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的过程和结果会改变一个人的观念。打得太顺利就会野心膨胀，打得太艰苦就会消弭壮志。前者的典范是虎视何雄哉的秦始皇，灭秦诛项的汉高祖刘邦是后者。惨烈的反秦战争与楚汉相争让汉高祖意识到，秦始皇的纯郡县制难以维持，楚霸王的分封制更是祸乱之源。他决定把汉家天下重新分成两大块，让郡县制与诸侯国并存。
据《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第五》的记载，刘邦分封了齐、楚、荆（吴）、淮南、燕、赵、梁、代、淮阳、长沙等十个诸侯国。从山西太原到辽东半岛，从黄河长江到五岭以南，几乎原六国地区又被分封出去了。也就说，西汉帝国把打下来的地盘又吐了出去，将半壁江山划给诸侯治理。这难道不会引发新一轮战乱吗？
事实证明，战乱确定爆发了，但战争烈度远小于楚汉相争时。汉室毫无当年西楚霸王项羽四处救火的窘迫，几乎次次都能迅速平叛。为什么楚汉对分封诸侯的控制力差距那么大呢？
郡国并行制：放权分红，还是果断甩锅？
在汉武帝以前，整个汉朝的地盘都没秦朝大。秦始皇南平百越、北驱匈奴的成果，汉高祖都没能保住。北方的匈奴冒顿单于在白登之围中给了刘邦一个下马威，身经百战的初汉君臣也只得与匈奴和亲，回避大规模冲突。南方的故秦南海尉赵佗自立为南越武王，汉朝无力举兵远征岭南，只能以外交手段安抚。南越国名义上对汉称臣，事实上的独立。
其实刘邦甫定天下时就马上推行了郡国并行制。他并不打算全盘继承始皇帝的遗产。履行垓下之战前与各路诸侯王的盟约是直接原因。
当年楚汉争霸数年，诸侯立场摇摆不定。项羽分封不均引发众怒时，诸侯打着为被项羽害死的义帝报仇的名义讨伐西楚。但彭城之战大败后，诸侯又纷纷叛楚归汉。随着楚汉在荥阳、成皋一线打成僵局。楚将出身的九江王英布叛变项羽，汉将韩信灭齐后也趁机要求做齐王。若不是刘邦采纳张良的计谋许诺封韩信为齐王、彭越为梁王，韩信、彭越、英布等诸侯根本就不会合围项羽。
从某种意义上讲，刘邦分封的异姓诸侯王，实为汉并天下的合伙人，不得不封。最初的分封诸侯有楚王韩信、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韩王信、长沙王吴芮、燕王臧荼、赵王敖。刘邦自然不甘心，但他不敢直接跟这些大小股东翻脸。因为西汉朝廷目前力量不足。
反秦战争时期，秦朝与反秦诸侯在各个战场投入的兵力合计接近百万。但到了垓下之战时，汉军集诸侯之力仅凑出三十万兵马，楚军仅余十万人。从这两组数字对比可知，此时海内民生凋敝、郡县空虚。
显然，刘邦分不出太多兵力坐镇关东，尤其是距离关中最远的燕、齐、楚之地。按照秦朝的教训，新征服地如果没有大军镇守，很容易让叛乱势力发展成气候。他只能把广袤的原山东六国地区重新分封出去，奖励参与诛灭项羽的异姓诸侯王。后来他又寻机铲除了大部分异姓诸侯，重新调整封国，以刘氏皇族子弟取代而之。除了长沙王吴芮外，另九个诸侯国都姓刘。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刘邦怎么调整封国，诸侯都成了阻挡北胡和南越的屏障。十五郡与僻处岭南的南越国不接壤，跟匈奴也只有万里长城的秦地部分接壤，燕赵之地的防务完全丢给了诸侯国。若非把北胡南越甩锅给诸侯，西汉也没法安心休养生息、无为而治、伺机敲打诸侯。
汉帝国的基本盘——故秦十五郡
直到高祖末年，西汉朝廷真正能控制住的地盘只有十五个郡级单位。初汉十五郡分别是内史、陇西、北地、上郡、汉中、巴、蜀、河南、河东、河内、南阳、南郡、黔中郡、东郡、颍川郡。如果对照秦灭六国前的地盘，我们会发现两者惊人的相似。区别在于那时的秦国没有颍川郡，但比西汉朝廷多了太原、上党两个郡。换言之，汉高祖实际掌握的地盘比秦始皇发动统一战争前还略小。
当年秦并天下，初设三十六郡，后又在南平百越、北驱匈奴时增设新郡，拆分重组旧郡。据《秦代政区地理》考证，秦朝灭亡前共设有五十四郡，依然符合秦人“数以六为纪”的文化偏好。
秦始皇威加四海，尚不能避免帝国二世而亡。光凭这数量不到秦郡一半的地盘，刘邦能守住江山社稷，不重蹈项羽被诸侯围攻的覆辙么？事实证明，居然可以！
项羽分封诸侯是把原战国七雄全部肢解，但六国遗老遗少还活着的时候。这势必激化原反秦同盟的内部矛盾。西楚握有九个郡，实力强于其他诸侯。但其最西边的南阳郡被秦人经营多年，和关中秦人一样只认同汉王刘邦。而且项羽的地盘处于各方夹击的内线，是四战之地，很难长期维持统治。
