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与虫子，学校和梦
上一篇文提起过，我经常会做一些稀奇古怪的梦，例如梦见以前读过的学校。有时会梦见小学初中和高中的同学都聚在一个校园里，当你试图去看清他们在干什么时，突然就醒了，然后不管怎么努力去回忆都是徒劳的，只依稀记得一个模糊的场景。
其实我真没那么喜欢念过的学校，因为喜欢读书，所以顺带接受学校某些近似苛刻的规章制度，例如不准留长头发，例如生理期也要参加体育活动；因为喜欢放假，所以也顺带喜欢考试；因为喜欢考试，所以也短暂地停止了对应试教育的吐槽。
十八岁以前的日子是最无忧无虑的，因为我们的忧我们的虑都会有一帮人替我们承受了。就像是种在坛子里的花，有人会定期给你浇水，施肥，杀虫，你什么都不用管，只管生长，只管努力开出鲜艳芬芳的花，不过你一刻也别想着长歪，那些你自以为长相独特的枝叶，也会有人定期来修剪，在他们看来，这些都是多余的，你只管开花就好。
偶尔试图去怜悯那条趴在你身上，靠你的枝叶延续生命的小虫，然而这也是不允许的，总会有人扒开层层叠叠的叶子，把被你遮掩得严严密密的小可怜虫找到，弄死。
安安分分的学生身边从来不允许顽劣的学生出现，我们都是这样长大成年的。
小学时住在镇上祖父母家，上二年级跟邻街的文文同班兼同桌，他祖籍浙江，父亲在邻街开钟表店。不知他是不是在广东出生的，广东话说得不怎么好，经常遭同学取笑，加上成绩也不好，被老师点名批评是常有的事，时间长了就越是个性懦弱，胆小怕事。
班上跟他走得近的只有三名男孩，有两名男孩成绩优异，父母都是教师，有一名跟他一样，作业全靠抄。
他们经常一起上下学，有时经过祖父母家，会推搡出一人在门外大声喊我的名字，那个人必然是胆怯的文文。祖母以为是同学来邀我一起上学，一边催促我快些吃，一边到门外应答，而四名男孩早就笑笑闹闹走远了，那不过是孩子间习以为常的恶作剧。
那时他的作业基本上都是抄我的，上了三年级他还是跟我同桌，依然抄我的作业，一个暑假回来又胖又黑，更没存在感了。有一次上数学课，他低声问我一个问题，我没有听清楚，他又问了一声，被数学老师发现了，以为他在打扰我，数学老师很严肃地对我说：“有些人你大可不必理睬，都是些无关紧要的人。”
这句话太重了，哪怕我当时只是一个十来岁的孩子也听出了话中的味道，这不应该是从一名人民教师的口中吐出来的话。
我的脸突然就热起来，偷瞄了一眼旁边低头一言不发的男孩，我觉得我对不起这个少年。下课后，才知道他不过是想跟我借一下笔芯而已。
到了五年级，按性别分座位，他跟他那成绩很烂的哥们分到一块，依然抄我的作业，唯一跟以前不同的是被老师批评的时候再不是孤身一人。
一名成绩很好经常跟他上下学的男生随调去别处任教的母亲一同转去了别的学校，暑假去河里游泳，溺水死了，知道消息的我们心情都很沉重，只有他一个人哭了。
班上经常取笑他的男生说他是在做戏，我不相信一个十来岁的孩子会有这样的心机。
上初中后再没见过他，乃至在以后很长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不曾记得曾经有这个小伙伴。
等我从很远的地方归来，镇上的街道已重新规划建筑过，祖父母住过的那所葡萄牙式老房子被转卖给了一对老夫妇。
文文家的钟表店搬到了另外一条街上，名字没变，只是换了广告牌。三个月前，去他家的店修理墙钟，听他那个在本地出生的弟弟提起，他回了浙江老家结婚生子了。
时间过去太久了，有些人即使站在面前也不一定认得出来，我只希望他的孩子比他小时候聪明，一辈子都不会遇到那样的老师，努力长成花的样子，不嫌弃每一条虫子。
从高二开始，我偏科严重，理科经常高挂红灯，幸好老师没嫌弃我这条拖累班上理科总体成绩的虫子，一遍遍来劝说，“要想考试不累，必须文理搭配，不能厚此薄彼。”诸如此类云云。
好不容易终于熬过了高考，以为摆脱了坛子的束缚，就能按照自己的想法，自由地长成心中想要的样子，结果我们还是太天真了。
刚到国外的时候，吃过语言不通的苦头，被西语狠狠地为难了一番，残酷的现实把来时的斗志打击得荡然无存，有种无力的错觉，以为自己终于也要变成一条虫了。
身边的房东太太和一班印第安朋友，一遍一遍地竖起大拇指，用很朴实无华的话对我说，“你行的，你好厉害。”至今记得他们柔亮的双眼，像黑夜里指明的灯。
无数个无数个出现学校的梦，从来都没能做完整，只记得那些熟悉的稚气年少的脸，一晃就过去了，这些梦究竟想给我提示什么，我真的一点都不知道。
也许潜意识里我是喜欢学校的，只是不愿承认而已，就好像外人眼中我一直都是成绩优秀的，没人知道我也曾当过虫子。
想象中美好的东西，一定希望现实中也是美好的。
我们似乎从来不曾与梦见的人和物相遇，只是一直反复会梦见。
也许吧，经常做梦，只是因为现实生活中缺少重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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