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是有意义的，我们每个人活着都有特殊的使命，坚信这一点有助于我们驳斥“反正都是要死，不如不活”这一宿命论想法。
为了阐释这一点，我想再次谈及英格玛·博格曼令人难忘的电影《野草莓》。电影以伊萨克·博格的一个噩梦开场。
梦里满是死亡的象征，一个送葬队伍、没有指针的钟（象征着时间正被耗尽）。
伊萨克·博格发现自己躺在棺材里。他从梦中惊醒，害怕得几乎不能动弹，于是大声说：“我叫伊萨克·博格。我还活着。我76岁。我真的感觉非常好。”
醒来后，伊萨克企图忘掉噩梦想要告诉他的东西：他离死亡很近了。
于是，他再次申明他还活着以及他是谁。
伊萨克担心再做噩梦、再次碰到死人，怎么也睡不着。
于是，他把全家叫醒，决定从斯德哥尔摩开车前往兰德，在兰德的一所大学里，他的自我将得到一次巨大的肯定——他将获得荣誉博士学位。
他需要马上让这件事情变成现实，他要证明自己还活着，要加强自尊感，驱走正在浮现的死亡焦虑。告诉他他正在接近死亡的噩梦，似乎增强了他进行自我肯定的需要，也增强了他趁着还有时间，赶快修复与家人矛盾重重的关系的需要，尤其是重新与儿子建立关系。
电影中的这段特写，阐释了我们行为的目的——与自我肯定、自尊以及死亡焦虑有着密切的关系。
然而，我们必须记住——可能听起来有些奇怪——我们对死亡的认识还很抽象。
正如弗洛伊德所指出的那样，我们一直扮演着观众的角色，即使在考虑自身的死亡时。就像伊凡·伊里奇所发现的那样，只有在将死之时，只有当我们的身体严重衰竭时，死亡才变得具象起来。
但是，不管我们是不是观众，我们心头一直萦绕着对孤独和终极分离的焦虑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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