刘邦的郡国并行体制则不同，六国的遗老遗少大多被战争摧毁，分解六国地盘的阻力小很多。最重要的是，刘邦坚持秦地本位政策，把原六国地区按其内部传统地理单元拆分，又把西汉中央直辖地还原为灭六国前的秦国，在基础国力上进一步拉大与关东诸侯的差距。
西汉《二年律令》曰：
“制诏御史：其令扜关、郧关、武关、函谷、临晋关，及诸其塞之河津，禁毋出黄金、诸奠黄金器及铜，有犯令……”
这五道关以西都属于“关内”，构成了拱卫西北关陇和西南巴蜀的最后一道重要防线。而在五关之外，仍有大郡做挡箭牌。
河南、河东、河内三郡控制了整个黄河中游，是临晋关与函谷关方向的屏障。南阳郡和颍川郡则是武关的屏障。南郡则是郧关和扞关的屏障。除了最东部的东郡位于四通八达的平原外，上述郡都有利于防守的高山大川，让东部诸侯非经血战不能攻克。
以西制东——战国晚期格局的改良版
汉五年，高祖本欲以雒阳为都。雒阳本在天下之中，便于减轻关东地区的赋税转输负担，秦朝社会矛盾激化因东部郡县转输路途过长、负担过重有直接关系。而且占据雒阳可以控制东西交通枢纽，以最快的速度镇压东部诸侯中的不安分子。
文武百官大多希望定都雒阳，齐人刘敬和留侯张良却力劝刘邦定都关中。俩人的谏言各有侧重点，但中心思想都是“以西制东”四个字。
雒阳的地势不如关中险要，土地较少且没那么肥沃。更重要的是，朝廷以故秦十五郡为中央直辖地，雒阳的位置过于突前，跟关东诸侯国挨得太近。跟自己赖以起家的关中还隔了函谷关、武关。万一诸侯叛汉，刘邦很容易陷入诸侯合围，重演当年被困在荥阳、成皋时的狼狈样。
中国的地理形势决定了东西两大板块天生容易产生分离倾向，占据中部也无法有效镇住两边，要么以西制东，要么以东制西。秦灭六国时看似以一敌六，实际上是一体化的西部势力在控制了中部交通枢纽后进击分散的东部势力。刘邦是关东人，但他并天下的资本是西部秦地势力。既然以故秦十五郡为基本盘，选择以西制东的方针也是必然之举。
刘邦的核心任务是以最小的成本维持汉家天下。东部无力控制只能分封给诸侯，但西部和中部必须牢牢握在手中。汉六年春，刘邦把韩王信迁徙到了太原，令其防备匈奴南下，借此把颍川郡拿回来。同年，齐王韩信被贬为淮阴侯，齐国被分为二，封给皇子。其中，新齐王是皇子刘肥。
如此一来，“吕梁山-太行山-黄河-嵩山-桐柏山-大别山-云梦泽-洞庭湖”等天险以西地区尽归汉室，还延伸出了个东郡跟齐国接壤。这酷似当年秦国远交近攻，以东郡和齐国盟友来分割燕赵与梁楚等诸侯联系的战略布局。我们很快就会看到这个布局的意义。
即便是东部诸侯的上策，也难威胁汉室
汉十一年，韩信和彭越先后被杀，淮南王英布铤而走险，起兵叛汉。他曾是项羽手下的头号战将，握有九江、庐江、衡山、豫章四郡之地，是个让汉朝君臣颇感棘手的劲敌。故楚令尹薛公向刘邦进言道：如果英布出上策，汉朝将失去山东之地；出中策则胜负难料；出下策必败无疑。
上策是东灭吴国，西取楚国，吞并齐鲁，传檄给燕赵，煽动整个东部诸侯叛汉。
中策是东灭吴国，西取楚国，攻占韩魏，夺取天下第一大仓——敖仓的粮草，扼守成皋要塞，跟汉军在当年楚汉相争最激烈的地方交战。
下策是东灭吴国，西取下蔡，然后兼并越地和长沙国，偏安东南一隅。
英布在叛乱之初风头正劲，但他在攻克吴楚后选择了下策，最终被刘邦率领的汉军主力击败，死得很窝囊。
我们不难发现，即便英布选择上策，只要不能攻克齐国，就无法跟北方异姓诸侯串联。纵然能实现上策的所有意图，也不过是回归秦始皇灭六国前的格局，依然撼动不了西汉朝廷的统治根基。
汉朝在关中建首都，等于是扼住了天下的咽喉，拊其脊背，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关东诸侯安定之时，关东赋税由黄河、渭水输入关中；一旦诸侯生变，可以顺流而下讨伐；即便整个山东都乱了，朝廷也能完整保全秦国故地，以一体化的西部势力来慢慢消化分散状态的东部势力。
所以，直到七国之乱时，汉朝的郡国内战依然是在东部地区打，战火压根就没烧到五关防线。叛乱的诸侯兵败后，被朝廷割去了大片土地，汉朝中央才真正控制住整条万里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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