留下了自己的印记。皇帝遵照皇太后的意愿，决定弥补这一缺陷，工作一完成，就颁布了诏书，充分说明了出版和发行的情况。
“帝国将法令之一,”如下：“我们都在真诚的心造成印刷佛经,并下令成套存入资金和分布在寺院名山的帝国,他们将接受应有的尊敬,并受到精心的保护。”
僧侣们奉命保护圣书不受任何伤害，从早到晚孜孜不倦地阅读它们，并将它们用于如此美好的目的，使整个世界都能与爱、激情和善良的宗教建立友谊。
“自古以来，”另一条法令说，“我国的皇帝和统治者就以儒家思想为治国之本。但儒学不是唯一的教义，还有佛教。这两种学说就像鸟的翅膀:彼此需要合作。
这一观点将得到大多数中国佛教徒的认同，而这遭到了坚定的儒家学者的反对。然而，万历的宗教宽容并没有使他的王朝免于灾难。1619年，他去世了，1643年，明朝末代皇帝在宫苑的一棵树上上吊自杀。
一些明朝皇帝对佛教的支持并没有疏远他们所有儒家臣民对这个帝国的忠诚。这一点可以从学者和政治家吴钟峦的故事中得到生动的说明。吴钟峦后来担任礼部侍郎。明王朝覆灭后，他隐退到普陀山，在那里过了几年隐士的生活。在一首优美的小诗中，他描述了这个宁静小岛给他的慰藉。在这里，世界和它的悲哀可以从记忆中消失；在这里，他甚至可以忘记自己的过去。他想，要是能在这片宁静的佛林中度过晚年，那该多好啊！但他那古老而忠诚的自我却不肯被遗忘。他不是军人，所以他不能积极参与保卫国家，对抗征服他们的满族军队。但是，虽然他不能和英雄们一起战斗，但他可以死得和英雄一样壮烈。他等了很长时间，才确信赶走北方侵略者的一切合理希望都已破灭。1651年，他渡过莲花洋，在舟山群岛的行政中心定海登陆。在去孔庙的路上，他让人在孔庙院子里放了一把椅子，并在椅子周围绑了一捆柴。到了孔庙以后，他拿起孔子和他的主要弟子的木制“灵牌”，坐在椅子上。火把点燃了，吴钟峦把孔夫子抱在胸前，把爱国者之死交给了他。
在满清王朝巩固其地位之前，普陀山的僧侣们在动荡不安的国家中遭受了许多苦难。在新王朝初期(1644-1661)，他们几乎失去了藏经阁。这个故事，如果以事实为基础，就会对日本佛教徒在本国促进其宗教繁荣所采取的方法给予特别的启示。我们被告知，某些日本僧人非常渴望拥有佛教的三藏。他们知道，这是由万历皇帝赐给普陀山僧人的。于是，他们雇了一个叫阮俊的海盗，去抢普陀山的佛经，要把它们带到日本去。抢劫完成后，海盗把他的战利品转移到舟山本岛，打算从那里坐船去日本。普陀山有个和尚，名叫照中，率领一大群师兄弟，就赶到舟山去，请求海盗把经书还给他。
但是阮俊轻蔑地对待他，生气地说：“如果你想要你的经书，就去东海龙宫，请求龙王，让他帮你拿回来。”于是他扬帆前往日本。但这是一条巨大的鱼--或许恶事海龙王本人？--挡住了船的去路，使它无法到达公海。连续几天，阮俊都没能成功，这个海怪对他来说太可怕了。他终于后悔自己的亵渎行为，把船头转向普陀山。那条鱼不再使他烦恼了，他不到半天就走完了回程。所有的僧人都急忙跑到岸边迎接他，高高兴兴地拿起了他们的圣书。
普陀山的僧人和他们美丽的寺庙所遭受的最严重的灾难，发生在康熙王朝的早期。这场灾难的故事是任何一个欧洲人读来都会感到羞耻和悲伤的。普陀山志告诉我们，在康熙统治的第三年(1664年)元旦那天，僧侣们看到一道奇妙的彩虹，它似乎是从一座闪闪发光的寺庙屋顶上升起来的，一直延伸到海的另一边-—岛小洛迦山（“小普托”，Little Puto）。突然，桥上闪过一道亮光，出现了白袍观音容光焕发的身影，她的脸从普陀山的脸上转开。这一景象渐渐消失了，但僧侣们确信，这只能意味着被称为“小白华”的小岛即将遭受一场可怕的灾难。第二年，他们的预感实现了。
在普陀山的记录中，欧洲人被提到过不止一次，但并没有试图区分不同的民族。他们的名字是“黄毛”(“Yellow hairs”)，或“红毛”(“Red hairs”)。随着现在将要叙述的灾难性结果而来的这次访问，由于编年史家以充分的细节加以描述，使我们能够毫不犹豫地说，在这一特定戏剧中的主角是荷兰人。
