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问母亲我是从哪里来的，母亲总是给出那个很没创意的回答：“你是垃圾桶里捡来的。”
我从小就是被母亲吓大的，自然不信这种敷衍我的说法。虽然那时我还不知道答案，但是心里一直对那个“捡”字非常介意，特别是在每次不听话挨了打以后，这句话就一遍又一遍地浮现在脑海之中，这种隐忧伴随着我度过了幼年时光。
1998年的那个盛夏，究竟发生了什么？
时间回到我出生的那一天。
自从父母的新房也被告知即将面临拆迁后，一大家子人临时搬到了这里。市场顶楼有一大一小两室，都是公家的财产，所以这里算是临时租住的处所。一家人住在较大的一间房，另一间房的大门钥匙坏了，也没有人来修，一直空置着，就被我们当做了杂物房。
这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早晨。大暑将至，天上没有一朵云，阳光照射着马路和屋顶，透过南市场顶楼搭盖的一户房屋的窗户映下一片阴影，窗外的蝉鸣声嘈杂不止，好像也对闷热的天气感到厌烦似的。
距离母亲的待产期还有一个月，全家人都在期待着新生命的到来，但毕竟是没到待产期，大家仍然各忙各的——父亲在支队上班，祖父去邮票市场寻找心仪的邮票，祖母脚踏着缝纫机踏板为她即将出生的长孙缝制衣服，姨妈在厨房准备午饭，曾祖母在客厅看着京剧，或许有时还能跟着哼上几句。
母亲在房间里休息。她隐隐的觉得身体不舒服，然而还没有等到父亲回来，她已经意识到——孩子要生了！
一家人瞬间忙作一团，叫了车就把母亲往医院送。父亲在单位接到家里打来的电话，又惊又喜，给领导捎了个口信，马不停蹄地往医院赶。
生产或许是在医院中唯一一件能带给人们期待和希望的事，但过程往往充满了痛苦、紧张甚至意外。我很难想象那天母亲和我的家人们经历了什么——从早上十点直到第二天凌晨，愣是迟迟没能定下我的出生时间。
医生说有难产的可能，建议实行剖腹产。父亲还在考虑时，姑丈叫来了帮手——一个经验丰富的妇产科主任医师，神奇的摆正了胎位后，我是终于肯出来了。
这时离早上五点仅差一刻，远方的天空已经逐渐准备脱离黑幕的笼罩，微微的泛出模糊的白光，这一天总算是结束了。
但谁都知道，操心的事还在后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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