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书补遗卷三·四一】
西江曹星湖龙树，大宗伯地山同年之侄也。出知如皋，与余未识面，而时时以诗往来。《劝农》云：“九陌千畴绣错开，停舆荫借绿云槐。羡渠扶杖迎官者，白发飘萧领队来。”“农忙翻为看官闲，戴白垂髫喜动颜。莫道使君耕未晓，使君来也自田间。”“鸦鬟小女学当家，阿母教同坐绩麻。触目新红春似海，抽身偷戴满头花。”《桃叶渡》云；“小艇盈盈隔，红楼处处家。昔时花映水，今日水流花。”数首皆有芬芳悱恻之情。
西江，也称江右，古人叙地理，以东为左，以西为右。江右，即长江下游以西地区。后以称江西省。
曹龙树，字松龄，号星湖。江西星子人。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举人。历任江苏沛县、桃源（今泗阳县）、如皋等知县，江宁江防同知，江南乡试同考官。著有《星湖诗集》、《养云精舍文集》、《星湖如皋攀辕集》等。
大宗伯，官名。礼官，掌管邦国祭祀鬼神的事务。《周礼·春官·宗伯》：“立春官宗伯，使帅其属而掌邦礼，以佐王和邦国。礼官之属，大宗伯一人，小宗伯中大夫二人。”大宗伯的职务是“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礼，以佐王建保邦国。”周朝称宗伯，汉朝称太宰。其职务，即后来礼部的职务，故后世称礼部尚书为大宗伯。
曹秀先，（1708年—1784年），字恒听，又字芝田、冰持，号地山，江西南昌新建县人。乾隆元年（1736年）中进士，选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充《世宗实录》馆编修官等职，后擢国子监祭酒、内阁学士，历工、户、吏三部右侍郎。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晋礼部尚书。受命在上书房总师傅行走，充《四库全书》馆总裁。卒于任，赠太子太傅，谥文恪。学问渊博，著述甚丰。有《赐书堂稿》、《移晴堂四六》、《依光集》、《使星集》、《地山初稿》、等存世。擅书法，取法钟、王，自成一家。
飘萧，音piāo xiāo，鬓发稀疏貌。杜甫《义鹘》诗：“飘萧觉素发，凛欲冲儒冠。”
戴白，典故名，典出《汉书·卷六十四上·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列传上·严助》：“戴白之老不见兵革”，意思是白发老人没见过打仗。戴白，头戴白发，形容人老。亦代称老人。
垂髫，音chuí tiáo，亦作垂龆。古时儿童不束发，头发下垂，因以垂髫指儿童。晋·陶潜《桃花源记》：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
使君，汉代对太守刺史的称呼，汉以后用做对州郡长官的尊称。《玉台新咏·日出东南隅行》：“使君从南来，五马立踟蹰。”
绩麻，指把麻搓成线。宋·范成大《夏日田园杂兴·其七》：“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
【闲言碎语】
曹龙树任如皋知县时，未曾见过袁枚，却常常给袁枚寄送诗作。袁枚称其作品颇有芬芳悱恻之情，将其诗收录在《诗话》之中。不过，我觉得，《诗话》收录其诗，或许有看在他是礼部尚书曹秀先侄子份上的因素，也不排除曹龙树后来到南京担任了江宁府江防同知的职务，双方有了进一步的交往而致。
诗话里提到的“大宗伯地山”在乾隆朝是个大名鼎鼎的人物。此公大名曹秀先，字恒听，又字芝田、冰持，号地山。袁枚称与其为“同年”，意思是同年参加科举考试并上榜的考生。实际上，袁枚在乾隆元年参加的是“博学鸿词科”考试，而曹秀先参加的是已经有举人资格才可以入场的正常科举考试，与袁枚不是同一类别的科举考试。袁枚在“博学鸿词科”考试落榜，后在乾隆三年中举人，乾隆四年才中进士。要与曹秀先论同年，郑板桥确实是在乾隆元年中进士的，只不过，郑板桥的仕途不顺，在山东范县（今属河南）、潍县当了十二年知县就辞官到扬州卖画去了。
一说到郑板桥，大家就想到了其“乱石铺街”似的“板桥体”书法作品，他用隶体掺入行楷，自称“六分半书”。虽然现在郑板桥的书法作品誉满天下，价值连城，可是在乾隆年间，其书法作品润笔无几，晚年生活颇为清贫。他六十六岁时次女出嫁，画兰赠女，题为“官罢囊空两袖寒，聊凭卖画佐朝餐。最惭吴隐奁钱薄，赠尔春风几笔兰”，令人心酸之至。但是，其同年曹秀先的书法在当时则是天价了。即便是天价，估计一般人花钱也未必能够买到啊。史书记载：以儒臣起家的曹秀先“博极群书，工于诗文，尤善书法”，“书法高古，纯写中锋力透纸背，人得片楮以为宝。石刻碑版甚多。尝进所刻敬恩堂移晴堂书课，赐御临黄庭坚尺牍，着赐书堂集”。乾隆极为欣赏曹秀先的书法，曾赞誉本朝有“天地人”有三位书家，他们分别是：张照(得天)、曹秀先(地山)、王杰(伟人)。张照，（1691年—1745年），字得天，号泾南，亦号天瓶居士，江南娄县人，进士。历官至刑部尚书，供奉内廷。乾隆时大书法家，常为乾隆皇帝代笔，擅长行楷书。王杰，（1725年－1805年），字伟人，号惺国，陕西韩城人。状元，历官至东阁大学士，总理礼部，兼上书房总师傅。史载，王杰参加殿试后，主考官拟录其为探花呈报御批。据说乾隆见到其试卷后，对书法大为赞赏，加上原拟录取的状元赵翼已任军机处行走，为避天下物议，遂将二人名次调换。王杰的高妙书法助其成为大清开国以来陕西省第一位状元。
曹秀先所处时代为乾嘉时期。金石考据发现了不少书法史料、碑刻，引发了碑学书法的繁盛，出现了以伊秉绶为代表的碑学大家，对当时的书坛有重大影响。但在官方，却是以乾隆为代表大力提倡的董其昌、赵子昂帖学。曹秀先作为位高权重的人臣，又因为应试深受“馆阁体”的影响，要走向野逸的碑学，像郑板桥那样写些怪书体，显然是不现实的。所以他的书法自然是“正统派”一路。他的作品和张照、刘墉等人一样，沉着端庄，圆健纯熟，浑朴宁静，古风弥漫。取法钟繇、王羲之，沉厚灵动，一丝不苟，无一怠笔，流露出个人的性情和才情。然而，艺术的生命与价值在于创新。经过二百多年的时光磨砺，郑板桥与曹秀先的书法作品，无论是评价还是价格，却扎扎实实的颠倒了过来，其相互之间的差距几乎不能在一个量级上比拼。郑板桥的书画作品，百十万元是起拍价格，几百万元的成交价屡见不鲜。而曹秀先的书法作品，只是在十万元以下，且买家稀少。由此可见，当附着在作者身上的官衔、权位失去耀眼的光芒，作者之间仅剩下作品进行比拼的时候，这才是真实的艺术水平的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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