那些熟悉远东和欧洲贸易历史的人会记得，1661年，荷兰人在台湾被著名的海盗大王郑成功（更广为人知的名字是国姓爷）攻击,并赶出了自己的殖民地。普陀山志向我们生动地介绍了一些无家可归的荷兰人在被驱逐出这个美丽的岛屿后的几年里是如何娱消费他们自己的。台湾这个岛屿是他们居住了将近四十年的地方。
书中说，“红毛人”被赶出他们的堡垒(字面意思是巢穴和巢穴)，作为掠夺者和强盗重新返回海上。1665年5月13日，他们的两艘船突然出现在普陀山的海岸。他们上岸后，僧侣们注意到他们有红黄相间的头发和胡子。他们把短毛瑟枪绑在背上，用火石放驱散人群。他们的目标相当明确。他们也有非常锋利的弯刀，除了其他武器外，他们还带着弓箭。他们一上岸就做手势表示要吃的。他们叽叽喳喳，只是地说着一个单词：“牛！”没人敢违抗他们，和尚们指着牛吃草的山坡，告诉水手们他们可以自便。于是他们开枪，打死了几个人。第二天，他们又来了，说了些狡诈的话，说他们想做些有宗教价值的事。但他们用欺骗的手段诱使僧侣们上船后，就开始向他们要钱和贵重物品。然后他们强行进入寺庙，摧毁了画像，挖财宝，并抢夺积累了数代的财富，包括作为帝国礼物的镀金佛像和银质烛台、玉戒指、玛瑙和珊瑚做成权杖、刺绣、门帘、卷轴、屏风、垫子--任何有价值的东西都没留下。他们打开了橱柜里皇帝赠送的佛经，剥去外面覆盖包裹的布，把书弄成碎片，把布条做成他们的绑腿。回到他们的船只的时候，他们把书撕掉并扔进了大海。他们直到用言语无法形容的方式玷污了普陀山的神圣土地，才扬帆远航。这里不仅包括两座主要寺院，甚至连岛上僻静地方的幽静隐士也难逃火灾的劫难。三个月后，“红毛人”又回来偷了一些牛。当他们第三次出现时，僧侣们都砍倒树木，拿起长矛，准备与海盗作战。但这一次，“红毛人”没有上岸。唉！作为我们神圣家园的普陀山！被践踏，被玷污，被抢劫，被亵渎，这就是我们圣岛的命运。”
欧洲人和中国人，或者基督徒和佛教徒，是如何相互认识的，这不是一幅令人愉快的图画。不幸的是，没有理由怀疑这种叙述的准确性。它只发生在一部鲜为人知的普陀山志中，当然也不是为了激起民众对外国人的愤慨而写的--夸大事实没有什么好处。
在西方与中国的关系史上，有许多页我们欧洲人读来不能不感到羞耻。然而，如果只是为了提醒我们自己，中国人在傲慢排外的年代，相信他们的西方访客是野蛮人或魔鬼，并非完全没有道理，那么我们最好时不时地翻看这些页面。
荷兰人在普陀山与手无寸铁的僧侣们英勇相遇后发生了什么，似乎是一个不确定的问题。有一种说法是，他们到日本去卖他们的战利品，得到了一大笔钱，在回家的路上，他们的船失火了，船上所有的人都失踪了。这个故事可以被认为是极易找到的。不管怎么说，其中一艘船似乎已经安全抵达了目的地，这是我们从一个关于一口被偷的钟的奇怪故事中所知道的，我们将在下一章讨论这个故事。
尽管受到日本、中国和欧洲海盗的骚扰，这些僧侣们仍然勇敢地坚守着他们已然被摧毁的岛屿，直到1671年政府再次迫使他们移民到大陆。在这之后，普陀山被遗弃在孤独和衰败中长达十七年之久。普陀山志只给了我们很少的一瞥，在那段时间里，他们揭示了一种完全荒凉的状态。两个小故事表明，僧侣们做出了可悲的努力，试图说服自己或他人，“小白华”仍然受到某种神圣的保护，尽管表面上一切相反。
其中一个故事告诉我们，在这个腐朽的时期，一些强盗登陆岛上，在一个废弃的亭子里生起了火，目的是把他们在那里发现的金属制成的观音像熔化。突然，不知什么原因，亭子着火了，许多亵渎神明的强盗发现自己无法逃脱，被烧死了。
另一个故事告诉我们，一支海军舰队停泊在岛上，并登陆了大量的掠夺者，他们直奔洛迦山的大士殿(一个观音菩萨的大厅)。他们在那里施展了恶毒的意志之后就出来了，突然发现自己面前有无数条毒蛇，它们张大了嘴巴，发出嘶嘶声。惊慌失措的劫掠者转身想逃跑，但他们立刻又遭到一群野狗的袭击。野狗在前面，毒蛇在后面，逃走是不可能了。许多人悲惨地死去，还有一些人受了重伤。
