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有一个学生可能是看我走路吃力,就问我:老师,你为什么不坐轮椅?我说:我能站着不坐着,能坐着不躺着。
如果不是外出旅游着实不方便,我是不是还没有坐轮椅的打算呢?
我的第一个轮椅是早就有了的,是香港一位爱心企业家捐的。轮椅不是直接给我的。我的一位朋友打电话问我要不要?我犹豫了一下,回答说:要吧!现实就是现实,我会比其他人更早地被局限在家里,床上!我认为,最严厉的处罚不是死刑而是终身监禁,剥夺自由终生。
我就是那个从来到这个世界刚刚七个月就被宣判监禁终生的人。世间召唤我来,我应声来了;命运拿去我的自由,我不甘心!我努力踯躅在上学、上班的路上,竟然收获了很多。尝到甜头,我对自由的渴望更加强烈。有一次单位连休三天,我在家里连待三天没出门。忽然想起了一句话:“从门到窗是七步,从窗到门是七步。”这是捷克作家伏契克《二六七号牢房》中的一段话,便有恐惧感涌上心头:这节衣缩食买的斗室,这为了缓解疲劳的床,有一天,将是我无奈的牢笼吧!相比之下,如果我必须坐轮椅才可以出行,那我就先备好吧!
轮椅进家的那天,姐姐坐在上面转了两圈试了试,被母亲严厉呵斥。我当然比谁都知道,母亲心里的痛有多深。她23岁上有了我,她的命运就遭遇到了更多的不堪。如果说,我最渴望母亲笑口常开,那是因为我母亲很少开怀一笑。我不想说,我是剥夺了母亲快乐的人,但是,母亲经历的艰辛、拮据一定是和我有关系。直到现在,年近八旬了,还在敦促我去看医生,还说攒钱给我做医疗费,还说如果可以打算把她的腿移植给我,问我要不要……。我理解母亲对轮椅的强烈反应,她的内心深处和我一样。我们希望别人看到的我越来越好,而不是越来越差,竟然坐上了轮椅。家人,从老到小,没有谁动用我的拐杖,从不敢玩也不当工具用,这是不成文的家规和自律。电视台第一次做我的专题拍片子,我第一次面对自己走路的样子,脸上火烧火燎,心往嗓子眼跑,眼皮沉的睁不开。倒是女儿爸爸和女儿非常坦然,认真地从头到尾看了,说挺好的。
当女儿工作,有条件安排我旅游的时候,轮椅派上了用场。起初,我是硬着头皮坐上了,然而正是因为有了轮椅,在整个旅程,给同行的亲朋减少了很多麻烦。他们推着我前行,赶车、赶飞机都特别方便。在各种景区、博物馆轮椅轻便自如。女儿爸爸童心不泯,常常推我靠水边走,故意把轮椅向水边歪;或者下坡时撒手车把“恐吓”我。我惊叫,他们大笑。旅途多了开心,于是我渐渐地接受了离不开轮椅的现实,脸色不那么凝重了。在北京街头,有一个人跟着我们走了好长一段路,然后问我:你们是拍电影的?我一头雾水,摇摇头。她说:看不出你哪儿有毛病!我开心地笑了。类似的事情有过好几次。
在外地适应了轮椅,回来也就不怕熟人的注目了。其实,到现在,也没有人问:“你坐上轮椅了?”是不是人家怕我不舒坦刻意回避了这个问题,还是意料之中,我不坐轮椅谁坐轮椅?……。这些根本没必要去纠结,如果纠结只能是自己给自己找别扭吧。
几年之间,我已经经历了三个轮椅。因为喜欢史铁生的作品,姐姐推着我,专门去过地坛公园,寻觅史铁生的车辙;因为喜欢莎士比亚,姐姐和我在北京街头徒步,历时五小时到中关村图书大厦买了他的全集;因为喜欢旅游,我和我的轮椅已经踏出过国门,坐过快艇,上过山下过海了!女儿说,打算再给我买个好的。人家的孩子孝顺父母吃穿玩,我的女儿不但惦记我这些,还操心我怎么行得更远更久更长更方便……当我的母亲,第一次看到我坐在轮椅上,她呆呆地目送着。我走出老远,回头看,她还站在原地。我朝她使劲挥挥手,不管她看到看不到,我还是向她灿烂地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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