普陀山，就像爱尔兰一样，以没有毒蛇而自豪：观音，就像一个佛教的圣帕特里克（St Patrick），赶走了所有的毒蛇。因此，蛇在这一场合的出现意味着它们被奇迹般地引入，以惩罚那些亵渎神明的人。在这个故事中，保留了一些古老的东方民间传说，这并非不可能。蛇(有时以龙的形式出现)在中国和日本都被认为是所有神殿特别指定的守护者。在著名的日本编年史《日本书记》中有一个传说，讲述了日本天皇长元在公元463年的时候，决议去参拜弥摩罗山神的庙宇。他没有按照通常的净化仪式来参拜，显示出了不敬。结果，当他走近神龛时，突然遇到一条面目狰狞的蛇。皇帝躲进他的宫殿里，极为庆幸他能侥幸逃脱。他对神的参拜于是无限期地推迟了。
普陀山恢复正常的历史是在1688年。当时一个高级军官名叫黄太来，向朝廷提交了一份奏章，他报告说荒凉的圣岛已经逐渐摆脱破败，请求陛下协助被遗弃的僧侣重建祖庭的荣耀。结果完全令人满意，康熙对修复工作非常感兴趣。几年之后，普陀的寺庙和寺院都恢复了往日的繁荣，观音到场又升起了袅袅的香火。
南寺重建初期的住持是一位能干热心的僧人，名叫潮音。他投入的精力很大程度上使寺庙从灰烬中获得重生。我们被告知，在他的影响下，这个岛放弃了律宗，转而支持禅宗。但这一说法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因为禅宗学派早在12世纪就已被引入普陀寺。可能的情况是，在其间的几个世纪里，律宗和禅宗派都曾在岛上出现过，这种至高无上的地位有时属于其中一方，有时属于另一方。然而，似乎毫无疑问的是，自方丈潮音以来，普陀山一直完全处于禅宗临济学派的控制之下。
如果潮音没能同著名的将军蓝理(1649 - 1719)--普陀山主要的重建支持者--保持牢固的友谊，可能他的一切努力是徒劳的。1690年，岛上的守护神观音菩萨出现在梵音洞的异象中，这可能激发了蓝将军的宗教热情。蓝将军被认为是普陀山的世俗圣人之一，他死后岛上为他建了一座神龛。他被认为是护法(“信仰的捍卫者”)。普陀的修道士们记得，他一生中以力大无穷和骁勇善战而闻名，于是把他提升到普陀僧众的幽灵斗士的地位。
1689年，寺院的恩主康熙帝以一笔金钱作为布施的开始。1696年，他把自己亲手写的《金刚经》的一部分送给了这两座大寺院。在随后的几年里，他慷慨地捐赠了大量的金钱和贵重物品：图像、祭坛挂件、长袍、刺绣、亲笔签名卷轴、被皇帝的手指“告知”的珠子，以及更多皇帝亲笔写就的经文。这些珍宝大多仍保存在“北方”和“南方”的寺院里。正如我们所见，1699年，他向新修复的“南寺”赠送了一幅亲笔书写的匾，并给这个寺院起了一个新名字。1705年，一位使节带着一份诏书来到普陀，诏书立即被复刻到一块石碑上。此碑是现存于普济寺前厅御碑堂内的碑刻之一。
法雨寺天王殿
在这条有趣的诏书中，皇帝简略地提到普陀山的历史和传统，以及它如何受到台湾海域海盗的残酷对待。他描述了由于这些暴行，海岛已经废弃多年，以及最后几个僧人返回,开始砍伐丛林中的树木，清除荆棘，并为古老的建筑打下基础。
“朕时巡浙西，特遣专官，虔修净供，敬书题额，永镇山门。复发帑金重修寺宇，务俾殿堂庑牗，丹碧华烨，棼橑焕美，而一木一石悉出公家，一夫一役不烦民力。上为為慈闱延禧，下为苍生赐祉也。朕自幼龄诵经读史，以修齐治平为本，未暇览金经贝叶空寂泡影之文，所以不能窥其堂奥而言之。元者，善之長也；佛者，以善為本。推而扩之大约无二。上天好生，化育万汇；大士慈悲，度尽众生，亦无二也。朕求治勤民四十余载矣，今者兵革已销，而民生未臻康阜；梗顽虽化，而民情未尽淳良。皆由水旱靡常，丰歉各异，此朕寤寐孳孳不能释也。以大士之力，庶几慈云法雨甘露祥风，使岁稔人安，万姓仁寿，則普济之功，即时雍之上理，是朕之心也。夫爰书翰，简勒诸穹碑，垂示无尽云。”（案：此处原文引述自普陀山志，下面是根据英文的翻译。）
“我们(皇帝说，如果我们可以把他自己的话略为简略一点的话)恰巧在这个时候在浙江西部，派了一个特别的使者来主持复辟工作和祭祀。又从国库中捐出金子，使殿和廊子用朱红色玉造成，都显出美好的样式。石头和木材都是由国家出钱提供的：我们的臣民没有被要求提供劳动力或材料。我们所做的一切，首先是出于孝顺的动机，其次是为了让神赐予我们全体人民幸福和繁荣。从孩提时代起，我们就一直在认真学习儒家知识，始终抱着学习一个好统治者应尽的职责的目标。我们没有时间去细细地了解佛教的圣书，因此我们没有资格讨论这种信仰的更深层次的奥秘。但是，我们满意地看到，“美德”这个词表明了两种制度的本质。我们还发现，上天乐于赐予生命和营养，仁慈慈悲的菩萨热衷于拯救所有的生物。一个创造，另一个拯救，但没有对立，没有目标的分歧。我们，上天的祈求者，得到了长久统治的恩惠。我们已经统治这个帝国四十多年了。现在武器已经被放下，帝国处于和平状态。然而，我们知道，我们的人民还没有摆脱忧虑和悲伤。他们的痛苦不仅来自于他们本性的不完美，而且也来自于命运的反复无常和其他一些他们无法责怪的情况。如何增进我国人民的福祉是一个给我们带来许多忧思和焦虑梦想的问题。让我们向慈悲的观音祈祷，让她从她的恩典中给我们的人民降下属灵的甘露和律法的甘露，愿她赐给我们的人民丰收，和煦的风，和平，和谐，长寿的祝福。最后，她会带领他们走向她给予宇宙万物的救赎。这就是我们的愿望。愿我们手所写的铭刻在高大的石碑上，使我们的旨意传与后代。
就这样，满族皇帝中心胸最宽广的一位，向普陀山表达了他的亲切友好和对守护神的尊敬。作为儒家正统学说的帝国支柱，他经常不得不在他的公开演讲中，作为所有虚假或异端学说的谴责者，在这些学说中，严格的儒家主义者毫不犹豫地对佛教进行分类。但这位伟大的统治者不是暴君，也不是偏执狂，就连经常光顾他的宫廷的天主教神父们自己也是近乎狂热的偏执狂，他们也不得不感激地承认这一点。虽然他成为佛教和皈依基督教,他对佛教僧侣和耶稣会牧师与高贵的宽容和宽宏大量,除了他其他优良品质的政治才能,他在统治时期被认为是最聪明的和最好的统治者和作为一个最好的中国文明帝国的理想的化身。
普陀山接下来的一个重要建筑工程是在雍正(1723 - 1735)统治期间进行的，雍正是伟大的康熙的继承者。当时“南方”和“北方”的寺院都进行了部分重建，工程(完成于1733年)是在皇帝的赞助和支持下完成的。其中一名当地官员广东人黄应熊被命令不时到岛上视察，并汇报工作进展。他写了一篇关于这个岛极好的地形描写，其中他有趣地提到了皇帝对“三教”的宽容。他说，陛下不仅修复了普陀的佛教寺庙，还修复了山东曲阜的孔庙和江西“龙虎山”的道教寺庙。
自康熙、雍正统治以来，岛上及其寺院从未发生过严重的灾难，只是有时需要进行修复和翻新，后来的几位满族皇帝，包括乾隆皇帝，都对僧侣和他们的命运产生了实际影响。在这些君主中，还必须包括那个不祥的女人，她对自己无与伦比的机会可怜地滥用，她也必须对最古老帝国宝座的可耻崩溃负主要责任。她最喜欢用一种特殊的方法来表示她对普陀山庄严的善意：那就是让自己坐在睡莲中间，假装自己就是从海上优雅地出现的观音。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很难找到一个比那个把皇帝的心上人扔进井里的可怕的老太婆更能代表这位温柔而富有同情心的“慈悲女神”的人了，还有就是当她的仆从们试图在宫门内屠杀陌生人时，她却去了宫湖野餐，此时的她找不到比下令暂时停止轰炸一座外国教堂更令人头痛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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